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学·宋明的《三礼》学·以追求经义微旨为特色的《周礼》研究

三礼学·宋明的《三礼》学·以追求经义微旨为特色的 《周礼》 研究

宋元明三代的《三礼》之学，以宋代为最盛，而宋代又以《周礼》为最盛，据王与之《周礼订义》书首所列，当时所见说《周礼》者有四十五家之多。宋代《周礼》研究特盛的主要原因，与科举改革有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止诗赋、明经诸科。熙宁中，又设立经义局，由其子王雱主持，吕惠卿、吕升卿等学者参与，为《诗》、《书》、《周礼》三经作“新义”。王安石对这一工程倾注了极大心血，亲自予以指导，并亲撰《周官新义》，其余二经也完全按王安石之说立言，连文字训诂也多采王安石《字说》。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此书立在学官，成为士大夫的必读书，天下举子也都唯王氏之新说是从。当时宋积弱积贫，王安石试图通过变法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遭到反对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不得不从儒家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王安石作《周官新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要借经抒义，甚至不惜附会经义。反对派指责《周官新义》是舞文害道，企图全盘否定之。平心而论，《周官新义》摆脱繁琐的旧注，有其积极的意义，王氏对经义的阐发也颇有独到之处，如对大宰的以八则治都鄙、八统驭万民、九两系邦国等的解释，都很有见地。

宋代的学风颇不同于汉唐。汉儒对《三礼》的研究，重心在析名物、辨制度、订文字上，唐儒淳朴，不敢轻易经注，宋人则不信注疏，不遵古义，视汉儒如土梗，以新奇为时髦，思想比较开放。欧阳修、苏轼、苏辙都直言《周礼》不可信，王安石、李觏、司马光等也都不盲从经注，颇有怀疑精神。由于理学的兴起，研究者也转而以研究义理为本，以名物制度为末，以探究经义微旨，所以宋人研究《周礼》的著作虽多，但并没有一本是笺注类的。他们注重将经义与现实相联系，注重经义的融会贯通。例如，王昭禹《周礼详解》尤为注重对《周礼》赋税制度的研究;易祓《周官总义》对《职方氏》所及地理山川，论述详核。叶时《礼经会元》总括《周礼》文意分门论列，第一篇总论礼经，第二篇历数汉儒之谬，第一百篇补冬官之阙，其余九十七篇按类纵论体国经野之意蕴，持论醇正，颇受后世礼家重视。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将《周礼》所及制度归纳为教化、奉天、省官、外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揽权、养民、赋税、节财、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宫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酒、理财、内帑、会计、内治等三十类，设问作答，推究设官分职之意，每每以后代史事印证《周礼》官法之完善，颇有发明。无名氏《周礼集说》，卷首有总纲领、官制总论、凡例各一篇，以下分条阐说，极为赅洽，每官之前又有总论，撮述设官之意。王与之 《周礼订义》凡八十五卷，以时人说解为主，订正旧说，研索《周礼》精微之蕴。宋儒的这种学风，影响及于元、明。但元明之儒多束书不观，学无根柢，故其成就远在宋儒之下，鲜有可论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