明清之际的儒学·颜元·颜李学说的历史地位及其命运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颜元·颜李学说的历史地位及其命运

除颜元外，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李塨、王源和程廷祚等。颜元标榜“六艺之学”，道艺兼习，文武并重，在中国思想史上别具一格。但是，由于颜元没有外出讲学，其学传之不远。其弟子李塨几次游历，结识海内名流，“遍质当代夙学”，名倾朝野。李塨所至必宣传颜元学说。颜学之所以“发扬震动于时”，实赖李塨，因此世称颜李学。

颜、李标榜“尧舜三事、周孔三物”的事物之教，以反对宋明儒者的性理之学。他们认为，前者是“实学”，后者是“虚学”;前者“有用”，后者“无用”。“三事”典出《尚书·大禹谟》，“三物”典出《周礼·大司徒》，当时已多有学者指其为伪书，从而“三事”、“三物”是否为古来的传统也颇值得怀疑。但颜元认为，只要得到“习行经济”的路径，书的“真伪可无问也”(《习斋记余》卷三，《寄桐乡钱晓城书》)。这说明他在学术形式上的“复古”，是为了在思想内容上的求新。

颜元把这种“事物”之教具体化为“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类”。它曾被后人称为“沟通中西学术”的征实之学。上一世纪末有人说：“习斋以为，世间真学问，不外天文、律历、兵农、水火、礼乐诸有实用济民事，盖已窥见今日泰西学校之本。吾不意国初竟有此种人物。”(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丁酉一月二十一日条)按照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求，在文化思想上须相应地发展实用科学。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相对不发展，还没有产生出像欧洲近代那样的实验科学的思想体系，而颜李学派崇尚技艺、重视功利的学术思想，在理论方向上与之较为接近。李塨就曾主张“参照西洋诸法”，王源虽然主张驱逐天主教士出中国，但他还申言应当把那些懂得算法、制器的人留下来，这是当时很进步的思想，因而受到同代的科学家梅文鼎的赞许，称李塨“为转气运之人”。可见，颜李学说在清初进步思潮中占据重要地位。

清初社会进步思潮的特征是批评理学和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从这两个方面看，颜李学派与同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较，似乎更具有代表性。

先从批评理学方面看，颜李学派不仅反对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而且直接批评周、程、张、邵等理学开创者，毫不回避袒护，而顾、黄、王指评理学则多保留回护。这一点已为后人所认识。晚清学者谭献说：“遗民如梨洲、亭林，故是祥麟威凤，惟袭宋人余唾，亦多无用之言，有门户之习。不若颜习斋、李刚主，实践朴学，折衷六艺，为命世之儒也。”(《复堂日记》卷一)当代学者指出：“王、顾、黄三人在时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学的异端，但却在形式上还对理学抱有保留的态度。王、顾形式上左袒程、朱，黄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颜元不然，对于宋以来的道学家一齐推翻，没有一丝形式上的保留态度。”(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324页)

再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方面看，理学家声言“明体达用”，反对功利之学，结果养成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空疏学风。顾、黄、王三大家已经完全放弃了对理学空洞性的体认，不再讲“明体达用”，而是讲“通经致用”。他们批评理学“不以六经为根柢”(黄宗羲语)，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语)，试图通过“通经”来证今，寻求“致用”的根据。从这一点看，他们已离开了理学的轨道。颜李学派对于“致用”的态度更进一步。刘师培说：“先生(颜元)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习斋学案序》)颜、李所理解的“体”即是“礼乐兵农、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的学问本身，“体即具用，用，用其体”，不须再浪费时光去寻求“性理”或“六经”的根据，实际上，是要求摆脱理学教条的束缚。

