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后世和朝、日对理学的研究和评论·元代

理学·后世和朝、日对理学的研究和评论·元代

元代的理学，在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一是经赵复、窦默、姚枢等传播到原元统治下的北方;其二是于元仁宗时首次钦定为官学; 其三是理学和心学开始融合。元代的理学家主要代表有许衡、刘因和吴澄等人。人们常常认为，元代理学无多大发明和新见，其实也不尽然，他们也提出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对理学起了阐发和丰富作用。

①“道不远于人”论。这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理学家许衡的主张。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官至国子监祭酒、集贤院大学士。主要著作编为《许鲁斋集》、《许文正公遗书》。

许衡以“道”为世界本原。说“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稽古千文》)。道在太极之前独立存在，太极由之生，而后才有阴阳和天地物质世界。在此，把“道”置于绝对至尊至高的地位。又说“有理而后有是物”，“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后有形，无理则无形”(《遗书·语录下》)。这些正是对程朱理学的承袭，并无新见。但许衡身显廊庙，于理学强调承流宣化，“行于斯世”，反对空谈玄虚，注重用世，尚治生，所以主张“道不远于人”。他批评一些理学家“厌其卑近”，“深求隐僻之理”，“务为高远难行之事”，“要知人所不能知”，“行人之所不能行”，不过是“欺世而盗名”(《遗书·中庸直解》)。他主张“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之道，“故道不远于人”，认为离开人间生活“高远难行之事，则便不是道”(同上)，即主张道应体现在“民生日用”“盐米细事”之中。从“道不远于人”观点出发，他提出有积极意义的“治生”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治生又以务农为主，“治生者，农工商贾士君子当以务农为主。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利，或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许鲁斋年谱》)。认为以务农为主的治生，可促进学业，为官清正;又不歧视工商业，正当的工商业也是实际生活中的道。许衡这些主张，在理学中的积极意义应充分肯定。

②成毁代谢“理势相因”和“人欲化而天理”论。这是刘因对理和欲提出的具有新意的见解。刘因(1247—1293)，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人。以金朝遗血自居，屏居山野不肯仕元。主要著作编为《静修文集》。

刘因虽曾受业于赵复，但不株守程朱门户，在杂入心学观点中，亦提出某些新见。如他对天理的论述，提出了天下事物所以“生生不息”有“气机”为变化的原因以及“理势相因”必然性和规律性相互作用和促进的观点。他说：“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虽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成毁也，代谢也，理势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为之不已者，气机使之焉耳。……天地之间，凡人力之所为，皆气机之所使，既成而毁，毁而复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叹邪!”(《静修集·游高氏园记》)在这里，他把自然和社会中的事物的运动变化，称之为成毁代谢的生生不息，包括生长、衰老、毁灭和更新全过程。在这全过程中，“气机”是其动因。这“气机”何以能成其动因，是由于“理”。“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万物，而成乎圣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 (同上书，《宣化堂记》)。“理”是“造化”之本始，此理是“气机”之使，还是归之于“理”本，回到了理学。他提出了事物成毁代谢生生不息的“理势相因”观点是很有意义的，虽然言之不详，然却最早理势对举，认识到必然性与规律性的关系。是四百余年以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 中对之作较详尽的阐发的先导。

刘因对理学家津津乐道的理欲之辨也有新意，他提出“人欲化而天理，血气化而性情”(同上)。对理欲，程朱是绝对对立论，只有遏窒、灭绝人欲，天理才能存在。刘因却提“化”人欲为天理。人欲可以转化为天理，二者就不是绝对对立的了。然而如何“化”法呢?他认为“无待于外”(同上书，《读药漫记》)，而要自求本心，不暴其气，涵养自守，使人欲化为天理，显然是靠理学家提倡的内省反求的修养，其方法是否正确姑置不论，然其人欲可化为天理而言，无疑修正了程朱的二者对立论。

③理“在气中”“为气之主宰”和“外物格”“内知致”论。这是吴澄关于理气论和格致论的命题。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元初曾应召为国子司业等职，旋进旋退，以著述终，其师传绪统为黄榦、饶鲁、程若庸，属朱熹之四传，然其学不守门户。元代理学和会朱陆，吴澄最具代表性。主要著作有《草庐全集》、《五经纂言》。

吴澄有气为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的观点，曾说：“天地之物，混沌洪濛，清浊未判，莽莽苍苍，但一气尔”(《草庐全集·原理》)，“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有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曰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草庐精语》，转引自《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又与朱熹说太极即理不同，说“太极与此气非有两物”(同上)，认太极为气，由于一气之运转而形成天地日月及一切事物。而气之所以能运转，是由于理之主宰。“理在气中，原不相离。”太极(理)“主宰此气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草庐精语》)。说理是气之主宰，也未可断言吴澄的理在气之上，为气之本，按此 “主宰”，实指使气之运动变化遵循一定的规律而言。从这点看，吴澄之理气论，显然偏离了程朱的理本论。

吴澄又为调和朱熹的格物穷理和陆九渊的 “发明本心”，提出“外物格”“内知致”论。他不赞成分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说“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并指责朱熹“记诵之徒，博览于外，而无得于内”，“释氏之徒，专求于内，而立事于外”“流入于异端”。他主张“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