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春秋》和“三传”·《公羊传》

春秋学·《春秋》和“三传”·《公羊传》

“三传”都是以传授者的姓氏命名的。《公羊传》的传授者当然就姓公羊，但其写定者的名字和时代，早期的记载就不一致： 1.《公羊传》东汉何休序：“传《春秋》者非一。”徐彦疏引戴宏《春秋说序》：“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按，“乃”字下疑脱 “与”字，或 “其”字当作“共”字) 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2.隐二年经“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耳。”何休注：“言无闻者，《春秋》有改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有所失也。” 3.《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名高。”杨士勋《榖梁传序疏》说同。

戴宏是东汉后期人，他所记载的公羊家族的传授系统有明显的问题。子夏小于孔子44岁，生于公元前508年，晚年在魏国讲学，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其授公羊高以《春秋》，至晚当在公元前430年左右。如果算到汉景帝时其间已近三百年，公羊氏所历却只有五世，显然与情理不合。而照何休的说法，孔子能预知秦始皇焚书，其谬妄更不待言。

但是不能完全否定这些记载。戴宏所记世系虽然不合情理，这可以理解为出自传闻而致脱漏，不是向壁虚构。这个公羊高可以看作是《公羊传》的始祖。《公羊传》早期在家族和弟子中口耳流传，至汉景帝时写定成为定本，写定者应当是公羊寿和胡毋子都。这种由口耳之授到著于竹帛，是先秦古籍成书的一般规律。

历来认为《公》、《榖》二传是“传义不传事”，这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至于对所传的“义”如何评价，以下还要不断作出说明。这里先介绍《公羊传》所采用的解经形式，在汉朝人所有的“传”或“记”中，也是非常特别的体裁，即逐句问答式。例如“隐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这种独特的体裁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师弟之间的传习记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老师讲授《春秋》时学生所做的笔记。可以想象，《公羊传》从子夏、公羊高开始，就是以这种方式流传于口耳的，到公羊寿、胡毋子都写定时，也就顺理成章地采用了这一方式。传中也有对经文不作解释的，这可以认为是老师觉得文义自明，或者并无“大义”可以阐述发挥，所以就置而不论。同时，之所以说“传义不传事”大体上符合实际，是因为《公》、《榖》二传中也有若干记事的部分，不过不占主要地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