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学·唐诗学的形成期(两宋金元)

唐诗学·唐诗学的形成期(两宋金元)

宋代是唐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奠基时期，唐诗研究在这一期间出现了质的飞跃，应予足够的重视。不过为实现这一飞跃，事先也经历了漫长的准备过程。

北宋开国，承五代动乱之余，文物凋丧，卷帙坠散。宋人要研究唐诗，必须从辑佚理旧的工作入手。例如杜甫的集子，《旧唐书》本传记载，原有六十卷之多，后来亡逸甚众，至晚唐五代间，主要靠一种六卷本的小集行世。宋初虽尚有几种抄本留存，而编次紊乱，缺漏严重，传布也极不方便。北宋人整理杜诗的，先后有孙仅、刘敞、苏舜卿、王洙、王安石诸家。到仁宗嘉祐年间，王淇等人再就王洙所编二十卷本重加校核，雕板印行，这才有了杜集最早的定本，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基础。再看韩愈的集子，长期流传中散失不多，似乎比杜甫幸运。但五代宋初骈文盛行，韩集受到冷落，传世的几种抄本，讹夺零乱，脱略颠倒，几不可读。经穆修以二十余年心力整理、校勘，集资刊行数百部，方始得到流播，对北宋诗文复古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杜甫、韩愈是宋人最推重的唐代作家，其作品的收集、整理尚需经过这样的周折，其他诗人可想而知。而宋人在唐诗的辑校上投入相当精力，更利用印刷术的普及予以刊布(传至今日的唐诗别集多渊源于宋本)，这不仅为保存资料作出了贡献，也给唐诗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整理唐人别集的同时，北宋还编纂了几种重要的诗文总集。李昉等修撰的《文苑英华》，是大型诗文合刊，录诗一百八十卷，起自南朝梁末，迄于五代，汇存了相当丰富的唐人诗歌资料。姚铉选《唐文粹》，录诗仅九卷，而能自出手眼，独倡古调，得宋代诗文复古风气之先。稍后，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二十卷，选录一百零四家诗一千二百四十六首，尽管所选篇章未惬人意，而取材广泛，仍不失为有影响的唐诗选本;择存中晚唐人诗作居多，亦足以窥见有宋一代的趣尚。

宋人在唐诗研究方面的业绩，还表现于诗话的制作。诗话之为体，集纪事与品评于一身，可用于严肃的考据和理论探讨，亦可杂记逸闻琐语，以资谈笑，加以采取分条札录，长短咸宜，灵活机动，无施不可，所以在宋以后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成为古代诗歌评论的常见形式。宋人于序跋、书信、论诗诗等传统批评式样外，有了诗话这样一种专门用于谈诗说世的文字工具，在诗歌研究上自然得力甚多。宋代诗学特别发达，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当然，由于北宋的诗话方从笔记体裁脱胎而出，述事的成分大于品评(这从汇集北宋人诗话的阮阅《诗话总龟》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里均有明显反映)，不免限制了它的理论深度。不过其中也不乏精到的评议。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诸诗句，以说明诗家能事在于“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道理。范温《潜溪诗眼》举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例，阐释文章须讲求“法度”、“布置”的原则。叶梦得《石林诗话》亦引杜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与晚唐人诗相比较，证明诗语固当“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这些意见都足以发人省悟，亦有助于了解唐诗的艺术。但从唐诗研究的总体要求来看，这时期的诗论也仍然缺少那种战略性的思考，它们不去着力探讨唐诗的性能、价值和内在规律，而满足于一枝一叶地论述唐人作诗的方法与技巧，尤其注重诗歌用语“出处”的考释。这跟北宋诗坛上以苏轼、黄庭坚为正宗的崇才学、尚法度的诗风，显然是分不开的。

宋室南渡以后，家国之变一时给予士夫文人以巨大的冲激，回荡于文苑，便是对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严羽 《沧浪诗话·诗辨》)的江西诗派的反拨。人们迫切希望摆脱原有的程式，打开新的创作路子，于是唐诗被作为一种与“本朝人诗”相对立的传统提了出来，重新加以认识和学习。这时候再谈论唐人诗，已不仅着眼于它的炼字造句、用事作意，而更欲深入究明其根本，找出唐诗之为唐诗的精神所在。因而，唐诗研究也就正式上升到了理论概括的阶段。

在这方面首开风气的，当推南宋初年的张戒。他在《岁寒堂诗话》中将历来的诗歌分成五等，指出：“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此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又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张戒推崇李、杜诗，主要是从儒家“诗言志”的观点上立论的，虽也多少触及唐诗讲“兴寄”的要求，还不能算是确切地把握住了唐诗的美学特点;他把唐人“声律”当作一种不良的习气，主张去除净尽，也显示出保守、复古的思想立场。但他明确地划分了唐诗与宋诗的界限，认定唐人诗自为一等，有着和其他时代、其他品类诗歌不同的质性，就能促使人们去认真探求唐诗的独特范畴。进而揭示唐诗的真面目。

