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魏晋南北朝政权的更迭和儒学的兴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魏晋南北朝政权的更迭和儒学的兴替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从曹丕称帝建魏，至杨坚灭陈建隋，中间凡三百六十八年。在此期间，魏蜀吴三国鼎立达四十六年;继而西晋统一中国约五十年;西晋亡后，南北分裂历时二百七十余年，南方相续经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北方则先后出现由五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十六个国家。加起来，在三百六十八年中间，出现了二十五个较大的王朝。

政权的频繁更迭，造成封建割据和长期的战争状态。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的表现是玄学的兴起，印度佛教的输入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传人，由此形成魏晋南北朝区域文化的发达。特别是西晋亡后，中原沦为北方强悍的少数民族的统治地区，从文化史观的角度看，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上述各种新的文化因素，在较大的二十五个王朝交替兴灭的过程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多文化趋势。但客观上又都是在殷周秦汉以来的大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儒学的传统在其中仍起着决定性的潜在作用，这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化所不应忽视的重要前提。正因魏晋南北朝区域文化的发达，和玄、佛、道思想的凌厉发展，使得儒学有黯然失色之感，因此历来学者对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均以玄学、佛学为重点，而对这一时期的儒学则很少瞩目。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和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学、医学、天文学、算学等各门学科一样，在中国文化史，特别是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自汉代开始，中国儒学便已与政权结合，长期推行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国教的作用。儒学之所以为教，在于其深入人伦日用之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儒学中所保存的丰富的礼乐典章制度和礼俗文物政教，都是任何形式的政权所离不开的。它不只是一种具有教化作用的意识形态，而且是组织社会、健全政府体制、指导为政者治理国家的一整套社会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儒学的这种社会政治功能或其社会化是玄学、佛学和道教所不能代替的。它是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制度，并被沿袭下来，这是与其它学说或学派的最本质区别。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玄、佛、道交相盛行，名士们或士大夫阶层口谈浮虚，但一当政权更迭或新政权建立，当权者便急需儒学指导，如撰定朝仪、制定新礼、改换服色、更建历法等。这些属于礼乐典章制度和礼俗文物政教的内容，在玄、佛、道的理论体系中是找不到的。本章所述即是在这一意义上，探讨儒学与各个新政权的关系以及各时期的政权对儒学所持的态度。

曹操政权与儒学

曹操崛起于北方，于建安元年迎汉献帝于许昌后，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大败袁术、袁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历史上虽然对曹操的褒贬不一，但基本上认为其所遵循的思想和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不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

曹操本人未完全否认儒学的作用，往往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曾有“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的遗令。这就是说，他认为，天下不仅需要武力和军事，更需要权谋和法术;而治天下则需要礼义与文德。曹操承认“仁义礼让”与“先王之道”有益于天下，这就是承认儒学对巩固其政权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曹操所任用的人材来看，多是具有儒学精神的人。如王朗、华歆、王肃、宋祥、杜畿、刘劭、高堂隆、蒋济、袁焕、卫觊、王粲、王象、隗喜、邯郸淳、贾洪、苏林等，都是曹操时所提拔的人物，他们当中有的累世儒学，有的雅好经术，有的以儒学名世。他们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和主张以经术治国的儒林之士。如“举动必以礼”的袁焕曾向曹操进言，主张以仁义道德治国。袁焕不仅以道德仁义言，且在迁为梁相时，每敕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于贞妇。常谈曰‘世治则礼详，世乱则礼简’，全在斟酌之间耳。方今虽扰攘，对以礼化，然在吾所以为之。”为政崇教训德治，百姓思之。

曹操早期，不仅以名法为治，而且参酌今古，采纳儒学，任用儒吏，故能较快地统一北方，建立起曹魏政权。

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登帝位，开始尊儒祀孔，并以仁义忠信为标榜，在吏部尚书陈群立九品官人法，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中德充才盛者为之，以道义言行为准则选其优异者以进。“始除旧汉限年之制，令郡国贡举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则皆试用”(《通典》卷一四，《撰举》)。又令“时称儒家”的王象和“敦崇教化，百姓称之”的刘劭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三国志·刘劭传》及《杨俊传》注引《魏略》)。

