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

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

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所编《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徒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陈寅恪先生第一次使用“敦煌学”这一名称，其含义指对于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资料的研究。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敦煌学”一词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从严格的、科学的含义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但它在几十年的使用和流传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被学术界所接受，我们也沿用这种称呼。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四个方面。

(1) 敦煌石室遗书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四万余件写本和刻本，是使敦煌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最主要因素。对于藏经洞所出(也包括1944年土地庙文书)各种文字、各种内容的写本和刻本的刊布、整理、分类和综合的研究等，都应属于敦煌学最主要的内容。

(2)敦煌石窟艺术和考古

莫高窟是佛教艺术的殿堂，而敦煌写本中约占百分之九十的卷子为汉文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佛经，石窟的雕塑、壁画及壁画上的题记和榜题，都与佛经写卷有不解之缘; 而壁画的不少内容都是根据佛经或从佛经演绎而来。石窟的形制、建筑等也是与敦煌经卷有着种种联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敦煌石窟有广狭二义，狭义仅指莫高窟，广义则指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万佛峡、西千佛洞和肃北五个庙石窟共四处，目前，提及敦煌石窟艺术，一般是广义。

(3) 敦煌地区的史迹及其他文物

敦煌古郡范围内，有许多城址、关址、汉代长城遗址、烽燧遗址、塔寺、水渠、古代居住遗址等地面文物和遗址;有许多古代墓葬;也有从敦煌地区出土的汉晋木简(从1906年到1979年，敦煌共出土五批木简)。这些地上和地下的文物及遗址也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4) 敦煌学理论

对敦煌学发展的历史、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概念、范围等问题的探索，也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斯坦因是第一个从藏经洞盗窃文物的西方探险家，洛克济是最早向西方介绍莫高窟雕塑和壁画的学者，因此，一些外国学者常把1907年斯坦因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这种看法抹煞了中国学者首先发现并开展敦煌学研究的功绩。

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6)，光禄少卿汪漋在奉命督修沙州(敦煌)城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莫高窟，并用优美的诗歌赞颂了莫高窟艺术。嘉庆年间(1796—1821)，著名的西北史地学家徐松也曾游历千佛洞，并在《西域水道记》一书中记载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

1900年，藏经洞内的珍宝发现以后，最早认识敦煌文献及文物价值的是我国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1903年，叶氏收到敦煌县令汪宗瀚等人赠送的敦煌写本、绢画之后，马上意识到这些材料的学术价值。在叶氏所著《语石》一书中，对其所见的敦煌写经和绢画的书法、内容作了初步考订，并曾建议藩台衙门将藏经洞内文物运往兰州保管。由于身任甘肃学台的叶昌炽巡行的范围在肃州(今酒泉)以东，所以未能亲赴莫高窟查看宝藏的全部内容，不了解它的全部价值，也就没有再想办法保护这些材料。等到法国人伯希和带着掠得的一部分精品来到北京时，他对自己没有前往敦煌，尽收宝藏感到十分遗憾，并在 《日记》里深深地谴责了自己。

即使在斯坦因、伯希和两次大规模将藏经洞文物掠走以后，首先对敦煌文献进行介绍和研究的还是我国学者。自1909年我国学者在北京见到伯希和带来的部分敦煌写本以后，很快就开始了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写本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相继整理出版了《敦煌石室真迹录》(王仁俊 1909年)、《敦煌石室遗书》(罗振玉 1909年)、《沙州文录》(蒋斧 1909年)、《鸣沙石室佚书》(罗振玉 1913年)、《鸣沙石室佚书续编》(罗振玉 1917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罗振玉 1916年)、《敦煌零拾》(罗振玉 1924年)、《敦煌石室佚书三种》(罗振玉 1924年)、《沙州文录补遗》(罗福苌 1924年)、《敦煌石室碎金》(罗振玉 1925年)等，一批敦煌写本的录文或影印本。在整理、刊布上述文献的同时，我国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多采取为写本作跋尾方式，对写本的性质和价值进行了考证与论述。

