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向汉学的回归·准备时期

春秋学·向汉学的回归·准备时期

清初的学人，真正对《春秋》学作出贡献的是顾炎武。这位杰出的学者著作等身，思想恢弘而深刻，自己明白表示为学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他摧崇啖助、朱熹，反对王阳明的空谈心性。在《日知录》卷四中，他考证了《春秋》经传的有关问题，明确提出《春秋》是鲁国国史，《左传》为采列国之史而作，而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对孔子与《春秋》，他认为孔子不过是对鲁国国史做了笔削工作，经文中的矛盾疏漏是鲁史原有的阙文，孔子不能负责。《左传杜解补正》是以考据学为基础的第一部规杜之作，取证广泛，兼收并蓄，扫除今文古文、汉学宋学的门户，书中不仅引用了前人的注释成就，还旁及事史群集，金石资料，为清代的考据学开拓了途径，做出了示范。

继顾氏之后的毛奇龄，淹贯群书而喜欢辩驳。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已为学林公认的定谳，毛氏却写了《古文尚书冤词》，但由于作伪的铁证如山，毛氏的辩护词就显得强辞夺理。他撰有《春秋属辞比事纪》、《春秋传》和《春秋简书刊误》。其《比事纪》和《传》按古代礼制把经传内容分门别类，指导思想上则和顾氏一样反对胡传，但是用语尖刻，在态度上远不如顾氏心平气和，颇失学者风度，这也是他一贯的毛病。

《春秋》学发展到清初，单纯的义理阐发已经没有多少余地，学者乃沿着杜预《释例》中开创的专门性研究继续深入。概括来看，有： 1.对于礼制的研究，以惠士奇的《春秋说》为代表。此书“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四库提要》)。上述毛奇龄的著作也属于这一类。2.对于史事的研究。实际上是改《左传》的编年体为纪事本末体，以马骕的《左传事纬》和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为代表。《事纬》分一百零八篇，分隶经传之文，而且独创《左氏》的义例高于《公》、《榖》之论。此书的精粹在于《前集》八卷，其中的《左传图说》，包括《帝派图》、《世系图》、《列国年表》、《晋楚职官表》等，内容丰富，眉目清楚，考证精详，无愧于“马三代”的雅号(即夏、商、周三代史学专家之意)。《纪事本末》虽标名“左传”，实则广采《公》、《榖》、《国语》、《史记》等书，作为“补逸”、“考异”、“辩误”、“考正”、“发明”等，作为正文的按语穿插其间。3.对地理的研究。高士奇除了《左传纪事本末》以外，《春秋地名考略》也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书。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以考据家严谨的学风治地理，博择而精审，每一地都注明在清代当时的位置。清代有关《春秋》地理之学，此书可以作为代表。清中叶沈钦韩的《春秋左氏地名补注》，后于江氏之书100年，材料更为丰富，可能是《左传补注》的副产品。4.对历法的研究。《春秋》经传中的历法，三正杂用，十分混乱。杜预《春秋释例》中的《春秋长历》，由于受到时代科学水平的限制，推算不精，颇多错误。清人对古代历法的研究远比杜预深入，这方面的专著也很有质量，如陈厚耀的 《春秋长历》、成蓉镜的 《春秋日南至 (冬至)谱》、罗士琳的《春秋朔闰异同》都是这类著作中的佼佼者。

顾栋高以四十年精力著成的《春秋大事表》，是清代前期对《春秋》专门性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五十卷，每卷一表，内容涉及《春秋》经传中多个门类，从天文地理到人事，几乎无所不包。这种以《史》、《汉》中书表体例研究《春秋》经传的方法始于宋人，但顾氏的做法要比宋人谨严精细。他接受了宋人学风中通达的一面，而又去绝浮言，专注于史料的排比归纳，加上卓绝的史识，遂使此书成为清代前期 《春秋》学的一个很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