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学·“杜诗学”的由来
“杜诗学”,简称“杜学”,顾名思义,就是有关杜甫诗歌的一切学问。但是,“杜诗学”和“杜学”的名目,在历史上出现颇晚。
“杜诗学”之名,始见于金人元好问的 《杜诗学》一书,其书引言全文如下:
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引曲证,鳞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而托名于东坡者为最妄,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今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木、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盐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名之者矣。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山谷未尝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翁注杜诗已竟,此但可为知者道也。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 山,因录先东岩君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候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好问引。
元好问之《杜诗学》一书,今已遗佚,但就此引文所及,包罗不可谓不广,既涉及杜诗注者六七十家,又包括子美传志年谱,又兼有唐以来论子美者的言论,已堪称浩博深广矣。
元遗山之后,明弘治、正德年间,李东阳之《麓堂诗话》又有“杜学”两字之名目。东阳论古诗之声调节奏云:
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
在元好问“杜诗学”之后,李东阳继续提出“杜学”之简称;不能否认两家之间有先后继承之必然关系。但他是在讨论诗歌的声韵节奏、格调体势的时候,在与唐调相区别、又相联系之中提出这个 “杜学”概念的。似乎又难免在读者中产生把“杜学”内涵缩小之误解。然而,“杜学”既是杜诗之学,则杜诗博大深广之客观存在,终非少数高谈格调声律的学者所能限制的。
“杜诗学”、“杜学”名目之出现,上距杜甫之谢世已七百余年,似乎为时已晚,但是杜诗流传不朽之生命力,“杜学”源远流长水到渠成的历史,亦正可由此七百年之时间得到有力的证明。何况“杜学”名目之出现,距今又五百余年,在此五百年中,“杜学”之发展又出现新的高潮,其方兴未艾之趋势,至今正未有穷期。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四册曾谓:“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 ‘许学’者,惟 ‘选学’与 ‘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 ‘杜学’、‘韩学’等名目。”当代学人引述钱先生此说者颇不乏人。钱先生博极群书,文藻秀出,晚生敬仰已久,亦知先生大著中于元好问、李东阳之书皆有引用,独于“杜诗学”、“杜学”之名目,偶失之于眉睫之前,于先生盛名固无所损益也。盖先生深知中国诗史,1948年所写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里早已明确指出:“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因此,在钱先生文学观中,无论“杜学”之名目能否成立,并不妨碍杜甫在中国诗坛之地位。这是当今研究“钱学”的后辈不应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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