颜李学派对经世致用作过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讨论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平书订》等书中。根据颜元“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思想，王源提出“不为农则无田”，“官无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的主张，反映了市井平民力图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它包含有民主思想的因素。为了鼓励发展工商业，王源又提出一种类似现代所得税的税制设想，这在中国税制史上是空前的。颜李学派这些主张虽然带有社会空想的色彩，但在当时国内各派经济学说中是呈放异彩的，它对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前人如章太炎、缪荃荪等都把颜李学派作为开当时社会风气之先的主要代表。章太炎说：“讫宋世则有程、朱，与程、朱立异者，复有陆、王，与陆、王立异者，复有颜、李。”(《章氏丛书·太炎别录》二，《答铁铮》)“自荀卿而后，颜氏则可谓大儒矣。”(《訄书·颜学》)又说，颜元弟子“李塨、王源亦皆惩创空言，以有用为臬极”(同上)。缪荃荪也说：“明季群奉王学，杨园(张履祥)起而宗朱，互相讥诋，均托空言。不若颜、李，折衷六艺，躬行实践，为名世之英，得用世之道。”(《艺风堂漫存》卷二)这些意见不无道理。颜李学派在学术上的贡献虽不及顾、黄、王三大家，但从社会思潮史角度看，这一学派较之顾、黄、王更为集中而鲜明地反映了清初进步思潮的特征。

大约在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间，颜李学说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陶窳说“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秦关稿序》);张伯行说：颜学“四方响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方苞说：颜学“发扬震动于时”(《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三，《刁赠君墓表》)，“立程、朱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同上，卷六，《再与刘拙修书》)等等，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当时，清初诸大儒如孙奇逢、陈确、陆世仪、顾炎武、傅山、王夫之、黄宗羲、费密、李颙已相继谢世。颜元此时也已作古，而李塨已成为学术界所瞩目的人物。万斯同负天下重名，时人誉为泰斗。他却说：“李先生继周孔正学，非我所及。”朝廷欲给皇子聘师，张廷玉、徐元梦二相国都推荐李塨。由于方苞阻征，力陈李塨老病而罢。

颜、李提倡“事物之教”、“六艺之学”，以复兴古代文化，热切地呼唤一个崇尚艺能、讲求功用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姗姗来迟。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日益严酷的压迫下，他们的进步主张被人冷淡。

到了颜元再传弟子程廷祚的时代，清廷随着统治力量的稳固和加强，开始对思想界进行严密的控制。

程廷祚是吴敬梓的挚友，《儒林外史》中的庄征君即以他为原型。他私淑颜、李，心仪其说。但处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他却惧怕“共诋程、朱”的罪名，不敢公开宣传颜李之学。虽然“其论学好议论程、朱”，但只是就“解经之是非离合”对程、朱发议论，而不敢像颜、李那样直接从“学问根本”上否定程、朱。

即使如此，当时的正宗儒学对于程廷祚思想仍不能相容。在江淮学者中，针对程廷祚的“议论程、朱”，曾展开激烈的争辩，如程晋芳对程廷祚批评程、朱深致不满，认为程、朱“不可轻议”，“诋宋儒如诋天”;姚鼐摭拾方苞唾余，以为李塨、程廷祚等由于诋毁程、朱，“率皆身灭绝嗣”(《惜抱轩文集》卷六，《再复袁简斋书》)。当时袁枚站在同情颜李学派立场上为程廷祚辩护，对程晋芳“诋宋儒如诋天”之论颇不以为然，写信给他说：“宋儒非天也，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 ……足下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窃以为不可。”(《小仓山房文集》卷一九，《与程蕺园书》)

当时汉学已进入鼎盛时期，正如吴则虞所指出：“本来是反清、反理学的思想武器，一变而为‘纾死避祸’的防空洞，再变而为‘孤芳自赏’的娱乐品，三变则为‘润饰鸿业’的点缀品，四变而成为束缚思想的绳索了。”(《论清初汉学家学术思想》，见《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号)程廷祚继承了颜学的思想传统，对宋学、汉学皆予反对，曾说：“墨守宋学者已非，墨守汉学者尤非。”(《颜氏学记》卷九)然而他毕竟势孤力薄，不能给当时思想界以很大影响。而在程廷祚之后的百余年间，颜李之学完全被淹没在理学、汉学所垄断的思想界。

