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风雅正变

诗经学·风雅正变

“风雅正变”之说，是战国时兴起的一种解释《诗经》音乐与诗体的学说，认为 《国风》与 《小雅》、《大雅》的作品随着时代发展，由于国家政治与社会风俗的变化，在音乐与诗体上都发生变化，产生“变风变雅”。其说比较完整的阐述，始见于《毛诗序》。《诗序》仍本着传统乐教与诗教的原则，以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是“六义”的根据，也是《风》、《雅》正体正声的衡准。接着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是“变风变雅”产生的原因与内涵界限。至于《颂》，皆产生于太平盛世，无“变”之说。汉儒以及后来儒家学者大多以此说《诗》。东汉郑玄作《诗谱》，发挥《诗序》的观点，并进一步排比《风》、《雅》、《颂》所隶属的周代各朝天子及诸侯国君的谱系世次，说明时间上下，旁及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来规定诗篇的正变内涵。具体地说，就是《诗谱序》所说的自周之先王以及成王、周公，皆为太平盛世，“《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这些都是“诗之正经”。此后政治逐渐败坏，至于东周春秋，“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迄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 ‘变风’ ‘变雅’”。

《毛诗序》区分美刺，又言正变，从而构成以政教解《诗》的理论。孔颖达《正义》说： “《诗》之《风》、《雅》，有正有变……至于王道衰，礼义废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诸侯国国异政，家家殊俗。诗人见善则美，见恶则刺之，而变风变雅作矣。”但是盛世未必无怨无刺，衰世亦未必无美无善，以时代先后定盛衰，以社会盛衰定美刺正变，常常僵化牵强，难免谬误。如《召南·小星》，本奉使言劳、怨诉不公之诗，但因《召南》按《毛诗序》说法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正风”，故其小序仍说它是“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的“美诗”。此后说诗者递相承袭，皆以国家之治乱、诗篇之美刺作为判定正变的标准，又以正变之区分机械限定诗篇的美刺内容，如此循环往复，颇多方枘圆凿之说，故后人往往对《诗》中何者为正、何者为变争议不休。

诗来自乐，诗教来自乐教，因而论《诗》及诗教自当从乐与诗两方面立说，“风雅正变”也不例外。按照儒家理论，宫商角徵羽五声分别为君、臣、民、事、物，“凡声浊者尊，清者卑”(《乐记》郑注)，各有所为，不能混乱。孔子“审声以知音”，使风雅各反于正，便是风雅正声。其混乱者斥为 “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即后来所谓 “变风变雅”之类。所以“风”、“雅”、“颂”的分类，除了从政教得失、诗人的美刺内容与倾向来分别诗体正变外，本来还包括有从声音乐调上判别正变的理论准则。

唐代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在解释“风雅正变”时，据乐音与诗体结合的原理而进一步认为，“风”、“雅”、“颂”的乐音定型规范以后就不再变化，“变”的只是诗体即诗歌的政教内容。他解释“变雅”时说《雅》分为二，是因天子之政有大事、有小事，“诗人歌其大事，制为大体，述其小事，制为小体”，明确提出“诗体”据政事内容而定。而“诗体既定，乐音既成”以后，等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时，“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 ‘变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认为大小雅的变体只是诗歌政事内容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音乐曲调上仍沿用旧声，并无改变。也就是说，“变风变雅”是用原有的正声雅乐谱唱了衰世的歌词，诗体变了，乐音依旧。因而引起后人的非议。

宋人戴埴认为：“乐有正声，必有变声。……乐与政通，谓无关于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则有不可解者。今之乐章，至不足道，犹有正调、转调、大曲、小曲之异。《风》、《雅》、《颂》欲被之弦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别其声之小大正变哉!”(《鼠璞·十五国风二雅三颂》)其说专从乐音正变立论，确乎攻击了孔疏“乐音不变”说的要害，因为儒家素有审音知乐知政的传统学说。认为如果五音混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礼记·乐记》)，则“变风变雅”理当在音乐上也有所变化。但戴说正面论证未足，仍然是一种理论的推断。

“风雅正变”说，是汉人据 《毛诗序》对 《诗经》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理论，来概括诗篇大意的《毛诗》小序，多与诗篇内容不合。故宋人起来怀疑汉代经说时，对《诗序》和“风雅正变说”作了重点攻击。许多人认为根本就不应分什么正变，如署名郑樵的《六经奥论》认为，说《风》诗分正变，还勉强可以，但“二南”中也有刺诗，十三《国风》中也有美诗，不能一概而论;若《雅》诗则只有大小之分，没有正变之别。他认为“正变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 《序》，未可信也”。程大昌 《诗论》则说，《诗序》本已下了定义说“雅者正也”，“则《雅》宜无不正矣。已而觉有文武焉，有幽厉焉，则又自 ‘正’而变为 ‘政’，自 ‘政’而变为 ‘大小废兴’，其自相矛盾类如此”。他们的说法，的确捏住了“正变”之说自相矛盾的痛处。但也不是所有的宋代学者都反对“正变”之说，如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曾作《诗疑》，勇于攻《序》，勇于疑《经》，却相信“正变”之说，屡以“正风正雅”为周公时诗，“变风变雅”为周公以后之诗，而怀疑今本《诗经》的次序已有窜乱，要重新删改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