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学·孙子兵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孙子兵法》 与 《孙膑兵法》 的成书时代
《孙子兵法》原称“兵法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孙子兵法》之名,乃东汉以后的称谓,如《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沈友的撰解即为《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解的《孙子兵法》等。《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目为: 一、《始计》,二、《作战》,三、《谋攻》,四、《军形》,五、《兵势》,六、《虚实》,七、《军争》,八、《九变》,九、《行军》,十、《地形》,十一、《九地》,十二、《火攻》,十三、《用间》。全书不到六千字。
《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为“《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大约在东汉末年失传,自《隋书·经籍志》开始即不见历代著录。1972年重新出土了竹书《孙膑兵法》残简,现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本。
《孙子兵法》的问世,最早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记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 ‘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十三篇”这是《孙子兵法》原来的称谓。《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述则更为详细,即吴王召见孙武后,问以兵法,孙武“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中两次提到“十三扁 (篇)”。又,《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亦有“孙子曰:夫十三篇”的文字。以上史料表明,孙子见吴王时《孙子兵法》十三篇已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对此,唐宋以前无人置疑。但是,宋代梅尧臣首先提出 《孙子兵法》乃 “战国相倾之说” (欧阳修《居士集·孙子后序》)。南宋叶适进一步在《习学记言》中认为《孙子兵法》乃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于是,《孙子兵法》的成书时代便成为后来学者所关注的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多种不同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认为 《孙子兵法》乃孙膑所著。日本武内义雄认为“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孙子十三篇之作者》)。近人钱穆亦主张“《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 (《先奏诸子系年考辨·孙武辨》),近人金德建认为,“《孙子》这部书的作者,当为孙膑无疑”(《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此外有《孙子兵法》系战国时人依托说(如清代姚鼐《惜抱轩文集·读孙子》、梁启超《饮冰室专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还有伍员所著说(清代牟庭《校正孙子》) 等。
以上诸说,多系臆测,历代学者宋濂、胡应麟、孙星衍、章学诚等均不同意。如宋濂指出:“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诸子辨》)清代孙星衍更明确认为“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孙子略解·叙》)特别是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澄清了千年迷雾,肯定了春秋与战国确有孙武与孙膑其人,各有《孙子兵法》与 《孙膑兵法》其书。
但是,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1979年,李零在《文史》第七辑上发表了《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认为汉简两《孙子》的出土不能完全推翻对《孙子兵法》著作时代与作者的 “怀疑之说”。《孙子》不是春秋末孙武亲著,而是“孙子学派”军事思想的记录,成书过程大约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开始,到战国时的齐国,经过长期整理于战国中期成书,其中不能排除孙膑参与了对此书整理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刊出了蓝永蔚的《〈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从军事史的角度,联系《孙子兵法》反映出来的社会和阶级状况,对它的时代特征与版本源流作了进一步的考辨。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另外两种观点。一是郭化若《孙子译注·再版的话》认为《孙子兵法》是孙武的门徒等根据孙武的著述整理而成,其思想体系属于孙武,成书时期大概是春秋末至战国初;马来西亚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年代》(收入《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更进一步认为,《孙子兵法》约成书于公元前496年——前453年间,在孙武逝世后约40年左右的时间内。另一是杨丙安、陈彭 《孙子兵学源流述略》 中论及的,认为 《孙子兵法》奠基于春秋,基本完成于战国,定型于秦汉,即以孙武的言论为基础,后经战国中期兵家整理,至西汉时校理成书。其主要依据是,春秋无私人著书;十三篇中所论述的虽多是春秋末年的情况,但有些也具有战国时的特征等。
从目前出版和发表的有关著作和论文看,多数学者认为《孙子》的作者是孙武,成书于春秋末年,但不排除后人校理时窜入某些字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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