曹丕称帝第二年，即黄初二年，即下诏修复孔庙，封孔子后裔为侯，并在孔庙之处广为屋室以居学者，这说明曹魏政权开始儒学化。不久，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置《春秋穀梁》博士。太学始开，便有弟子数百人，后达千数。这种“五经课试法”完全采取了以儒学经典取士的办法，虽然因“中外多事，人怀避就”，志学之士遂复陵迟，效果不佳，但它却是曹魏政权企图恢复儒学的最好说明。

魏明帝更尊崇儒学，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太和二年)，便下诏郡国以经学贡士。这时明确提出儒学是“正教之本”、“贡以经学为先”，标志魏晋政权从名法之治向以经术治国的转化。太和四年，明帝又下诏课试郎吏，策试罢退浮华，企图用儒学抑黜已经出现的浮虚不实的学风。在曹魏诸帝中，魏明帝崇奖儒学是最突出的，他惟恐儒术不彰，六经绝续，故在他驾崩的前一年，还下诏科郎吏从当时硕儒授经。

魏明帝死后，齐王芳继位，改元正始。曹芳继位时年仅七、八岁，由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魏的政权又被转到司马氏手中。从正始元年至魏元帝咸熙二年(240—265)是曹魏政权名存实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二十六年中，思想意识形态发生较大变化。先是曹爽专权。爽喜尚浮华，与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玄相扇，曾一度蔚为风气。玄学的创始者何晏、王弼的主要活动及著述均发生在这一时期。玄学主要在一部分名士之间发生影响，而对曹魏政权及同时的蜀、吴政权并未发生重大影响，也并未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常为学术界所忽视。在何、王著述玄论的同时，官方所注意的仍是儒学。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载，何晏作《道德论》在正始五年前后，王弼则卒于正始十年。这期间儒学却相当活跃。正始六年卫尉刘馥上疏请整顿太学并陈儒训之本。同年，朝廷立王朗《易传》于学官，为振兴儒教，重书篆科隶三种并刻三字石经，写《春秋》、《尚书》二部，又写《左氏》，共三十五碑。魏末诸帝皆好儒学，魏齐王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等，虽然在他们当位时，大权旁落，但都主张以经学治国。曹髦屡幸太学，常与诸儒讲论经义，并亲率诸同，躬行古礼，尊王祥、郑小同等当时名儒为三老五更，按儒家之《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礼。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晋书·礼志上》)。此皆反映对儒学的信仰。

总之，曹魏政权以曹操的名法之治起家，但一经掌握了政权，便开始奋发向儒，并使政权儒家化，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基本立足点。不仅曹魏政权如此，三国时期蜀、吴政权亦是如此。

蜀汉政权与儒学

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向以忠义或道义自诩，实际上刘备比曹氏父子确实有更浓厚的儒家风格。刘备常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当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巴蜀，刘备便为汉献帝制服发丧，以汉室后裔的名义称尊继位，并立国号为汉。企图仍以儒学维系人心。历史上也多称刘备忠诚仁厚，以礼义为先，辅佐刘备治国的丞相诸葛亮亦忠节之士，虽然在其治蜀过程中，亦用名法，但从整个看来，他的鞠躬尽瘁与忠义精神，多显出儒家特色。他的澄清吏治、劝民农桑、应权通变、信赏必罚等内政外交政策又贯穿了法家的治术，因此可以说诸葛亮是把法家治术融合到儒学治术的精神中，是三国时期吸收法家思想的儒家政治家。

刘备重贤才，诸葛亮重忠节，这表现的都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综观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戒子书》，都反映了儒学的面貌。其《戒子书》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干才;非志无以成学。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夫酒之谈，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末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速乱。”(见《全三国文》)

