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新红学”和“旧红学”

红学·“新红学”和“旧红学”

“红学”这一称谓的出现远远迟于小说《红楼梦》的问世，而“红学”学术地位的确立则要到“新红学”开创之时。当初，“红学”是与“经学”相对举而言;“旧红学”又因与“新红学”相对立而得名。因而，“红学”、“旧红学”、“新红学”的概念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应当在红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弄清它们各自的含义。

《红楼梦》的问世是在清代乾隆年间，而 “红学”这一名词则在清末光绪年间才开始出现。据史料记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见李放《八旗画录》后编卷中引《绘境轩读画记》云： “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句下之小注。此处引文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26页)另一条材料记述，“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见孙维《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收录之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不谈新学谈红学”句下小注。引自 《红楼梦卷》404页)。更有一则解说红学之名的故实谓：“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 《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 ‘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 ‘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 ‘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均耀《慈竹居零墨》，载1914年《文艺杂志》第八期)“经”的繁体字“經”少却一横三曲，正是“红”字，所记朱昌鼎事，亦在清末。可见，当时人们所说的“红学”带有戏谑性，是与经邦济世的政事相对立的、与严肃正统的经学相对举的一种称呼，常常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趣话。

“红学”真正成为一种学术研究，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新红学”创建之时，新红学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的发表和俞平伯《红楼梦辨》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从而奠下了其学术基础。顾颉刚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指俞著《红楼梦辨》)，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旧红学”和“新红学”这两个名词，从此在红学领域里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某些红学史论著往往将自《红楼梦》问世至新红学产生其间的一切都归之为“旧红学”，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旧红学”主要指索隐派。早期索隐派纷纷猜测《红楼梦》写的是某一家的家事，有说明珠家的，有说傅恒家的，有说和珅家的，有说张侯家的，散见于随笔杂录之中，辗转相传。索隐之说至清末民初而大盛，其代表人物和著作有：①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主清世祖与董鄂妃说，认为小说以宝玉况“情僧”即顺治帝，以黛玉况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写两人的爱情故事。②认为是记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情事的。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俞樾《小浮梅闲话》、钱静芳《红楼梦考》等书中叙及。③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主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书中以“红”隐“朱”明，以“贾”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拟清初江南名士。人物以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如以林黛玉影朱彝尊，以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崧，等等。稍后又有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认为《红楼梦》处处隐种族思想，如贾雨村为伪朝之表征，甄士隐寓明亡而士隐，且扩大为一人影多人，更为混杂纷繁。索隐诸说中以蔡说影响最大，《石头记索隐》自1917年初版后不到十年间，已出至第十版，风行流传，可见一斑。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于1921年，廓清了索隐派的种种迷雾，指出其共同的特点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实去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落入了影射时事、猜度秘闻的窠臼。他据引孟森《董小宛考》，证明小宛28岁入宫，其时清世祖年方14，断无生前邀宠之理。又据史实推考贾宝玉不可能是纳兰性德，明珠家事不过附会之说。对于蔡著《石头记索隐》更着重从实例到方法进行了批驳，指出其主观随意性之大，转弯抹角之多。如谓王熙凤即余国柱，“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那么还有“國”、“柱”两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去，这样的“笨谜”教人怎么猜呢!可见这种附会是十分勉强的。然而使索隐派终于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还在于胡适考得了《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这是《红楼梦考证》最见功力的部分。胡适将考证的结果概括为：①《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②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③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④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⑤《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抄家之后，在贫困之中作的。作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1765)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这几点，是根据《雪桥诗话》、《八旗文经》和《熙朝雅颂集》等书考证得出的，材料切实，逻辑合理，比较符合曹雪芹的实际情况，勾勒出了作者生平的一个大致轮廓。这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而且得到后来多数红学研究者的承认和取用。当然，胡适的考证也留下了疑点和有待论证的空白，特别是他的结论的最后一条：“《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这就是所谓“自传说”。自传说比索隐诸说大大进步而合理，然而其将小说与信史混同却又不免使自身陷于矛盾，伏下了新红学走入困境的内因。

如果说胡适的 《红楼梦考证》主要是历史的考证，那么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则是文学考证，重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正如该书顾序所说：“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现;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检看《红楼梦辨》全书，上卷五篇，都是关于后四十回续书的，中卷六篇：《作者的态度》、《红楼梦底风格》、《红楼梦底年表》、《红楼梦底地点问题》、《八十回底红楼梦》、《论秦可卿之死》。下卷六篇，两篇仍讲版本，其余为杂记之类为附录。大体说来，其内容一是对后四十回续书的批评和八十回后故事的推考，一是对曹雪芹创作风格和红楼梦小说本身的评论。可以看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虽则受到胡适的引发和感染，一定程度上受到胡适的影响，如“年表”一篇明显有“自传说”的印记;但俞平伯用力的是在小说本身，是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红楼梦》的，和胡适有很大的不同。何况俞平伯在1925年发表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中对“自传说”发表过很深刻的见解，“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写贾氏的富贵，或即取材于曹家;写贾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是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以异于影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50年将《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时，将“年表”一篇删除。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个重要见解是把《红楼梦》的风格概括为“怨而不怒”。他认为《红楼梦》不是“刻薄谩骂的文字”，“刻薄谩骂的文字极易落笔，极易博一般读者底欢迎，但终究不能感动透过人底内心。”“缠绵悱恻的文风恰与之相反，初看时觉似淡淡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也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一种文章，“怨而不怒”大抵就包涵这样的意思。俞平伯不愧为创作家，他以自身的艺术感受和文学眼光提出的真知灼见，在长时期里曾被误解和忽略，直至近年才重又得到人们的推重。

考证派红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是周汝昌，他的《红楼梦新证》可以说是这方面集大成的著作。该书“种因”于1947年，出版于1953年，至1976年重订再版，由初版的40万字扩充到80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问题，成为此前红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全书包括“人物考”“籍贯出身”、“地点问题”、“雪芹生卒”、“红楼纪历”、“史事稽年”、“脂砚斋批”等章节，具有完整的构思。特别是“史事稽年”一章，自明万历二十年(1592)，直到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整整钩稽和排比了两个世纪的历史，提供了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丰富而详实的背景材料。这一章引书多达一百余种，扩充后为36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是《新证》的精华部分。凭借这批辛勤发掘和收集的资料，运用考证学的方法，周汝昌对曹雪芹及其创作都有系统和独到的见解，构成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由于“新红学”是以考证曹雪芹家世为其主要学术贡献的，因而顺理成章地演化为后来的 “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