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学·寓教于画

国画学·寓教于画

绘画不仅是为了欣赏，而是具有教化功能的。据《孔子家语·观周》中记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见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因而感慨曰：“兴废之戒也!”三国魏曹植在《画赞序》中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为此，他得出结论：“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晋陆机也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他的结论和曹植一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后汉王延寿说：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他从开天辟地说起，直到举出夏、商、周三代的末代帝王为例，“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文选·鲁灵光殿赋》)。到南北朝时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说：“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唐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伏闻古人云： ‘画者圣也。’ 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其丽也，西子不能掩其妍;其正也，嫫母不能易其丑。故台阁标功臣之烈，宫殿彰贞节之名。”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把绘画和 《诗》、《书》、《易》、《礼》、《乐》和《春秋》六经并列。他还把绘画与记传、赞颂等文字著作进行了比较，认为“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像。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所以，他赞曰：“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宋《宣和画谱》的评价是：“是则画虽艺也，前圣未尝忽焉。自三代而下，其所以夸大勋劳，纪叙名实，谓竹帛不足以形容盛德之举，则云台麟阁之所由作，而后之览观者，亦足以想见其人。是则画之作也，善足以观时，恶足以戒其后，岂徒为是五色之章，以取玩于世也哉!”上面所述，多指人物画而言，及至山水、花鸟画兴起之后，就增加了新的功能。如清王昱在《东庄论画》中说：“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昔人谓山水家多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各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清董棨的《养素居画学钩深》说到自己：“或人谓仆嗜画，乐此不疲。仆曰： ‘不然。我家贫而境苦，惟此腕底风情，陶然自得。内可以乐志，外可以养身，非外境之可夺也。’”

自古以来，论者对绘画的作用十分注意，各抒己见。从中国绘画发展阶段来看，人物画最早，因此评论之初也以人物为焦点。最初的着眼点并不在形象如何，笔墨如何，而把焦点放在教化方面，突出绘画的社会功能，如“成教化，助人伦”，表彰忠孝，惩戒奸恶。后来发展到 “足以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董其昌《容台集》引明代杜琼语)。“学画所以养性情”，以及“内可以乐志，外可以养身”等等。

绘画的客观功能已如上所述，而对画家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历代论者对画家的人品、学识、修养都有精辟的论述。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引明文征明的题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清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说：“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誉以几远到，四曰亲风雅以正体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他对追求品格高尚，归纳出四条途径：其一，“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鄙吝满怀，安得超逸之致?”其二，“夫自古重士夫之作者，以其能陶淑于书册卷轴之中”。其三，引元赵孟頫的话“乳臭小儿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批评这种人“是真所以为乳臭也”。接着解释道：“要知从事笔墨者，初十年但得略识笔墨性情，又十年而规模粗备，又十年而神理少得，三十年后乃可几于变化。”其四，追求风雅要坚持不懈，因为风雅是“最高体格”，是绘画的正路。清盛大士在《溪山卧游录》中揭发了某些画家只知追求名利，说这些人“初下笔时胸中先有成算，某幅赠某达官必不虚发，某幅赠某富翁必得厚惠，是其卑鄙陋劣之见，已不可向迩，无论其必不工也，即工亦不过诗画之蠹耳。”

画虽艺术品，但品评画之优劣首重人品，清松年《颐园论画》讲：“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

与人品紧密相连的是脱俗，脱俗唯一方法是读书。清王概在《芥子园画传》中说：“笔墨间宁有稚气，毋有滞气;宁有霸气，毋有市气。滞则不生，市则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学者其慎旃哉!”清松年在《颐园论画》中说：“画师处处皆有，须分贵贱雅俗。不读书写字之师，即是工匠。”宋邓椿在《画继》 中说： “画者文之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