这里强调“修身”、“养德”、“明志”、“好学”、“励精”、“治性”、“接世”、“惜时”、“合礼致情”等，均是儒家所汲汲追求的。在刘备、诸葛亮的影响下，魏正始年间的玄学之风终未波及巴蜀之地，相反却出现许多正统的儒学之士，如杜微、杜琼、许慈、胡潜、孟光、耒敏、尹默、谯周等等。

蜀汉政权的运作，也多用儒学指导。刘备初定蜀，便置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等官，以推行经术。特别是蜀汉偏安西蜀，承汉末丧乱，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设立博士。

从上述可知，蜀汉政权重用儒士并与儒学有密切关系。

孙吴政权与儒学

曹丕称帝后十年，孙权改元黄龙，称帝于武昌，旋迁建业。孙权之得有江东，是由于继承其父孙坚、其兄孙策所奠定的基业，而建立起东吴政权。东吴政权初建时，所依靠的多是北方人，如张昭、鲁肃、周瑜、程普、吕蒙等，这些人死后，才逐渐起用顾、陆、朱、张等江南吴郡大姓。由于东吴政权地处东南，与中原的交通比巴蜀方便，经济上的开发也比巴蜀为早，故在文化上比蜀地发达，在三国中，不下曹魏。

孙吴政权在政治上与魏、蜀两国亦有不同特点。魏以名法起家，在制度上多承汉制;蜀以汉室宗亲起家，但偏安西南，地势与中原割绝，政治上也较封闭;而吴则凭借孙权父兄的武力经营，依靠旧部推行世将法，赐奉邑、赐复、赐田宅等制度，由此逐渐形成吴地大姓，靠几大势力集团的联姻关系维持政权，与中原地区大姓一起，成为门阀世族的前身。东吴政权重门第，而维持门第繁荣的最好手段则是文德与武功，故东吴多以经术传世者。其政权亦显示了儒学的特色。如东吴大儒陆绩、虞翻、韦昭等皆受孙吴政权的礼遇，孙权周围的名臣如张昭、顾雍、诸葛瑾等，亦博鉴经籍、兼采儒风。

孙吴政权的儒学之风，至景帝孙休时尤显突出。孙休优膺儒教，志善好学，“锐意于典籍”，常与韦昭及博士盛冲讲论道艺。永安元年曾下诏兴学，命置学官并立五经博士，并得到孙氏政权的重用。

西晋政权与儒学

魏嘉平元年(249)，以“高平陵事变”为转机，司马懿全面掌握了曹魏的军事政治大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司马氏逐渐剪除了曹魏集团中的主要人物及地方军事势力，曹氏成为政权的傀儡。至咸熙元年(264)司马昭进位为晋王，次年昭死，子炎嗣爵，十二月，以“禅让”的形式，正式登位，是为晋武帝，改元泰始。

司马炎在称帝之前，即已显示出儒家倾向。他曾下令各州郡中正以六条标准选拔人才，其六条的内容为：“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义信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晋书·武帝纪》)。这六条标准基本上是从儒学的立场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晋承丧乱，百端待理，其于制度尤不可缺。而制度典章又从传统儒学中来，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长期形成的儒家礼乐制度则始终保持其完整性和稳定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

西晋时期，玄学大盛，儒学处于低潮。但在政权建设及朝廷用人方面，儒学仍很活跃，前期有杜预、荀凯、裴秀、羊祜、荀勖、刘毅、曹玄，后期有挚虞、刘蹇、束皙、张华、裴頠等，这些人都是西晋政权的重臣名儒或礼法之士，并多以儒术、儒引、儒论、德业或事功闻于当世，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治礼专家。杜预、刘毅、刘蹇提出一些儒学议论，裴頠则在理论上对儒学有新的发展。 因此，西晋时期的儒学，一方面表现为朝廷的政治、伦理及各项政策，同时还有一批保守的腐儒，拘守儒家学说的繁文末节，把儒学推向僵化，亦有一批俗儒，丧失全节，引经据典，歌功颂德，以取媚于当权者。总之，西晋儒学在玄学冲击下，有许多复杂的表现，因此不能一概而论，那种笼统地否定这一时期儒学的存在和崇玄贬儒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东晋政权与儒学

