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董学·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董仲舒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就要数发生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的对策了。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接受，遂开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推崇孔子，推崇儒学，是先秦时代儒学大师们就已向往的目标。孟子推崇孔子，自述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时对当时的墨子、杨朱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攻击，把他们骂作是无父无君的禽兽。孟子还把孔子和尧舜汤武等古代圣王贯连起来，首开儒家道统论的先河。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对先秦诸子作了总结性的批评，他在《非十二子》、《解蔽》等文中对各家各派学说进行了全面批判，甚至对儒家中的子思、孟轲等人也给予了尖锐的攻击，但荀子却对孔子、子弓推崇备至，认为他们这一派的儒家才是完全正确的。

秦王朝建立以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用行政手段粗暴禁止诸子百家，并且“焚书坑儒”，使儒家思想受到了沉重打击。但秦王朝也因统治暴虐而很快覆灭了。汉初，统治者有鉴于秦亡的教训，把倡导自然无为的黄老之学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在短时期内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汉初的一些统治者如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以及大臣曹参、陈平等人，都信奉黄老之学，而一些研究儒学的大臣、学士却遭到贬抑甚至被杀。但是，黄老之学流行几十年后，社会矛盾也逐渐发展起来，无为而治已不可能。尤其是中央实行无为政策，地方上的诸侯就开始觊觎中央政权，几十年间，诸侯国的割据、叛乱此起彼伏，给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汉武帝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有所作为的君主，对倡导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不感兴趣，他登基以后就开始提倡儒学，于元光元年夏五月，诏贤良文学之士对策。董仲舒参加了这次对策，君臣二人谈得很投机，汉武帝接连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等问题，董仲舒作了精彩的应对，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汉书·董仲舒传》全文收录了这三篇对策。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不仅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学说，而且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确立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是假借《春秋》经典在“大一统”的口号下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早的明确说法，也是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极为重要的一段话。董仲舒提出思想要统一，统一于孔子儒术，他的 “独尊儒术”已不是一般地推崇孔子和儒术了，而是要把儒家学说作为汉代官方信仰的统治思想。董仲舒认为，思想统一了，才能有统一的法度，人民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巩固和维持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政治上的统一。用思想大一统来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统一整个社会指导思想的现实理由。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树立了儒学的权威，从此，儒学由先秦诸子学之一变成了独尊之学，成为凌驾于学术界之上的指导思想。

由于独尊儒术，研究儒家的思想、著作就受到了统治者的鼓励。儒家的几本流传下来的书籍被奉为经典，合称“五经”或“六经”，研究经书成为一门学问，叫经学。经学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终结。董仲舒是汉代的经学大师，是经学兴起的始作俑者。汉代儒学居于独尊地位，而汉代的儒学实际上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派的领袖是董仲舒，董仲舒正是借阐发《春秋》的 “微言大义”来改造先秦儒家思想，创立自己的新儒学体系的。

《春秋》原为鲁国史书，相传孔子曾经加以删改整理，当作教授弟子的教材。《春秋》记录史实极其简略，但后人认为，孔子在删改整理的过程中对史事寓有褒贬，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但是按照《论语》一书的记载，孔子并没有关于《春秋》的言论，也没有提到 《春秋》这个名字。直到孟子才开始讲《春秋》，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给以极高的评价。到了汉代，出现了一部《春秋公羊传》，它通过解释《春秋》经的办法来宣扬汉代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根据公羊学家的说法，孔子是承天命作《春秋》为汉代立法的。汉代研究《公羊传》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董仲舒，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董仲舒从哲理上发挥《公羊传》，将阴阳五行理论与公羊学家阐发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并吸收各家学说的合理内容，创立了自宇宙至人事无所不包的学说体系，给“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政策赋予新的内容，适应了汉代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