自张戒发难之后，公开批评宋诗流弊、转趋唐人的倾向，便日益滋长起来。如杨万里称赏晚唐诗的“诗味”与精工(见《颐庵诗稿序》、《唐李推官披沙集序》诸篇)，陆游讥刺江西诗的 “琢雕”和 “奇险”(其《读近人诗》中有“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之语)，朱熹辨析苏、黄与唐人诗的异同(见《清邃阁论诗》各则)，叶适为“永嘉四灵”的复倡唐音作鼓吹(参看《水心文集》中的《徐斯远文集序》、《徐道晖墓志铭》等)，下而及于姜夔、戴复古、刘克庄、赵汝回诸人，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不过这些人中间的大多数，或则一味倾心晚唐，或则更拟超轶唐代而上追汉魏，并没有把目标集中于唐诗整体及其核心——盛唐诗歌上，自难免使他们探究唐诗的眼光受到局束。能够打破这种种拘限，真正将唐诗的传统予以发扬光大的，不能不数到 《沧浪诗话》 的作者严羽。

严羽论诗，以师法盛唐为主旨，由此出发，述及有关唐诗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首先，他将汉魏以至唐宋间的诗歌区别为四个类型，从相互比较中阐明了唐诗的特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他把“尚意兴”作为唐诗的本质特征，指示人们从诗中去追索、领略那种“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境界，虽然偏于就诗歌艺术着眼，倒确实抓住了唐诗美学品格的一个主要方面，从而鲜明地树立起唐诗之为唐诗的基本观念。这在唐诗研究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其次，严羽对唐诗本身的流衍变化作了全面的考察，初步划分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种体式，实即唐诗演进的五个阶段。这比司空图原先的概述要明确得多了，不仅可以看作唐诗分期的肇始，也直接成为后来长期沿用的“四唐说”的先导。在五种体式之中，严羽特别推崇的是盛唐诗(尤以李白、杜甫为宗主)，他认为这一时期的诗作，最能体现他的“唯在兴趣”的美学理想，也最能代表古典诗歌的艺术成就。他把“盛唐”与“汉魏”并列为值得人们效法的“第一义”的诗歌，而细究其用心，宗趣似仍侧重在盛唐一边。《诗辨》一章在历叙诗歌源流高下之后，得出“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的结论，就透露了他的这一意向。另据清人朱霞所撰《严羽传》的记载，严羽“论诗推盛唐，谓后之过高者多法汉魏，而蔑视盛唐，不知诗之众体至唐始备，唐之不能为汉魏，犹汉魏之不能为唐也。因言古制有可以行之三代，而不可行于后世者，非三代之制不善也，时不同也，诗亦若是已耳”。虽没有明显贬抑汉魏，而承认唐诗较之汉魏有所进化，至盛唐达到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意思是很清楚的。这种宗盛唐或宗唐的论调，又构成了后世唐诗学的主导倾向。总之，《沧浪诗话》对唐诗的特点、分期、历史地位等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总结和归纳 (更不用说其中多有对具体诗人的艺术风格的精到评析)，初步形成了一种理论学说。面对这一学说，我们可以断言，唐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唐诗学，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探索，终于获得了诞生，而严羽便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

当然，严羽的理论也不是没有缺陷的，偏重艺术和趋向复古是其两大要害。我们以前说过，唐诗作为一种多要素的复合体，风骨、兴寄、声律、文辞、兴象、韵味诸成分的统一，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严羽却把“尚意兴”或“唯在兴趣”说成是唐诗或盛唐诗歌的根本特点，片面强调和突出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艺术境界，甚至夸张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一味妙悟而已”的程度，这就把唐诗的质性引向了虚幻空灵，造成诗歌审美意境与时代生活、诗人怀抱、题材内容、语言技巧诸方面的脱节。后来的唐诗学研究尽管在体制、声律、文辞的讲求上有所弥补和精进，而大多存在着就艺术谈艺术的偏颇，跟唐人原本注重风骨与兴寄的精神有了距离，严羽是不能辞其咎的。另外，严羽的文学发展观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弱点。他固然在一定的范围内认可诗歌现象的与时俱变，但同时又为这一历史的进化设置了极限，盛唐高峰就成了仰望难及、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他看来，诗歌的演进于盛唐进入尽善尽美的境地，以后再要有所变异，只能是逐步退化，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他要大声疾呼地抨击时下风气，给诗歌创作指出回归盛唐的“向上一路”，这便是他的诗学理论的全部归结点。这样一来，历史的总结便又转化为偶像的膜拜，复古思潮笼罩了古典唐诗学的整个行程，严羽也应该是始作俑者。因此，无论就理论工作的建树或缺失而言，严羽所处的南宋时期，在唐诗学发展史上均占有关键性的位置，它奠定了这门学科日后行进的路线。

