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定于一尊·魏了翁的“正心”“养心”思想

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定于一尊·魏了翁的“正心”“养心”思想

黄百家说：“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在确立理学统治地位方面，魏了翁与真德秀相为羽翼，并称其功。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历知汉州、眉州、泸州在蜀凡十七年。史弥远死，与真德秀并召至朝，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兼侍读，俄兼吏部尚书。官至佥书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卒谥文靖，学者称鹤山先生。事迹具《宋史》本传。他生平著述甚富，所著《九经要义》于孔颖达《五经正义》引纬书之说，皆加黜削，然其书主于注疏释文，故几无思想资料可采。他的思想资料主要见于《鹤山大全文集》(以下简称《文集》)。

开阐正学

魏了翁一生致力于转移风气，矫正士习。他的救弊之方就是推尊理学。当时正讳言理学，魏了翁为理学辩诬，指斥“伪学之禁”，与真德秀共同承接濂洛一派。史弥远为相时，对理学采取阳崇阴抑的政策，理学实际仍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嘉定九年(1216)，魏了翁上疏乞为周、程赐爵定谥，他在奏疏中说，“圣学”的兴衰关系着世道的治乱，孟子后，“圣学”不传，因而“治之日少，乱之日多”。至周、程出，圣学中兴，人“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因此应该褒赠周、程，“开阐正学”，以示学者趣向。(《文集》卷五，《奏乞为周濂溪赐谥》)

褒赠理学家在当时并非罕事，如嘉定二年(1209)谥朱熹曰文，嘉定八年谥张栻曰宣，嘉定九年谥吕祖谦曰成等等。但魏了翁为周、程请谥，却是不同寻常的事。这是因为谥法历来限以品秩，朱、张、吕诸儒皆曾显仕于朝，而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皆未大用于时。此其一。二是因为韩侂胄打击理学，积怨甚深，史弥远表彰先儒，以示更辙，实出于政治需要，而非即以理学为国是。魏了翁推尊周、程，独以理学为正宗，致使有司迟迟拖延，未能讨论施行。经过魏了翁一再奏请，加上一些朝臣的舆论支持，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始谥周敦颐为元公，谥程颢为纯公，谥程颐为正公，正式褒扬了周、程开创理学的功绩。于是各州郡纷纷为周、程等理学家建立祠堂，魏了翁应各州郡之请，屡为周、程祠堂作记，表彰弘扬，张大理学旗帜，如他说：“不有周、程诸子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同上，卷四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又说：“夫人生于两间而与天地同体，出乎百世之下，而与圣贤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说反而求之，寡欲以养其心，养心以极于无欲，则是心之运，明通公溥，岂有一毫之私间哉!”(同上，卷四四，《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依他的意见，不有周、程，人将“泯泯愦愦”，得闻周、程之说，人始如“大梦之醒”，知有性命之奥、无欲之教。

理学家自称独传孔孟之道，但他们一些说法显然与孔孟有别。例如，孔孟之学“不以性命为先”，而理学则以性命为“义理之源”、“群言之首”;孔孟之学讲“寡欲”而不言“无欲”，而理学则以“消尽物欲，纯乎义理”为圣人之道。这不能不使一些学者产生怀疑。对此，魏了翁在《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和《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两文中，引经据典，奋智逞辞，极辩性命之奥和无欲之教是圣人学旨。

性命为先

魏了翁从“性命为先”、“自寡欲以至无欲”的理学立场出发，不断地指摘时弊。他指出，自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理学家死后，后生晚辈不明义理，流入俗学、异端，他说：“近世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诸儒死，士各挟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记问，学之末也，今又非圣贤之书而虞初稗官矣;虚无，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呗土木矣;权利，谊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遗而锥刀毫末矣;词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骚选之文而淫哇浅俚矣。”(同上，卷四三，《道州宁远县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记》)

正因为理学未尊，学术不正，因而士子揣摩时尚，奔竞仕途，热衷功名利禄，而不以道德为心。魏了翁说：“嘉定以来，虽曰更辙，然后生晚学，小慧纤能，仅于经解语录揣摩剽窃，以应时用，文辞剽浅，名节堕顿。盖自始学，父师所开导，弟子所课习，不过以哗众取宠，惟官资、宫室、妻妾是计。及其从仕，则上所以轩轾，下所以喜悦，亦不出诸此。”(同上，卷一六，《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疏》)他认为，习俗败坏的原因，在于取士不以其道，有国者不是以品行名节作为取士之本，而是以权谋利禄作为操世之具。上行下效，风俗日卑。因而魏了翁倡言转移风气，推尊理学，加强封建道德教育。他在《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疏》中说：“愿陛下毋以书生为迂腐，毋以正论为阔疏，敷求硕儒，开阐正学。”在魏了翁、真德秀的合力倡导下，理学不久即崇隆起来。周、程、张、朱之书满天下，人人争诵，因而又出现了新的流弊。魏了翁指出：“自比岁以来，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而诸儒之书，家藏人诵，乃有剽窃语录，袭义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为规取利禄计。此又余所惧焉者。”(同上，卷四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

士子诵说理学语录，高谈性命义理，借以文饰口耳，猎取功名利禄，对于六经反而置之不问了。魏了翁因而强调“道贵自得”。他不赞成“多看先儒解说”，而主张“循环读经，以自明此心”。他说：“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见活精神也。”(同上，卷三六，《答周监酒》)