西晋永嘉二年(308)，匈奴刘渊建汉称帝，二年后，其子刘聪继位，遂遣刘曜、王弥、石勒等会攻洛阳。永嘉五年洛阳陷落。刘曜等入城，杀太子及百官庶士三万余人，劫掳怀帝北去并纵火焚烧宫庙，逼辱妃后，掘晋诸陵。图籍散佚，文物成灰，百姓奔逃，洛阳遭到极大破坏，史称“永嘉之乱”。后二年，怀帝遇害平阳，秦王司马邺于长安继位，是为愍帝。建兴四年(316)，刘曜又攻破长安，愍帝出降，后一年亦遇弑于平阳，西晋灭亡。愍帝死后，琅琊王睿于建康称帝，是为东晋。

东晋政权建立后，鉴于西晋王朝的灭亡，当权者及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总结前代得失，并十分注意对思想及意识形态的考察，特别是对正始以来所流行的玄学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给予了全面的反省。在反省中，大都以儒家立论，弘扬名教，而贬损攻讦，无不以玄学为误国而提倡儒家经术。大量的议论显示出东晋时期企图进一步复兴儒学的倾向。

葛洪是东晋道教大师，但对儒学却十分尊崇。其所著《抱朴子》分内外两篇，自言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抱朴子·自序》)。他对玄学思潮的批评也完全站在儒家立场，而且是东晋开国后，最先著书批评玄学的人。他认为，西晋之所以灭亡，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先著之妖怪”，即背弃礼教的放达之风破坏了伦常道德。两晋之际，放达派有“四友”、“四伯”、“八伯”、“八达”之称，葛洪认为，“四通(通疑友之误)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不忍论也。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于虚邪哉”(《抱朴子·外篇·刘骄》)。在葛洪看来，这些都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今天下向平，中兴有征，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济济之美乎”(同上)。他所谓的修济济之美，就是复兴儒学，以明君臣之义，从而使东晋王朝走上仁义礼让之途。

太宁三年，干宝撰《晋纪》成，其在《总论》中亦总结了西晋灭亡的教训，站在儒家立场批评放达之风对礼教的破坏，反对玄学家的“黜六经”、“贱名俭”、“狭节信”、“鄙居正”、“笑勤恪”，而主张“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以引此为国家安危之本。

此外，范宁、戴逵、孙盛、王坦之以及袁宏等都对老庄之学与魏晋玄风持批评态度，反映了东晋时期儒家思想的抬头及东晋政权向儒学的复归。为以后的“崇儒兴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朝政权与儒学

南朝起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而建宋，之后先后出现齐、梁、陈共四朝，凡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刘宋政权(420—479)统治近六十年;南齐(479—502)统治二十三年;梁(503—557)统治近五十五年;陈(558—588)统治三十年。在南朝四个朝代交替统治的近一百七十年间，虽然政权更替频繁，但儒学始终未尝中断。其间主要表现为儒学的制礼作乐、改定历法、撰史修文、开馆兴学等。同时，由于佛教的勃兴，引起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儒学思想和由道家转化而来的道教思想对外来文化的佛教产生排斥，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儒佛之争。斗争的结果，儒佛趋于融合。又由于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酷烈，政权交替的频繁，老庄玄学亦颇有影响，因此在思想、学术及道德行为上，出现了一批儒佛道玄并综的学者或文学之士。此时盖有儒、佛、道三分天下的局势。但对于南朝各政权来说，儒学仍占主流。