还需提及的是，南宋时期唐诗研究的成果，并不限于理论上的概括。有关唐人别集的辑补、校勘、编年、笺注等工作，在这期间有了更大的进展，尤其是对杜甫、韩愈两家集子下的工夫最多，一时号称“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南宋也出现了好几种大型诗歌总集，如赵孟奎辑《分门纂类唐歌诗》一百卷(今存十一卷)，收一千三百五十三家诗四万零七百五十一首，录诗数量已接近后来的《全唐诗》;郭茂倩《乐府诗集》汇编上古至唐末五代乐府歌词和谣词，其中半数以上为唐人乐府诗;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辑录有唐一代绝句近万首，虽不免误收重出，仍不失集大成的意义。选本方面，赵师秀的《众妙集》、《二妙集》多收王维、孟浩然、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以至贾岛、姚合一派的诗歌，意象狭小，反映着“永嘉四灵”的艺术趣味;方回《瀛奎律髓》在“一祖三宗”的旗号下通选唐宋两代律诗，以生涩瘦硬为胜境，昭示了江西诗学的门径;而周弼《三体诗法》于五律、七律、七绝三种体裁中，大讲虚实起结的法式，则又体现了晚宋诗家习尚近体、讲求法度的共同风气。此外，计有功撰《唐诗纪事》，载录一千一百五十位诗人的作品及有关事迹与品评，可谓现存最早的一部唐诗研究专著，也是本时期的重要收获之一。

再来看与南宋相对峙的金朝，诗学发达状况稍逊，而亦有自己的特色。大体说来，南宋诗坛多承受黄庭坚的余绪，江西诗派的势力一直延续到宋末未曾消歇，而金代诗论家如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则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苏轼的影响，注重“自得”与“天成”，尤不满于江西诗派的刻削求工。所以宋人多苏、黄并称，而金人常崇苏抑黄;宋人喜将杜甫等唐代名家说成江西诗派的前驱，金人则强调指出两者的差异。就唐宋诗之间的关系来看，尊唐贬宋仍是金代诗论的主要倾向。然而，由于金人深受苏轼诗风的影响，他们在推崇唐代诗歌时，并不像严羽那样一味宗尚盛唐或“永嘉四灵”的径趋晚唐，却是对于韩愈、白居易之类中唐诗人颇致好评。王若虚《滹南诗话》谈到：“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拈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赵秉文《答李天英书》则云：“尝谓古人之诗，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乐天得其冲淡，江淹、鲍明远、李白、李贺得其峭峻，孟东野、贾浪仙又得其幽忧不平之气。若老杜可谓兼之矣。然杜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而韩愈又以古文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将韩、白等人的诗歌艺术提到这样的高度，与南宋诗坛上发扬唐风的言论，显然是不同调的，它构成了唐诗学内部宗盛唐主流派以外的另一种倾向，为晚明以至清代宗宋派唐诗学的出现作了准备。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选本《唐诗鼓吹》，虽也多选中晚唐人律诗，而“大抵遒健宏敞，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三《唐诗鼓吹》提要)，正可以看作金代诗学的结晶。

延及元代，诗运不振。元人诗风近晚唐，持论则或高标盛唐，而究其实质，往往拾严羽等人之唾余，无多发明。至于流行一时的 《诗法家数》、《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一类诗话著作，又大谈诗格、诗法，琐屑凡庸，仍是晚唐五代人的习气。不过元朝在唐诗研究方面却产生了两部值得注意的专书，一是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再一是杨士弘的《唐音》。前者叙写了二百七十八位唐诗人的传略 (附带述及的另有一百二十人)，并结合诗歌创作的品评和诗歌流变的论述，内容相当丰富，不仅汇集了许多宝贵的传记、文学资料(当然也有采自传闻的芜杂不经之谈)，甚且可以看作整个唐代诗歌史的雏形。后者选录了一百七十九位诗人的一千三百四十一首诗作，标以“始音”、“正音”、“遗响”的名目和初、盛、中、晚的分期，实际上是把严羽的理论观点初步应用于选诗，成为唐诗“选学”上第一个以盛唐为宗主的选本。这两部专著的出现，尽管在当时属于“空谷足音”，却表明唐诗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唐诗学的高潮即将 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