在刊布的二百余件写本中，多数得自伯希和收集品，其内容虽然也有一些佛教、道教、摩尼教经典和少数社会经济、通俗文学资料，但主要内容是经史子集四部书。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学者仍然在文献刊布和古籍校勘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且在沙州归义军历史、敦煌俗文学、敦煌佛典等领域进行了早期探索。1910年，佛学专家李翊灼先生对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写卷进行清理，他遍阅八千余卷写经，从中选出没有传世本的佛经约160种，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一卷，为研究北京收藏的敦煌佛教经典指点了门径。

1925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自己去国外调查搜集，材料范围扩大。二十年代中期，刘复在巴黎利用研究语言学之余，考察了巴黎收藏的伯希和劫去的敦煌文献，从中抄录了俗文学、文书契约、韵书等三大类共104件，回国后编成《敦煌掇琐》一书出版。这部书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眼界，为研究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资料。

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北平图书馆，1929年设立了写经组，开始对馆藏敦煌写经进行整理编目工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约请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进行系统整理，并于1930年编撰成详细记载每卷写本的起迄、纸数、行数及题记、卷子残缺情况的《敦煌劫余录》(1931年出版)。这项工作为学术界了解、使用北图藏敦煌写卷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国外，介绍敦煌遗书的发现并开展对它的整理与研究，以与中国文化同源的日本行动最快。早在1909年，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就从中国学者罗振玉和在北京的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那里得知，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及伯希和从敦煌带走了大批古书，日本的《朝日新闻》很快以《敦煌石室发见物》为题，详细报导了此事;这篇报告还详细罗列了1909年伯希和携至北京的敦煌遗书目录。同年，内藤和狩野还在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第二次总会上展览了罗振玉寄赠的照片，并由几位专家做了讲解，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轰动。1910年，黑板胜美博士又将其在伦敦考察斯坦因劫去的敦煌文物的情况向日本学界做了介绍。同年，在北京任教的藤田丰八出版了《慧超传笺释》，对伯希和劫走的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注释。此后，狩野直喜、矢吹庆辉、藤田湖南、石滨纯太郎、小岛祐马等又先后赴法、英考察，抄录、拍摄敦煌文献。到1930年为止，陆续出版了《佛典研究》(松本文三郎 1914年)、《敦煌遗书》影印本、活字本(羽田亨、伯希和合编 1926年)、《三阶教研究》(矢吹庆辉 1927年)、《大正新修大藏经·85·古逸部·疑似部》(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1928年)、《沙州诸子二十六种》 (小岛祐马 1929年)、《鸣沙余韵》(矢吹庆辉 1930年)等一系列敦煌写本的影印本、录文本和研究专著及一大批有关敦煌学的论文。

伯希和是精通华语的汉学家，所得敦煌宝藏具有四多一少(世俗文书多、纪年文献多、儒家典籍多、道教文献多、佛经少)的特点，加上又拍摄了大量敦煌石窟的照片，并对壁画题记进行了抄录;所以法国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自1909年从北京返国后，伯希和用很大精力从事对敦煌文物的研究。他首先对劫去的敦煌文献进行了初步清理，编成了草目，并对其中汉、藏、回鹘、粟特等多种语言的写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伯希和从1911年3月开始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亚细亚讲座，介绍敦煌文献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讲座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伯希和还利用从莫高窟拍回的照片，于1920年至1924年编辑出版了六卷本《敦煌石窟》图册，这是有关敦煌佛教艺术最早的大型图集。由于在伯希和拍照之后，在1920—1921年间，数百名沙俄白匪军居住在莫高窟内，使壁画部分被烟熏坏、被涂抹，有些塑像被毁坏;1924年华尔纳又卑鄙地剥离壁画、劫走塑像;直至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前的人为破坏;所以，伯希和《敦煌石窟》的六卷本图册在今天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当年常书鸿先生留学巴黎，就是在塞纳河边看到伯希和的 《敦煌石窟》，为其内容丰富、气势恢宏所慑服，决心归国做“敦煌守护神”的。

英国对敦煌文物的研究起步较晚。从1919年起，由翟林奈(L.Giles)等一批学者对斯坦因掠去的敦煌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

自1909—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家内，对藏经洞所出现新资料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1930年，陈寅恪正式把这门学问概括为“敦煌学”;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 “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敦煌学”这一名词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在这一阶段，“敦煌学”主要指对藏经洞所出文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