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学·《水经》与郦道元的《水经注》

郦学·《水经》与郦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注》是一部以水道系统为纲的古代历史地理名著。它是研究我国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书，享誉古今中外。

《水经注》是郦道元为《水经》作注释的形式撰写的一部巨著。至于《水经》的作者是谁?何时写成?史籍没有记载。曾经有人说是东晋郭璞所作，又说是南北朝的桑钦。自阎有诗指出郭璞注《山海经》引用《水经注》之后，郭著《水经》之说遂废。自 《水经注》问世，不言《水经》作于桑钦，桑作《水经》之说亦熄。据清代学者考证，《水经》系三国时人所作，作者无考。杨守敬在《〈水经注疏〉要删》 中说：《水经》，“前人定为三国时人作，其说是矣。余更得数证焉。《沔水注》： ‘东过魏兴〔郡〕安阳县南。’魏兴为曹氏所立之郡，《注》 明言之。赵氏 (即赵一清)疑此条为后人所续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经》之明证。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而《经》明云 ‘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此又魏人作《经》之切证。又刘璋分巴郡置巴东、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经》文只称巴郡;蜀先主置汉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经》文不称汉嘉、涪陵;他如吴省沙羡县，而《经》仍称江夏〔郡〕沙羡;吴置始安郡于始安，而《经》仍称零陵〔郡〕始安。盖以为敌国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经》，不下逮晋代之证也。”

我国古代的地理志书，除了记载政区、城市、聚落外，很注意山川。但是山的范围大，古人所指的山究竟在哪个部位，后人很难确定。水道的河床窄，位置容易辨认，因此，古人言地理者都很重视水道，而编绘古地图者，则以水道为经纬。《水经》的作者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为弥补以前文献中水道记载的不足而写的。但是，《水经》中记载的水道仍只有137条，内容也很简略，而且存在错误。郦道元就是为了补充和改正这些缺陷，而为《水经》作《注》的。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大约生于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466)或孝文帝延兴二年(472)，死于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出身官宦世家。他自小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喜欢读地理方面的书籍。他在阅读的过程中，深感古代文献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载疏略缺误，于是决定为 《水经》作《注》，以补其缺略与错误。他在《水经注》序中说：“《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道。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他所作的《水经注》，除了利用文献记载外，有很多地区还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每条大、小河流，他都“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缪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补充的河流多达1255条，大至长江、黄河，小至溪津陂泽，都包罗在内。在内容上，他不仅划分为几大水系，区别主流和支流，而且详细记述了各条水道的源头和流向，并把流经地区的山岳、泽、陂，重要的城市、聚落、关隘等，都收集在内，从而使每条水道都可以辨清查寻。

在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不仅地方行政区划、城市名称经常变更，而且城市、关、津的位置在不断迁移，河流、湖泊、海岸线的面貌也在不停的变化。郦道元注意到了这些。他在《水经注》序里说：“绵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国，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作“贸”)，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枉渚交奇，洄湍决澓，躔络枝烦，条贯系夥。”因此，他把每条河流、泽、陂的历史变化情况和流经地区的故城、故关等遗址，以及有关的历史事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对于有些他没有去调查过、不清楚的水道及其历史变化，他也根据别人的著述和传闻记载了下来，以 “备陈舆徒之说; 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水经注》共四十卷，近三十万字，《注》文二十倍于《水经》。郦道元在这部书里，涉猎的图书极为广泛，《注》文中引用的书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种;他还记录了很多汉、魏时期的碑刻，以及许多民间的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其中有些书籍和碑刻，由于《水经注》才得以保存下来;他所收集的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也是如此。这些，都成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水经注》不仅内容极其丰富多采，而且文笔生动绚丽。因此，它不但是一部空前的地理名著，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据《魏书》卷八十九《郦道元传》记载，道元长而入仕，先后作过尚书主客郎、治书侍御史、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关右大使等官。他“秉法清勤”，“素有严猛之称”，故《魏书》把他列为“酷吏”。孝昌三年，雍州刺史萧宝夤谋反，灵太后根据其仇汝南王元悦的建议，以道元为关右大使查处之。宝夤大惧，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之于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亭在冈上，穿井十余丈不得水，道元水尽力屈，最后与其弟及二子并被害。他除了《水经注》之外，还著有《本志》十三篇、《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水经注》。