刘宋政权与儒学

宋武帝刘裕代晋称帝，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制礼作乐。礼乐是儒学的专业，也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它的本意在于以礼乐来化民成俗，以维护和推动文化的统一。但中国历代政权基于自家政治利益的需要，逐渐使之演变为帝王登基和封建专制的装饰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朝仪制度。对此，刘宋当然不能例外。

宋初建国伊始，便很注意儒学。至元嘉年间，天下稍安，宋文帝刘义隆与群臣讨论新撰礼论，并屡次下诏兴学。元嘉十五年，“眚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并以儒学兼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宋书·雷次宗传》)。宋所立四学之中，有“玄学”一项，由何尚之主领。此“玄学”非魏晋之玄学。何尚之是刘宋重臣，主张亲民举贤，“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失姬妾，秉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戚故旧，一无荐举”，深有儒臣之风，可知其主领之玄学，非玄虚之学也。次如朱膺之、庚蔚之、何承天等，亦皆以儒学经术立世，朱、庚是礼学专家，雷次宗虽服膺佛典，但精通丧礼，其于鸡笼山开馆讲学，盖以讲“丧服”为主。由此可知，宋所立四学，实以儒学为宗。元嘉十九年正月，宋立国子学，有何承天与颜延之同为皇太子讲经。文帝尊孔如此，其崇尚儒学亦由此可知。元嘉末，文帝又令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通经学士(见《南齐书·沈麟士传》)。刘宋王朝，至文帝后，屡遭篡弑之祸，二十余年中，诸王之乱迭起，前后更换五个皇帝，但修葺庠序、编撰国史、兴传立学、改制礼乐却历代不绝，足证儒学对政权之不可或缺。

萧齐政权与儒学

齐高帝萧道成仕宋而篡宋，以儒家道德律之，实为乱臣贼子。而他篡宋后却又以儒学为旨归，常以平治天下为志，生活俭朴，史称其“俗以身率天下，移变风俗”。据《南齐书·刘献传》载：

“齐主践祚，召献入华林园谈语，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是也。’齐主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又谓献曰：‘吾应天革命，物议以为何如?’献曰：‘陛下戒前轨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矣。’既出，齐王顾谓司徒褚渊曰：‘方直乃尔，学士故自过人。’”

刘献是宋齐间知名大儒，笃志好学，博通五经，“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当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郑”，性至孝，时有“今世曾子”、“关西孔子”之称。聚徒教授，学徒敬慕，竟陵王萧子良亲往修谒，从献学者，有彭城刘绘、顺阳范缜、建平严植之、河内司马筠等，皆为当时硕儒。梁武帝萧衍，少时亦从其学，尝经服膺。其著述有《周易乾坤义》一卷、《周易系辞义疏》二卷、《周易四德例》一卷、《毛诗序义疏》三卷、《毛诗篇次义》一卷、《丧服经传义》一卷、《集》三十卷。从上述齐高帝萧道成与刘献对话可知，齐帝颇崇信儒者之言，认为“儒者之言，可宝万世”。

齐高帝在位仅四年，死后，太子萧赜继位，改元永明，是为齐武帝。齐武帝临政，颇重儒臣，如王俭、陆澄、何胤、张绪之徒，皆当时名儒。王俭位至侍中、中书令、太子少傅领国子祭酒、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昌公。据《南史·王俭传》称，俭精通儒术，朝仪礼恻、晋宁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于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大留滞。……朝野慕之，相马放效”。齐帝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齐武帝依靠王俭等推行儒学，取得明显效果，这个时期萧齐儒学大兴。

