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二

考据学·二

清初学术领域因袭晚明王学极盛之弊，充斥着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言心性的风气。但是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动，也给学术思想界带来了冲击与震荡。许多学者在反清复明运动遭到失败之后，纷纷转入学术研究活动，并且主张治学必须做到 “经世致用”，坚决反对理学家的空疏虚浮，当时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就是典型的代表。

黄宗羲主张“儒者之学，经天纬地”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书史”，认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 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全祖望 《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他于经学史学兼收而并重，其目的就在于“经世”。这一思想也成为他所创立的浙东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王夫之对史学的“经世”功用尤为重视：“所贵乎史者，述以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他从“势、理、天合一”的历史哲学高度，对古代形形色色命定论的历史观进行全面批判，并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运动中去揭示历史进程的规律和动力，为“圣王之治”提供历史哲学上的依据。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先导人物，他对于宋明以来理学家专以谈心说性为学的陋习非常反感，致力于提倡“实学”，注重“当世之务”(《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即有关国计民生的天下大事; 主张要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文章，凡不关“当世之务”的“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顾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他写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按照“经世致用”的目的去实践的。顾氏治学，重实证，重考据，多从小学入手，训诂名物，进而探究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出于反对清初民族压迫的原因，他也十分重视地理上的研究。他的考据学著作《日知录》，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法律、经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无不涉及。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以资考证。顾氏的研究为清代考据学奠定了坚固的学术基础，因而被奉为开山大师。

清代考据学，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发端到渐盛。清代早期，汉学初复兴，仍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汉宋兼采。阎若璩、胡渭可为代表。阎氏与胡渭等曾参与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他长于考据。所撰《尚书古文疏证》，从《古文尚书》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制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义理不合等八个方面，提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确定《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为伪作。胡渭作《易图明辨》，辨宋邵雍所传的太极无极易图并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传承之物，与《易》无涉，而系道士陈抟伪作。全祖望则承黄宗羲未竟之遗绪，续补《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成就卓著，故《清代七百名人传》称：“祖望之考证，求之近代，罕有其比。”此外，毛奇龄写《四书改错》，直斥程朱;万斯同著《群书疑辨》，考证经史诸籍疑伪之迹;万斯大作《周官辨非》，论辨《周礼》为伪书;姚际恒撰《古今伪书考》，对于清代辨伪产生了“发聋振聩的功效”(顾颉刚《古今伪书考·序》)。

第二阶段，全盛时期。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几乎独占学术界势力”(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学、目录、方志、地理、天文历算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就，涌现了一批划时代的著作。学者治学主实证，力矫空谈义理的积弊，于是众厚许、郑，而群薄程、朱，竞相以汉学标榜。代表人物可分为两派，一为以惠栋(江苏吴县人)为首的吴派，一为以戴震(安徽休宁人)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是好古、信古、博学，他们崇信汉儒，谨守家法，搜集汉儒经说，一律接收，不加说明发挥。梁启超概括吴派的治学方法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确系纯粹的汉学。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余萧客、江声、江藩、王鸣盛、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等。其成绩在于搜集散佚的汉儒旧说，为考据学者提供丰富的资料;而章学诚喻其为吃桑叶而不吐丝的蚕，则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此派的缺点。皖派的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它导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戴氏读书极博，理解极精，其学“先立科条，以审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字，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不尚墨守”(刘光汉《戴震传》)。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他们专力经学，旁及文字、音韵、训诂、天文历算、地理、金石、乐律、制度、校勘、考古诸领域，敢于突破汉儒旧学，提出新见。凡经过他们校理的古籍，均解释明确，对学术有重大贡献。但考证过于繁琐则是此派的缺点。另外，崔述著《考信录》，在辨伪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巨大建树，是辨伪学的空前杰作。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其功过，后文将作深入的论述。

第三阶段，转入衰落时期。道光朝以降，考据学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著述的数量不如以前，质量却有所提高，而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等大家的出现，将清代考据学带进了曲终奏雅的境界。俞氏、孙氏之学都是王念孙、引之父子所传。俞樾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诸子平议》等书，孙诒让著有 《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书，在学术界均享有盛誉。孙氏还撰有《契文举例》和《名原》，依据甲骨文考证古代文字，成为甲骨学的奠基人。晚清，考据学受到了西学的强烈冲击和复兴的今文经学、义理之学的有力挑战，门庭颇为冷落，值得称道的仅有“朴学殿军”章太炎。章氏师从俞樾，习经史考证之学，他的考据著作有《春秋左传读》、《膏兰室札记》等。此期考据学为何衰落?除了社会历史及时代氛围等因素之外，学术自身的原因也相当重要：“以训诂考订而臻于极致的汉学(考据学)，在达到自己空前的高峰之时，也将其繁复、琐碎、支离的弊病暴露无遗。”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稍后，罗振玉、王国维师生等的业绩，只能视为清代考据学的余波而已; 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则使辨伪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学术水平上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杨昶《国学知识指要·辨伪学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