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学·富国学的形成——战国中后期·儒家荀子的富国论

富国学·富国学的形成——战国中后期·儒家荀子的富国论

荀子以儒家省役薄敛、富民养民、藏富于民的思想为本，吸收了管仲“相地而衰征”的思想，墨家强力非命，强本节用的观点，兼采商鞅聚粟多众，发展生产的主张，孟子恒产论和分工论，构造了他的富国理论体系。荀子的《富国》这一名篇，是富国学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子的富国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富国》中，在《王制》、《王霸》等篇文中也有一些重要的观点。

欲望论是荀子富国论的出发点。他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下引只注篇名)。“欲多而物寡”即稀缺的资源同人类无限的欲求的矛盾是荀子提出的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所面临的一个永恒的矛盾。围绕这对矛盾的解决，荀子从两方面展开论述。指出一方面靠发展经济，增加产出，节制消费，增加储蓄;另一方面，从制度上解决“明分”问题，建立起一套区分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使人们按等级名分来“足欲”。

荀子正确地认识到解决“欲多物寡”这对矛盾最根本的要靠发展生产，增加产品的供给。他的富国论的总纲是“强本节用”，“开源节流”。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 《天论》)，“务本节用财无极”(《成相》)，“务本事，积财物……则国家案自富矣”(《王制》)。这种思想最为完整的一段表述是：“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资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富国》)。这一财富的本末源流的分析，深刻地阐明了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决定财政的原理，至今仍有科学意义。“强本”就是要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供给;节用属国家的财政支出，节制消费性支出以增加储蓄。两方面结合好才能富国。从荀子的分析表明，他的财富观仍然是重农主义的，只限于粟米布帛一类耕织产品。

对于土地和劳动两大要素，他指出：“无土则人不安居”(《致士》)，主张“农分田而耕”(《王霸》)，解决农民无地可耕的问题。重视土地的开辟，多次提出了“辟田野”的问题。他重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张使“耕者乐其田”(《富国》)。指出发挥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就能成倍提高土地产出率：“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 (同上)。荀子提出了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 (同上)这一深刻见解。重视对人力资本投资：“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大略》)。自孔子提出“教之”的问题以后，这一直为儒家所重视。

荀子还探讨了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其他因素。他重视根据土地类别种植作物的问题：“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注：五种指黍稷豆麦麻)”(《王制》);重视兴修水利：“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同上);讲求农业生产技术，重视施肥和精耕细作： “多粪肥田”，“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富国》)，并将“田秽稼恶”，“楛耕伤稼，楛耘失岁”等粗恶的耕作称为 “人袄”，“人袄则可畏也”(《天论》);肯定时间因素在农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养长时，则六畜育; 杀生时，则草木殖”(同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王制》)。以上是荀子 “强本”论的主要内容。

“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富国》)是荀子节用论的理论根据，而他的节用的总原则是“节用以礼”(同上)，也就是使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群的消费水平同其身份地位相适应，“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王制》)。这显然不同于墨子 “俭而难遵” 的节用。

荀子重视富民，他将早期儒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命题发展为“上下俱富”这一富国富民统一的思想。这包括以下内容：(1)人民的贫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贫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上下俱富”(《富国》) (2) 民富利于发展生产： “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有空虚贫乏之实矣”。这把富民问题提到培植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3)反对不重视发展生产，横征暴敛的短期行为，指出这是“伐其本，竭其源”(《富国》)的做法，终将导致“求富而丧其国”(同上)的严重后果。(4)以轻税薄敛等富民措施扶持鼓励个体小农经济发展，说：“不富无以养民情，……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大略》); 主张实行“养万民”的税法： “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征)” ( 《王制》)。

荀子把禁末作为富国的必要手段，说：“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财)也”(《君道》)，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同上)。他的禁末论的本意，是“工商众则国贫”(《富国》)，即反对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太多，而不是反对工商业本身，这与商鞅禁末不同，而与《管子》相近。在古代社会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把从事工商业的人数控制在合理限度内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是富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个限度内，荀子充分肯定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指出商贾的作用是使“货财通，而国求给”，百工的作用是使“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王霸》)。荀子对于商品流通的社会经济效益有深刻的理解： “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使社会财富“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说：“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一也，四海之内若一家”(同上)。他关于富国和务本禁末关系的一段较完整的论述是：“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富国》)。这里“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是他的务本论，而“省商贾之数”则是他的抑末论，而在这抑末论的前面又提出了“平关市之征”这一保护工商业的儒家传统观点，这说明荀子认识到适度的工商业的发展也是富国的必要条件之一。

荀子的富国论不仅充分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因素，而且考虑到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这是荀子富国论的突出之处。这就涉及荀子富国论的第二个大的方面，建立一套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和富国的关系。荀子认为，人都有欲望，这是与生俱来的本性，“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正名》)，如果放纵人的这种欲望，这会导致争乱和贫穷，“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性恶》)“争则乱，乱则穷矣”(《富国》)。但荀子认为“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他提出士农工商的分工分职论，即建立一套封建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不同社会等级的职责和权益，对于统治者要求“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对于众庶百姓则“事出必利，利足以生民”。各色人等都按各自的等级身分来足欲：“虽为天子，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虽为守门，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如此就能做到“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富国》)，使“欲多物寡”的问题得到解决，也是荀子富国理论体系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