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今文学的再起和《左传》真伪的论争

春秋学·今文学的再起和《左传》真伪的论争

道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激化的种种社会矛盾，预示了社会大变革的来临。最敏感的知识阶层敏锐地觉察到了变革的种种征兆，并很快地反映于学术领域。以为政治服务作宗旨的今文经学于是再度崛起。

《春秋》学中今文经学派的首倡者是江苏常州人庄存与。庄氏身处乾隆之世，却不同于时尚而以推求微言大义为务。他于众经之中最尊崇《公羊传》，撰《春秋正辞》，分类总结和阐发了董、何的“大义”。其门人孔广森为著名的《礼》学家和音韵学家，又继承了庄氏的《公羊学》，撰《公羊通义》。庄氏之侄庄述祖扩而大之，把《公羊传》的义理推衍及于群经。述祖二甥刘逢禄和宋翔凤又续而光大家学。这一派的学者后来为学术界称为“常州学派”，和张惠言、周济 “常州词派”专主寄托之说互为呼应。

常州学派对《公羊》大义的解释，较之汉人并没有太多的新鲜内容，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注意到了利用考据学的方法以矛攻盾。及龚自珍、魏源的著作才渗透了近代改良思想的因素，在更高的层次上为时代的改良提供理论武器。到康有为，更是有意识地让《公羊》传中生发出来的改制思想为现实服务，在朝野的改良派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政治问题还是以学术问题的形式表现的。如果说东汉今古文学家的论争主要在于功名利禄，那么无妨说近代今古文学家的论争则是直接服务于政治。论争中的学术焦点是《左传》是否为刘歆的伪作。

前面已经提到，怀疑《左传》并不是或并不完全是左丘明所作的意见始于中唐的啖、赵、陆，宋人疑古之风中，也有一部分意见涉及了这个问题，林栗、朱熹都对《左传》中的记事和左丘明所处的时代矛盾而提出问题，林栗且明确以为 《左传》 中的 “君子曰” 为 “刘歆之辞”; 明代陆粲和清代方苞则以为《左传》中的一部分为刘歆所伪作。但是这些意见都是“跟着感觉走”的产物，缺乏足以服人的论证，而且也没有形成什么影响。直到刘逢禄，才正式挑起了这场论争。

刘逢禄撰《春秋左氏考证》，提出《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即《左传》是两部书，前者是左丘明取各国史书编纂而成的杂史，和《春秋》并不相干，如同 《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而 《左氏春秋》变成《左传》，和《春秋》扯上关系成为三传之一，乃是刘歆所做的手脚。凡“君子曰”和“书曰”等解释经文的文字，全是刘歆所伪作。而且刘歆还出于附会书例的需要而杜撰、增益文字。其所以这样做，纯粹是要迷乱《公羊》大义。和以前的同类意见相比较，刘氏的意见全面而又系统，而且是通过考据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不仅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且影响所及，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赞同，即使是许多(当然不是全部)坚信《左传》为真的学者，对刘歆伪造《左传》可以否定，但《左传》中的解经文字是否出于刘歆之手，则多表同意，至少也采取灵活的态度。于此可见刘氏的意见确实有相当力量，以致反对者在反驳的时候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气。

刘氏之书一出，立即在今文学者中引起响应，如龚自珍曾作《左氏决疣》申发刘歆作伪之说，但笔者未见此书，未知是否有传本存世。刘氏真正的后继者，影响也更大的人物是康有为。

为了为变法维新找出神圣的根据，康有为把中和稳健的孔子改塑为一个激进的改革派。他作有《孔子改制考》，认为古人再三说《春秋》大义，但传世的《春秋》中实在看不出什么大义，而古人又决不会凭空捏造，于是他就提出几个惊世骇俗的意见： 1.《春秋》乃是万世之宪法，根据 《孟子》、《汉书》，《春秋》大义确实存在，为《公羊传》独得其一部分，精粹在于“三世”之说，时代不同，制度必须随之改革。2.孔子改制，《春秋》经文中看不出来，《公羊传》所申述的也只限于“据乱世”的大义而未得“升平世”、“太平世”的大义，3.《公羊传》未得的大义，在汉代由董仲舒、何休加以补充阐明。董、何又从哪里获得这些大义呢?原来《春秋》有四种本子，第一是《不修春秋》;第二是今本《春秋》;第三是公羊氏(包括榖梁氏)所见之本，这是孔子口传大义而经弟子记录的本子; 第四是孔子对历史所发表的最尖锐的意见，贬天子，黜诸侯，这叫做微言，也经弟子记录，这是董、何所见之本。

无需多说，这三、四两种《春秋》都是康氏心造的产物。为了让《公羊》大义、董何大义通行于世，必须扫去《左传》这块绊脚石，于是《新学伪经考》乃出而问世。所谓“新学”，即刘歆为新朝王莽服务的古文学，“伪经”，即古文经统统出于刘歆的伪作。刘逢禄只说《左传》中有部分出于刘歆，康有为进而论证《左传》乃是刘歆割裂《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新国语》，再按《春秋》加以编年而成。至于 《史记》中有关《左传》的记载如《十二诸侯年表序》，则是出于刘歆的窜改。

刘逢禄和康有为的《春秋》学，思想脉络虽然一致，但刘氏始终没有离开学术，平心静气;康氏则以学术为政治的附庸，专横武断。如果以《春秋》学而对康氏作评价，无妨认为他是思想上的巨人，学术上的侏儒。为了这一目的而离开了实事求是，这正是康氏学术悲剧之所在。

康氏的著作虽然漏洞百出，但由于他借此为改良政治作呐喊，和当时知识阶层的心声合拍，所以影响之大又超过刘逢禄。其追随者中声名最大的是钱玄同的老师崔适，撰有《史记探源》、《春秋复始》，张大康氏之学。和康有为同时的廖平，则又持一种与众不同的意见，以为司马迁所说的 《左氏春秋》，即“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国语》，《左传》是先秦人所作，但在西汉藏于内府，其学在西汉没有授受系统，仅仅是刘歆提倡古文以后才从内府中挖掘出来的。

今文学家这种惊人的议论自然不能为古文学家所容忍。奋起反击的著名学者有章炳麟和刘师培。章炳麟字太炎，是近代史上思想上的激进派，但学术上则偏于保守。撰有《春秋左传读》、《春秋左氏疑问答问》，全书偏于章句之学，但《左传读》的《叙录》部分则集中驳斥了伪作之说。刘师培字申叔，是刘文淇的曾孙，四代以 《左传》名家，在《刘申叔先生遗书》中，有《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论文，引征先秦典籍中的有关记载，证明《左传》在先秦已经流传，司马迁所见的《左氏春秋》确为《左传》。章、刘二氏都是国学大师，精通古代典籍，但拘守古文家受经作传的成说，所列举的多是外证，对《左传》本身缺乏细致科学的考察。虽然如此，这一场围绕《左传》真伪的今古文之争，也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为现代学者走向科学化的研究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