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后汉书》研究史略·清代:校勘注释考证补表等全面丰收时期

四史学·《后汉书》研究史略·清代: 校勘注释考证补表等全面丰收时期

清代，《后汉书》的研究在校勘、注释、考证、补表诸方面全面展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对范晔及其《后汉书》的评议，清人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总体是褒奖多于批评。如关于范晔谋反案，前人多深信不疑，进而贬低范晔的人品及《后汉书》的价值。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坚称范晔“决不当有谋反事”，因其“平时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倾陷”，造成“谋反”冤案。陈澧《申范》一文说范晔在《和香方序》中对朝贵咸加讥刺，因而“与诸人有隙久矣”。“其甥谢综与孔熙先谋反，蔚宗知之，轻其小儿，不以上闻，遂被诬害以死”。王鸣盛称赞《后汉书》“瞻而不秽，铨叙井井”。“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后汉书》缺志，是因为范晔作诸志“未成而诛死”。“蔚宗又别作选簿，以述百官，梗概钦明，阶次详悉”，由此可见“蔚宗固非不能作志者”(《十七史商榷》)。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范书编次得体，详略适宜，“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自《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而范蔚宗于 《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观 《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焉”。称范晔主持公道，据事直书。对《后汉书》的疏漏之处，赵翼也直言不讳，并专立条目指正。在《陔余丛考》中，他评价《后汉书》的体例，认为范晔著书能取前人之长以求至当，“如改《外戚传》为《皇后纪》，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术、列女、宦者诸传，皆前史所未及，而实史家所不可少者也”。认为其赞语“岂不辞费乎!”清代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赞范晔《后汉书》，如 《文史通义》外篇《永清县志列女传序例》称：“列女之名，仿于刘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学，使为丈夫，则儒林之选也;蔡琰著其才，使为丈夫，则文苑之材也。刘知几讥范史之传蔡琰，其说甚谬，而后史奉为科律，专书节烈一门。”

清人在校注考订《后汉书》方面，成果颇丰。如惠栋，感章怀太子注仍有舛误，乃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作《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援引诸家后汉史书，详细补注。后来侯康、沈铭彝又拾惠栋之遗，分别撰《后汉书补注续》和《后汉书注又补》。周寿昌边读《后汉书注》边考订其讹误，得200余条，编成《后汉注补正》。何若瑶的《后汉书注考证》，专门考证李贤注的谬误，得80余条，均据确凿资料指出其疏误所在。杭世骏的《后汉书蒙拾》，对范书中难以理解的辞语、典故、典章制度逐一注释。顾炎武、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人对范晔及其《后汉书》都有不少考辨文字。此外，钱大昭的《两汉书辨疑》，博采经史传记墓铭碑刻，正谬补缺，于官制地理，所得尤多。沈钦韩的《后汉书疏证》，对地理方面的疏证特别详细。李慈铭的《后汉书札记》，陈景云的《两汉订误》、沈家本的《后汉书琐言》、《续汉志琐志》，都是考订方面的重要著作。

范书有纪传而无表、志，最先为《后汉书》补表的是宋人熊方，他仿《汉书》年表体例而稍加变通，作《补后汉书年表》十卷。清前期史学大家万斯同，对史书表与志的作用特别重视，曾编《历代史表》，其中专补范书的史表就有七种之多。诸以敦的《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黄大华的《东汉中兴功臣侯世表》、《东汉皇子王世系表》、《东汉三公年表》、华湛恩的 《后汉三公年表》、练恕的《后汉公卿表》等等都是增补史表的力作。在补志方面，刘昭虽补入司马彪的八志，但仍缺艺文、食货等志，于是有钱大昭的 《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的《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顾櫰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