这是他所提倡的学风。魏了翁不依傍门户，跟着别人学舌，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见活精神”一语，不惟有惩于学子的“剿说”偏弊，实际也凝聚了他自己的治学经验。

魏了翁的治学路径，始习朱熹、张栻之说，而后寻研六经，有得于“心”，自言“今是昨非”，转而尊信“心学”。

心命万物

魏了翁发挥了邵雍“心为太极”的思想。他说：“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同上，卷一六，《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他所谓的“心”，是指“人心”，但不是个人的私心，而是天下万世的公心，即所谓“天理”，“千百载而一日，亿万人而一心”(同上，卷四九，《简州三贤阁记》)。此“心”会通义理，统帅气质，魏了翁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根于理者为仁义礼智之性，禀于气者为血肉口体之躯。而心焉者，理之会而气之帅，贯通古今，错综人物，莫不由之。”(同上，卷四六，《程纯公杨忠襄公祠堂记》)正因为有此“心”，人们才能对古昔圣贤的思想得到理解和继承(“贯通古今”)，对世人的思想取得联络和交流(“错综人物”)。这种“心”，就是天下万世的公心。这种天下万世的公心也就是宇宙之心，即天理。魏了翁说：“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万物也。”(同上，卷一五，《论人心不能与天地相似者五》)

“邵子曰：‘先天之学，心法也。万化万物生于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谓学者，盖如此。”(同上，卷五三，《四明胡谦易说序》)

“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者乎? 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同上，卷一六，《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

这是说，“心”无限广大，产生万化万物，是世界的主宰。此“心”之外没有什么“天地神明”。

魏了翁说：“人与天地一本也。天统元气以覆万物，地统元形以载万物，天地之广大，盖无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备万物之体，以成位乎两间，以主天地，以命万物，辟阖阴阳，范围造化，进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贵盖若是。”(同上，卷一五，《论人心不能与天地相似者五》)人与天地同生于“一本”，这“一本”也就是“心”。人成位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万物中的一分子，不是普通的一分子，而是“至重至贵”的一员，人之所以“至重至贵”，是因为人含具“主天地，命万物”的“心”。

魏了翁这种心本思想与真德秀的尊“天”思想恰成鲜明对照。真德秀把苍天视为世界主宰，他说：“以苍苍者非天，则失之尤甚者。”而魏了翁认为世界主宰不是苍天，而是义理所安的“心”，他说“天非苍苍之谓也，陛下之心与亿兆人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同上，卷一六，《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真德秀劝君修德，托天命以言之。而魏了翁认为，苍天没有意志，修德做到心安于理就可以了。他说：“心之神明，则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则天理之所不可，天岂屑屑然与人商较是非也?”(同上，卷六五，《跋师厚卿致仕十诗》)因此，统治者毋须“祈天永命”，而应正心养心，虚己尽下，以求其“义理所安”。

黄百家述其父宗羲语曰：真、魏“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傍门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黄宗羲是心学学者，对魏了翁心本思想不无偏爱，但他说魏了翁不似真德秀之“依傍门户”，可谓确当之言。

真、魏两人同生于淳熙五年，同为庆元五年进士，同显仕于朝。虽然两人学术观点有所不同，但并未因此发生矛盾和冲突。在推尊理学方面，他们志同道合，并称其功。魏了翁甚至说：“生同志，死同传。”希望他们两人同垂青史，流芳百世。因此，当时以及后世评价真、魏两人，往往合而论之，毁誉与共。理学家称他们为圣学功臣，而反对理学人物则称“真某真小人，魏某伪君子”(金学鲁《真西山文集序》)。广大的下层人民对他们也表现出鲜明的爱憎。真、魏二人立朝有直声，游宦有民誉，中外交颂，日望其登宰辅，致太平。可是他们参与朝政后不久，人们就发现他们有名无实，过负众望。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积弱积弊，两人至朝，于治乱安危无一建树，却喋喋不休大讲“正心”、“诚意”的道学义理，因而受到当时下层人民的嘲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载：“端平间，真西山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鹤山督师，亦未及有所设施而罢。临安优人装一儒生，手持一鹤，别一儒生与之邂逅，问其姓名，曰：‘姓钟，名庸。’问所持何物? 曰：‘大鹤也。’因倾盖欢然，呼酒对饮。其一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遗。忽颠扑于地，群数人曳之，不动。中一人乃批其颊，大骂曰：‘说甚《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得!’遂一笑而罢。或谓有使其如此，以讪侮君子者，府尹乃悉黥其人。”

宋周密《癸辛杂识》云：“真文忠公德秀负一时众望。端平更化，人傒其来，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真儒之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及童马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言为不切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面!’市井小儿嚣然诵之。继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

这些材料不仅反映了下层人民对真、魏两人的厌弃，也反映了他们对一代理学的憎恶。

理学思想统治的确立，维护了封建制度。人们对理学表示义愤是很自然的。但是光表示义愤是不够的。理学能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除了理学家宣传、统治阶级扶持之外，还决定于理论思维自身的发展规律。理论思维总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理学建立起比先前唯心主义有较高理论思维的体系。而当时与理学相抗衡的事功之学在理论深度上是不够的。从这种意义上看，理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是有其必然性的，它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需要。“庆元学禁”是对理学的政治打击，而不是理论的克服。学禁既开，理学复盛。真德秀、魏了翁以他们的理学素养，“斯文自任”，成为确立理学统治的重要人物。理学从开创到确立统治地位，经历约一百八十年。此后在思想界统治了五百余年，到了清代为乾嘉汉学所代替，但其思想影响却一直延续到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