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进士行卷及选士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

考试制·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进士行卷及选士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

1.进士行卷与通榜

行卷，应试考生将自己素日所作较佳诗文投呈给当时的名公巨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以求其赏识并向主考官推荐，以增加及第希望。考生还可直接向主考机关尚书省礼部行卷，称“省卷”或“公卷”。

与行卷伴生的是通榜。在省试之前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文坛巨子与主考官相互通气，共同拟定举子才德声望的“榜帖”(名单)，称作“通榜帖”，简称“通榜”。行卷的目的在于求助他人为之延誉通榜。可知行卷实为察举制的孑遗。

2.经术与文学取士之争

在唐代近三百年的科考中，始终贯穿着经术与文学考士之争。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考以诗赋。广德元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条陈自进士加试杂文后的积弊，自此，经义或诗赋试士之争进入了高潮。至晚唐，经术与文学之争和朋党倾轧交织在一起，争论激烈达白热化程度。长于经术的“李党”力主废诗赋取士。长于文学、诗赋的“牛党”则力护诗赋取士。刘海峰在《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中认为之所以有这场争论，其一，是受魏晋南北朝以来重文风尚的影响，其二是儒家学说在唐代未取得独尊的地位，其三是最高统治者爱尚文学，其四是贵重文学的社会风气所致。

与经术文学之争重迭相关的是明经与进士科的对立。明经重经术，进士贵文学，这是两条不同的入仕途径。宋代，经术与文学之争，进士与明经之对立统一于进士一科之中。进士科考经义、诗赋、时务策，明经科与进士科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