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学·辞赋研究概述·魏晋南北朝赋论

辞赋学·辞赋研究概述·魏晋南北朝赋论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也是赋论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一文中说：“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按指曹丕)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勉于诗赋的见解，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Art's sake) 的一派。”这说的是魏晋，其实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是如此。这个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表现在：首先是重视个人感情的抒发，文学正在由“言志”向“缘情”转变;其次是强调艺术本身，文学正在由“丽以则”向只求丽不求则转变;第三，强调文学的娱情审美作用，反对儒家“诗教”的教化作用。这是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总趋势，是对儒家诗教的反动。这时的赋论就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而发生了与汉人观念完全不同的转变。曹丕《典论·论文》率先提出“诗赋欲丽”，只突出一个“丽”字，不管丽则与丽淫，反对寓教戒于诗赋。接着陆机《文赋》提出“赋体物而浏亮”。这个物包括客观事物与人的主观感受。体物就是细腻地描写客观事物与人的主观感受，不必追求美刺讽颂的作用。浏亮就是“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就是语言清新明丽。葛洪更从文学的发展进化肯定重文采的合理性：“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抱朴子·钧世》)萧统《文选序》根据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的文学发展观，对楚辞汉赋作了大力的肯定，并从中概括出文的特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强调了词采华丽的重要性。乃弟萧纲也强调趋新，反对复古：“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与湘东王书》)萧绎更指出：“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 《金楼子·立言》)

重抒情，重藻饰，重声律，忽视甚至反对寓教戒的赋论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从理论批评到创作实践都贯穿着这一主张。但这一主张也引起一些人士的不满。他们根据儒家诗教，对赋的本质特征及其创作实践作出了不同概括。曹植的见解就与乃兄相左。他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这个义就是美刺讽颂。鲁迅曾解释说“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不管怎样，他的观点与扬雄一致是无疑义的。至晋代，围绕汉赋的功过，很多人提出了他们对赋的看法。比较著名的有左思《三都赋序》，皇甫谧《三都赋序》，挚虞《文章流别论》。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赋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对汉大赋的评价，完全承袭着汉人的观点。他们像汉人一样，特别强调赋的美刺讽颂作用，指出“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这种劝戒又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要“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这完全是汉儒的诗教。当然，他们对赋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左思、皇甫谧都说赋是由“诗六义”中的赋发展而来，“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一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皇甫谧《三都赋序》)，这对赋的渊源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还针对汉大赋的宏大夸饰，提出了征实的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谁信。”(左思《三都赋序》)其实，这都是认为赋必须具有美刺讽颂的功能的。因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郑玄《周礼注》)。不征实就“背大体而害政教”(挚虞《文章流别论》)，实际是从另一角度将赋纳入了儒家诗教的轨道。要特别提出的是刘勰的赋论。《文心雕龙》《辨骚》、《诠赋》两篇是难得的较为系统的赋论著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如他从“文之枢纽”的角度，肯定了屈赋从内容到形式的新变;他总结前人对赋的解释，给赋下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概括了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他对赋的创作提出了“丽词雅义”的明确要求;他概括了赋从先秦至魏晋的发展历史;这都是难得的。但刘勰的基本观点很明显是承袭儒家诗教的，与其“征圣”、“宗经”是一致的。他辨骚是辨其“同于风雅者”与“异乎经典者”。他批评当时的辞赋创作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这明显是汉人赋论的延续，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赋论是相左的。稍后的裴子野也认为辞赋必须“劝善惩恶，王化本焉”，批评当时的作家是“随声逐影之俦”，其创作“弃指归而无执”，也就是背弃了儒家诗教。这与左思、挚虞、刘勰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在赋的本质渊源，美学特征，创作理论诸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丰富了赋学理论，但尊儒家诗教与反儒家诗教是贯穿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