到了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府中的戴望广求颜、李遗著，撰成《颜氏学记》十卷，时为同治八年(1869 )，上距鸦片战争近三十年，下距戊戌变法也近三十年。在这后三十年间，一些维新志士痛感国家政治腐败，受制于外夷，主张变法自强，他们需要一种沟通中西学术的理论。颜李之学适膺其选。这正如刘师培所说：“近世以来，中土士庶惕于强权，并震于泰西科学，以为颜氏施教，旁及水火工虞，略近西洋之致用，而贵兵之论，又足矫怯弱之风，乃尊崇其术，以为可见施行。”(《非六子论》)当时推崇颜李学说的思想家有陈虬、宋恕、梁启超等。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对颜李学派甚为推崇。他流亡日本期间，将颜李之学介绍给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尔后他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颜李学派给予很高的评价：“有清一代学术，……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旗帜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 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梁氏推崇颜李学派是因为他们思想有相通之处，即都主张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革，使社会朝着征实致用的方向发展。即使如此，颜李之学仍然受到顽固派朱一新、叶德辉、程仲威等人的拼命攻击。如程仲威说：“王荆公新法乱宋，千载下犹訾其学术之未至，犹或原其心术之无他。国初有颜元者，阳托《周礼》‘乡三物’之说以立教，而阴祖王氏学以诋宋儒，……此非特吾道之蠹，实本朝之蟊贼!”(《颜学辩·叙言》)

由于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的介绍和宣传，颜李之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使得一些政治上保守、反动的人物也来撷取、利用其思想资料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徐世昌以大总统的身份提倡颜李之学，倡组四存学会，成立四存中学校，编辑《四存月刊》，征求颜、李遗著，并将颜、李从祀孔庙。一时间，颜李之学风靡海内，当时即有讥其为“显学”者。清遗老刘声木对颜、李盛传，“与孔孟争烈”的情形大为不满，认为颜、李“皆直隶省人，与天津某君(徐世昌)为同省，尊颜、李即所以尊天津，阴以‘人杰地灵’四字煽动天下”(《苌楚斋随笔》卷六)。这是从另一方面对徐世昌的批评。虽然徐世昌提倡颜李之学的做法并不怎么高明，但也并非如刘声木所理解的那样浅薄。

存学会成立于1920年。在这前一年，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旧的封建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受到极大冲击。这时要直接提出尊孔、孟以号召天下就不那么灵了。尤其是孔、孟崇道贱艺的思想更不合乎时代的需要。这样，徐世昌便利用颜李之学在当时的影响来维系“世道人心”，企图以此阻遏新思想的发展。实际上，他名为尊颜、李，实际上是尊孔、孟。四存学会代会长李见荃就说过：“徐东海先生牖民觉世，正本清源，倡立四存学会，以颜、李为标准，实以孔、孟为依归，使朝野上下群趋于德行、道艺之一途，敛之为孝子悌弟之常，扩之即纬地经天之业。”(《四存学会三周年纪念演说词》，载于《四存月刊》1923年18期)

我们在考察颜李之学对后世的影响时，既要看到其学说本身与后世被推崇的联系，更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五四运动”前后，颜李之学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重“致用”的精神，二是其尊孔孟的思想。徐世昌主要是利用其尊孔孟的思想成分。当时一些志士仁人和爱国知识分子强调颜李学派重“致用”的思想，试图以颜李之学转变社会惰弱习气，振兴中华，抵御列强。青年毛泽东曾受到颜李之学的影响。他在1917年著《体育之研究》，对于颜、李其人深表礼敬。他说：“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该文中提倡“习动”，极斥理学习静功夫，其说与颜、李相通，似得益于颜、李。但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那时中国人已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颜李学说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