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董仲舒的常变论和“三统”说

董学·董仲舒的常变论和“三统”说

变是变化，常是不变。与常变关系相对应的还有经权关系，经是一般原则，权是指变通。董仲舒论常变、经权关系时，以常、经为主，以变、权为辅。虽然董仲舒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不变论观点，但对他的常变、经权理论，我们应加以具体分析，发现其中的合理因素。

董仲舒看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并且承认事物都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结合而成的。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董仲舒承认事物各有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却认为这两个对立方面的地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在阴、阳这对矛盾中，“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 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基义》)。阳永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而阴只能服从阳。阴阳两者的地位永远如此，并且这是天意所定、不可更改的。董仲舒在承认对立、矛盾的前提下，用不变论取消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对立。他把统一、和谐、不变化看作是事物的常态。

但是，董仲舒并不认为事物总是一成不变的，在坚持常道的情况下，他也提出了权、变的理论。他说：“《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竹林》)董仲舒认为常和变二者都是必要的，常是用于正常情况下，而变是用于特殊情况下的，要看具体情况加以采用。比如说君为臣纲是常道，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臣子违反了君命却仍然可以说没有违反君臣大义，这就叫变、权。又比如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的规定，但在嫂子溺水的情况下，她丈夫的弟弟就应该伸手去救她，这也不违反礼，也叫权、变。董仲舒说： “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忘其难，义之至也。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精华》)在维护大义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连三纲有时也可以不遵守，这可说是董仲舒权、变理论的最高表述了。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论述权、变的时候又认为：“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玉英》)这就反对了无原则的灵活性。权、变固然重要，但不能脱离经与常，必须在封建大义的范围之内。变是可以的，但不能连封建制度、皇权统治都要改变;权也是必要的，但不能连儒家政治、伦理的主要思想也抛弃掉。至于常和变、经和权之间运用分寸的把握，既要不违反大经、大常，又要能适时趋变，确是一件极难的事。董仲舒在论述时不是凭空讲道理，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儒家公羊学派的理论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董仲舒关于常变的理论是从先秦儒学发展而来的。孔子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这就把权变应时看作是最高的人格评价标准了，无怪乎孟子把孔子称为“圣之时者”。孟子虽然信守儒家信条，但也没有忽视权、变，他反对把孔子的中庸之道解释成“执中”，认为中庸之道是要既不违背道又能按照情况不同加以变化，并不是死守中间一点就行了。孟子还把嫂溺而不援之以手的人骂作禽兽。董仲舒从孔子的《春秋》经中阐述常变经权理论，既讲常，也讲变，还讲常与变的关系，在内容上比起先秦儒家来是大大地丰富了。

在论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时，董仲舒根据他的常变理论，提出了“三统”说。所谓“三统”就是黑统、白统、赤统。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是永恒长存的，这是常，但封建社会里具体的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却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就是按照他的这个三统的顺序循环变化的。

在董仲舒之前，先秦儒家学派就讨论过社会发展问题。孔子在政治上基本属保守派，他固执地把周礼作为理想的社会制度。但他生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大变革时代，感觉到了旧制度的危机，意识到周礼也要有所变革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每一代都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再加以适当的变革。但他只承认“损益”，认为变革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量变，他不承认社会制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在社会历史观上，孟子认为是圣人、英雄创造了历史，他提出了一个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他说：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而历史一治一乱的原因在于圣人的出现和不出现，出了圣人就天下大治，没有圣人出现就要天下大乱。孟子又认为圣人出现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大约每五百年出现一位圣人，因此，历史上的一治一乱也是以五百年为一周期。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

战国时的阴阳学家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的历史发展观。他把五行相生相克的物理性能比附到社会历史方面，认为五行中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又克水。而历史上的黄帝是土德，其色黄;夏朝则以木德代替土德，其色青;商朝又以金德克夏木，其色白;周朝又以火德克商金，其色赤;继周而起的王朝必定是水德，因为水克火。这样，邹衍就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土、木、金、火、水五德终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董仲舒的“三统”说就是在先秦儒家和阴阳学派的社会历史观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成的。不过，与邹衍用五行的相生相克论证方式不同，董仲舒是用附会历史上各朝代在历法上设立一年中正月的不同，来论述他的“三统”思想的。董仲舒认为，一年十二个月中，只有三个月份可以作为岁首，即作为一年的正月。这三个月份是子月、丑月和寅月，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都要重新规定以这三个月中的某一个月为岁首，这就是“改正朔”。如果一个朝代以寅月为岁首，这就是“建寅”，在这个月里，“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所以“建寅”的这个朝代就以黑色为上色，这就是 “易服色”。这一套叫 “正黑统”。如果一个朝代以丑月为岁首，这就是“建丑”，在这个月里，“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所以“建丑”的这个朝代就以白色为上色。这一套就叫“正白统”。如果一个朝代以子月为岁首，这就是“建子”，在这个月里，“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所以，“建子”的这个朝代就以赤色为上色。这一套就叫 “正赤统”。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 “三统”或者叫“三正”。董仲舒说，夏朝“建子”，是代表“正黑统”; 商朝“建丑”，代表“正白统”;周朝“建子”，代表 “正赤统”。继周而起的新王朝必须“建寅”，代表“正黑统”。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按这“三统”的顺序下去的。

董仲舒认为，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都必须规定新的正月，他说：“改正之义，奉元而起。……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三代改制》)新王朝改立了正月，就标志着自己是奉“天命”而起的，承受了黑、白、赤当中的某一种“天统”，这样才能使“万物皆应而正”，才能使人民服从统治。董仲舒认为“新王必改制”，只有按照“三统”的顺序进行变革，才能把新王朝和旧王朝区别开来，说明新王朝是新受天命来统治老百姓的。但他的“改制”的内容不过是“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之类表面上的事情，在改朝换代中更主要的是 “有不易者”。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因为天是不变的，所以，即使在人间帝王改朝换代的情况下，那些符合天意的治理国家和人民的“道”也是不能更改的。他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这就是说，天不变，封建社会的统治制度以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伦理规范也将永恒常存、不可改易，这些不可改易的东西就叫经、常、伦。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不承认质变的历史循环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是在一些表面现象上变动罢了，而根本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却是不变的。董仲舒所处的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还是生气勃勃的新生产力的代表，而作为他们的思想家的董仲舒，没有想到封建社会也有完结的时候，“天”也有变的时候。这是思想家所受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