就《水经注》来说，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凡是郦道元进行过实地调查的地区，《水经注》的记载都是正确的;而他不曾到过或调查的地区，很多记载是错误的。魏太和初，其父郦范为青州刺史(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市)，道元曾随往青州，对今山东地区的水道及其历史情况作过实地调查;后为东荆州刺史(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洛阳故城)，他对今河南地区也作过实地调查;孝明帝时，改沃野镇(故城在今内蒙古乌梁素海北)、怀朔镇(故城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薄骨律镇(故城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武川镇(故城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部)、抚冥镇(故城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故城在今河北尚义县西界)、怀荒镇(故城在今河北张北县)、御夷镇(故城在今河北沽源县东南)为州，诏道元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因此他对今宁夏、内蒙古及河北西北部也很了解。不久，他又持节，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击梁军，败之于涡阳 (今安徽蒙城县)。因而，他对今皖北、苏北都很了解。此外，由于记载多，他对今河北地区和关中、陇西地区，也了如指掌。可以说，《水经注》里的这些地区的水道记述，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辽东、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然、凉州、敦煌、西域、吐谷浑，以及梁朝统治下的地区和朱崖洲(今海南岛)、夷洲(今台湾)，郦道元都没有到过，他只能依靠别人的记载和传闻，甚至是荒诞不经的《禹本经》、《山海经》之类的书籍和神话，因此，《水经注》的这些地区，水道有很多错误，或者没有记载。例如《河水》篇，《水经》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墟的东南，去嵩高山(今河南嵩山)五万里;其高万一千里。这明显是错误的。但是，郦《注》并没有纠正，反而引高诱之说，谓“河出昆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出积石山”。又引《山海经》、《淮南子》以证实其高。虽然，把今新疆塔里木河当作黄河的上游，是汉武帝以来的错误，然而它比《史记·大宛列传》的错误记载更加错误。

又如《江水》篇，《水经》谓岷山，大江所出。这是传统的错误认识，郦《注》未予纠正，可以谅解。但是《水经》谓沔水与江水合流后，至居巢县(故城在今安徽巢湖东南部)分为二江：其一东北流，过毗陵县(今江苏常州市)北而入海，为北江;南以注县区泽(今江、浙间之太湖)，又东，至会稽郡余姚县(今浙江余姚县)入海。这是很错误的，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条南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很清楚。可是郦《注》为了证实其说，把区具泽搬到了余姚县的西北，而与浙江、浦阳江同归于海。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修改意见》里说：“《沔水注三》叙南江，因无此水道，编至此暂辍。可将桐水等先实叙，水之北流后说。如郦氏所叙，则是倒流入南江矣，误甚。”

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也曾指出过郦《注》中的许多错误。他说：如郦氏“以曹娥江为浦阳江，以姚江为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具居〔泽〕在余姚县，沔水至余姚〔县〕入海，皆错误之大者” (《〈今水经〉序》)。

又如《澧水注》：“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又东至长沙郡下隽县西北，“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澧江口也”。“赤沙湖水”即今西洞庭湖。“洞庭湖”，指东洞庭湖。澧水既已入赤沙湖，怎么又会注于在武陵郡龙阳县(今湖南汉寿县)入赤沙湖的沅水呢?即注于沅水，怎么又会单独流入巴陵 (今湖南岳阳市) 之东的洞庭湖呢?

又《叶榆水注》：谓“叶榆水自邪龙县东，径秦臧县南，与濮水同注于滇池泽于连然、双柏县也”。“叶榆水”在今云南大理市洱海北，“濮水”即今云南礼社江，二水根本不相接;礼社江自古至今，从未注入滇池。

又《温水注》：“郁水南迳广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纳西随三水。又南迳四会浦水。”“郁水”，今广西右江、邕江、郁江;“浪水”，今广东珠江;“西随水”，今越南北部之红河。“四会浦水”，在今越南中部承天省顺化附近。郁水和西随三水、四会浦水风马牛不相及，怎能会合?

杨守敬在 《〈水经注疏〉要删》 中指出： 郦《注》以“叶榆水截温水而下，浪水枝津逆东江而上，更始水下入酉阳，谷水东迳乌伤，颇乖地势。必其所据之图未精，遂致斯谬”。至于城、镇、关等居民点，“郦氏书中，左右互错，东西易位，亦不一而足”。

郦《注》中的错误还很多，今不一一列举。总之，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水经注》的价值。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一代宗师谭其骧在世时，有人向他建议重编《水经注图》，他摇摇头说：“《水经注》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是中原地区。至于其他地区，错误多，编绘出来，没有什么作用。”这也许是对《水经注》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