萧梁政权与儒学

公元502年，南齐和帝下诏禅位于梁王萧衍。衍受禅后，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国号梁，都建业，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博学能文的皇帝之一，他对于儒、释、道三家学说均有较深造诣，诗文书法亦颇精通。少时尝从南齐大儒刘献及其弟子游，伏膺刘献经术。做过齐朝大儒、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深受王俭器重。衍少而笃学，洞达儒玄，尤爱读书，“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又说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千古”(《梁书·本纪》)。据载，梁武帝营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群经讲疏凡二百余卷，又造《通史》六百卷，这在中国帝王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梁武帝不仅崇尚儒学，也信道教，至其晚年又专心事佛。他曾四次舍身佛寺，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梁书·本纪》)。集儒、释、道于一身，并大倡三教同流之说，对后世儒佛道三教融合产生深远影响。尽管梁武帝笃信道教，晚年又沉湎于佛，但从梁朝政治来说，由于他的博学好文和早年积累的比较深厚的儒学造诣，使有梁一朝的政治带有极浓厚的儒学色彩。

梁祚共五十五年，武帝一人便历政四十八年。在其政权的前期，务在“拨乱反正”、“历情惟始”、“勤政恤民”，故开国后便大兴文教，选任人才，崇儒兴学，努力推行儒家的仁政，遂使梁朝政权较快地走上正轨，并出现政治清明、国内安定的局面，成为南朝盛世。

天监元年，即梁开国的第一年，梁武帝便注意宽缓政刑和律令的统一。同时下诏收集图书典籍，定礼访乐，崇儒兴学，以维护刚刚得到的政权。随后定礼乐，以明贵贱伦常。选拔人才上，规定必须通过儒学经术的训练。主张对人才的任用，年轻者须通一经以上，有德才者，亦可不限资历。为广泛地求取人才，培养后进，天监四年，梁武帝又下诏开设五馆、置五经博士，以儒家五经、六艺教授生员，以备国家任用。鉴于政治的渐趋稳定和儒学教育的推广不足，天监七年，武帝又诏广开庠序，博延胄子。在这里，明确道出了儒学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对社会广大人群“砥身砺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以使人民和谐、国家安定。

由于梁武帝的提倡，有梁一朝儒学特盛，从京师到地方，讲学之风不坠，同时，梁朝亦出现一大批文士名儒。除上面所提到的徐勉、周舍、朱异、贺琛、孔子祛等人外，还有何佟之、贺扬、严植之、明山宾、沈峻、伏曼容、何胤、皇侃、范缜等。他们多撰有儒学及经学注述。仅武帝、简文帝、元帝三人所撰儒学书目即达六百余卷(据《梁书》)。

此外，还有一批史学家或经史兼通的学者如沈约、阮孝绪、肖子显、裴子野，文学家或批评家钟嵘、刘孝标、肖统(昭明太子)、刘勰等。这些学者当中，有的本身就服膺儒学，有的则儒释兼通。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学的熏陶和影响。梁朝文化在这些人物的推动下，可谓“济济焉，详详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唐魏征语，《梁书·武帝纪》)。

陈朝政权与儒学

公元556年，梁将陈霸先迫梁敬帝逊位，仍以禅让形式取代萧梁政权，改元永定，国号陈，是为陈武帝，都建康。梁历四主，凡五十五年，至是亡。陈武帝建国于丧乱之余，疆土、户口锐减，再加之梁武帝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又称太清之乱)及梁末诸王的相互攻伐，使陈初经济，陷于瘫痪，文化亦遭破坏。东晋以来由于南方开发所带来的小康局面，至此遭到空前浩劫。陈武帝开国之初，便遇到地方豪绅的割据和王琳之乱，在位不到三年便死去。此后陈政权又历经四帝，在南北战争不息、内部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延续近二十年而亡。故在陈朝政权的三十余年里，儒学为其政教朝仪，并仍重视以儒家经传教育弟子。同样，地方亦有儒家教授，王元规后为南平王府限内参军。王为江州，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陈书·儒林王元规传》)。

