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文统与道统

古文学·文统与道统

文与道的关系，是古文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离开文道关系，即无所谓古文理论。道统的观念，发端于先秦。如孟子作为儒家大师，已有寻绎儒道之系统的思想。《孟子·滕文公下》在反驳“夫子好辩”时，提出 “圣人之道”，由尧、舜、大禹、武王、周公至孔子，着重强调了大禹、周公、孔子;并声明自己是圣人之徒，一定要肩负批判异端邪说，继承并发扬圣人之道的重任。荀子作为儒家经典的起关键作用的传授者，则进一步将“圣”与“经”联系起来。“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子·正名》)简单地说，辩说(言辞，也指文章)是用来说明道的。而“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同上《儒效》)管，指关键，枢要;是，指儒学。这样一来，圣人联系了儒学和经典，贯通了百王之道。刘勰《文心雕龙》开宗明义，首列《原道》、《徵圣》、《宗经》三篇，虽然这里的“原道”以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发端，但最后仍归结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刘勰的思想，上承孟荀，下启韩柳，为文统与道统提出了明确的线索。韩愈的《原道》，完整而明确地建立了儒学道统。“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认为荀况、扬雄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因而俨然以孟子以后的道统继承人自居，担负了维护这个道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重任。他的许多文章，反复阐发文与道的关系。28岁即上书明志：“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上宰相书》) 这是说文以明道。《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送陈秀才彤序》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所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文，文所以为理也。”这是说学古道必须读古书，作古文为了明古道。文与道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柳宗元的观点与韩愈基本一致。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过，韩愈所谓道，往往指经典所载，孔孟所言，比较抽象。柳宗元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 旨归明白而剀切。宋初古文家柳开继承韩愈，而将道统与文统的关系完全合二而一，推向极端化：“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责于我也即可矣，责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为我罪人乎!”(《应责》)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也是继承韩愈的，主张文以明道，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同时又认为道离人不远，日用百事关于心，也是道。苏轼指出“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推崇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功绩(《潮州韩文公庙碑》); 同时明确指出欧阳修是孔、孟、韩愈的道统的继承者(《居士集叙》)。苏轼本人也是文道并重。他主张文章要不为空言，要有为而作，对于社会要有药石之功用。十分明显，这里的道，不单指六经所载孔子所言，还包括功业行事。正因为如此，苏轼的儒道，包括了前人很少提及的“陆贽贾谊之学”。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他尊重儒道，大旨不离儒道，又能融汇“异端”，如战国纵横家学，甚至认为释道二氏也有与儒学相通之处而加以吸收，招致道学家的非议;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轼一类的古文家，重道是为了作文。宋代古文理论，以文道关系而言，文章家如欧阳修和苏轼更重视文;经术家如曾巩和王安石更重视道; 而道学家如二程与朱熹则独尊儒道，反对文章，认为作文害道，在卫道方面他们以古文家为盟友，在论文方面他们的言论与影响束缚了古文的发展。总起来说，在唐宋两代确立起来的文统与道统的关系，指导着历代古文家的思想与创作实践，离开文以载道这个基本宗旨，就是离经叛道，成为异端了。自六经孔孟至韩愈欧阳这样一条文统与道统结合的红线，下自南宋、金元，直达明代，其脉络不曾中断，而且继承关系十分清晰，清以后才稍有变化。如明初的宋濂，强调尧、舜、文王、孔子之道之文，又强调学文的途径是“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荆榛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文原》)很明显是宗唐宋的。明代唐宋派的杰出代表归有光等人自不必说。如清初的黄宗羲指出“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韩愈、欧阳修能够融汇圣人之意而出之，不一定引用经文，“自然经术之文也”(《论文管见》)。清代中叶之桐城派，其实也就是唐宋派，其初祖方苞论古文传统，唐宋之后增加了一个归有光。姚鼐的再传弟子，桐城人方宗诚说：“国朝论古文正宗者，曰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记张皋文〈茗柯文〉后》)认为三人“如大华三峰，矗立云表，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伯仲。”(《桐城文录序》)方苞自期以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道统突出程朱，与明代古文家稍有不同;不过，程朱仍然是以上承六经孔孟为己任的。而且，姚鼐的弟子，娄县人姚椿还有一个调和的说法：“夫文以载道之说，始于韩子，而欧阳子承之，至朱子而其道益光。”(《南宋文苑序》)依此，在桐城后学的心目中，韩欧和程朱原本是可以成为一脉的。至晚清，曾国藩有了新的体验：“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方苞)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与刘霞仙书》)(一)文与道兼备者，十分罕见;(二)文与道不易兼顾，不能不分为二途;(三)要学作文，必须赤地新立，全凭创造。这确实是卓见。曾国藩当然是极力维护文以明道的传统观念的，但他终于指出了明道之文极难做到同时又是文学之文。尽管如此，文以明道(儒道)的观念，除太平天国外，连改良主义的杰出思想家如魏源，也还 是坚持着的; 其完全解体，要待五四运动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