太建中，太子陈叔宝(陈后主)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先殿，陆德明始弱冠，往预，后迁国子助教，作《经典释文》，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尔雅》、《老》、《庄》等音，凡三十卷，“古今并录，括其枢要，经注毕详，训义兼辞，质而不野，繁而无芜，示传一家之学，用贻后嗣”(《旧唐书·陆德明传》)。此为陈代儒学建设的一大成就。

但毕竟唱者疏寡而和者亦寡，陈代儒学随着此时政治、经济、文化的衰退而呈现衰落景象。

北朝政权与儒学

刘裕建宋后十九年，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遂正式出现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亦即南北朝开始。其后北魏发生分裂而出现东魏与西魏。东魏后为北齐所灭，西魏后为北周所灭。后来北周又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政权。但不久，北周政权又为杨坚所建立的隋所取代，并于公元589年南伐灭陈，南北朝结束，中国重归统一。

从北魏统一北方，至杨坚灭陈，北方经历了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下面将分述在北朝五个政权之下儒学发展的一般概貌。

北魏政权与儒学

北魏之建国，可以追溯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鲜卑人拓跋珪宏继其前人代公猗庐建立魏国，并于晋隆安二年(398)定都平城称帝，是为北魏道武帝(魏太祖)。从道武帝建立北魏起，至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34)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止，其间历经十帝，凡一百四十九年。

道武帝在位十三年，由于多用汉族知识分子并有意汉化，故其受到不少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想慕汉儒所阐发的“《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和“继圣载德，天人合会”之说，故对阴阳玄象、灾异、谶纬、术数都感兴趣，但其所关注者，还是实际政治与古今得失，并企图把北魏政治纳入道德、忠义之轨道，即儒家的仁政德治。

道武帝之后，是北魏明元帝拓拔嗣(太宗)，其在位十五年，他按着魏道武帝制定的汉化方针，仍推行德治教化的政策，未使佛教涉及朝政。

北魏政权的崇儒汉化政策至太武帝拓跋焘(世祖)时更进一步。太武帝是北魏诸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位。在其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思想文化上继承了道武、明元二帝所推行的引用汉族知识分子和崇儒汉化政策，重用崔浩、高允等推行儒学。

文成、献文二帝在位约二十年，其对佛教重新礼敬，但鉴于世祖时期僧尼杂乱、混迹假托、寺庙不整等现象，对佛教进行了整顿。其对儒学也采取了吸收的政策，并于北魏各郡建立郡学。在北魏政权的第二阶段，佛教的传播大于儒学，但崇佛并不排儒，因此这一阶段，可说是儒佛相安的时期。

献文帝在位六年，于公元471年传位于太子拓跋宏，是为高祖孝文帝。时宏仅五岁，五年后，由文明太后临朝称制。

文明太后是北魏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高宗文成帝死后，因献文帝年少，她曾临朝听政，擢拔高允，推行汉化。献文帝退位，孝文帝年幼，因此从公元471年至公元490年她又再度临朝专政达十七年之久。她原是汉人，颇有才智，孝文帝初期定班禄、立户籍及推行均田制等重大政治经济政策，都是在她的策划下施行的。孝文帝时期掀起的尊孔崇儒的汉化高潮亦与她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文明太后称制与孝文帝亲政共二十八年，这是北魏政权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北魏的兴旺时期。

孝文帝对汉文化推崇备至，常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遍览五经、史传、百家之文。他亲政后，修律令，正典礼，革鲜卑旧俗，悉力进行汉化，以期与南朝抗衡并向南进取。为此，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于永明十一年(493)从平城(今山西北部，大同县东)迁都洛阳。其次，力改鲜卑旧俗。如禁止同姓为婚，断绝死囚裸形，礼化男女杂处，裁禁淫祀群神等等。第三，广泛推行汉语。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鲜卑人三十岁以下者，须悉用汉语。第四，禁止归葬，诏令凡“近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第五，改变度量。皆“依《周礼》制度”，“改为长尺大斗”。第六，提倡鲜卑人与汉族联姻。孝文帝为此专下诏书，令皇子皇弟聘汉族名门之女为正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第七，更改鲜卑人的复姓为单姓，以与汉族相同。太和二十年下诏改拓跋氏为元氏，其余功臣旧族亦悉令改姓。第八，禁止胡服，改鲜卑人的短狭之衣为汉人的宽衣长带，令其族人所穿衣服悉依汉制，并为朝廷官吏制定五等公服(以上均见《魏书·献文六王咸阳王传》及《高祖纪》)。

北魏孝文帝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人物，他为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及中国文化在政治分裂的时代仍能继续保持其连续性和统一性，作出了巨大努力。

孝文帝死后，北魏政权又经历了宣武、孝明、孝庄、节闵、孝武五帝，历时三十余年。虽然也不断地兴学崇儒，但由于佛教兴盛，诸帝皆笃信佛教，不遗余力地穷土木之力，开凿石窟、营造佛刹寺塔，诸如洛阳龙门、大同云冈皆其属。据史籍所载，从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六月，“凡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有”，“其诸费用不可胜计”(《魏书·释老志》)。再加之幸臣、外戚、母后的干政，使北魏政权日趋腐化，终于在梁中大通六年(534)分裂为东西魏，北魏遂告灭亡。

东魏北齐政权与儒学

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大抵以今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为界，西魏占有黄河以西关陇之地，都长安;东魏则占黄河以东及淮河以北之地，都邺。

东魏仅历孝静帝一帝即亡，有国十余年。故其政权与儒学的关系不甚明显。从总体上说，因东魏所占之地多属中原地区，上承北魏孝文帝汉化的成果，其文明程度及儒学的影响应高出关陇地区。但由于国祚有限，再加之高欢父子的专权，鲜卑勋贵的贪淫，遂使东魏国事日非，儒学停滞。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迫孝静帝禅位，改国号为齐(为与南朝萧齐区别，史家称高洋所建之齐为北齐)，是为北齐文宣帝，于是东魏亡。

北齐历六主，凡二十八年。其文化上的表现亦显不振，对于儒学虽也提倡，但较北魏大所不及。

后虽移置学馆，以鼓励学子敦述儒风。因为政治久不上轨道，朝廷欲整顿风俗，建立制度，故能稍重儒学。文宣帝天保七年(556)，下诏有司校订群书，以供朝廷览读，樊逊等十一人共同刊定，“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北齐书·樊逊传》)。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又下诏于国子寺备置生员，讲习经典，岁时考课，并命外州郡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北齐书·孝昭纪》)。此后，齐主又命儒臣魏收、杨休之、颜之推等二十余人选录诸书，集论经传，撰成《修文殿御览》，供皇帝专读。

北齐政权虽然尊尚儒学，建立学官，但由于当时兵戈未息，当权者无心于学术，故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当时佛教亦非常流行，皇帝、后妃多皈依佛教，崇佛多于崇儒，据《续高僧传》载，时“昭玄一曹。纯僧录，以沙门法上为大统。令史员置五十余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四万余寺，咸禀风教。齐主筑坛具礼，尊为国师。布发于地，令上统践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提戒”(《续高僧传》卷八《释法上传》，《佛祖统纪》卷三八)。

佛教的流行，引起儒家学者的反对，北齐章子仇、李公绪、樊逊、邢劭等人站在儒家立场排佛，即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学所关心的问题。然而，佛教也并非完全为了出世，佛教的流行，虽由各种因素促成，但它往往多与社会混乱、政治黑暗以及人生困苦有关，北朝后期，佛教尤盛，盖可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的混乱和残酷的杀掠。从这一意义上说，佛教本有劝善之用，但与儒学不同，佛教作为宗教，常“藉象以表真”，然其“象”无上，甚至导致“倾竭府藏”，“制造穷极”，往往成为社会混乱的一大原因，与其劝善初衷相违。尤其在乱世，佛教更无助于治，北齐之末即如此，终于在577年被北周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