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宋学和《春秋学》的进一步政治化·北宋的《春秋》学

春秋学·宋学和《春秋学》的进一步政治化·北宋的 《春秋》 学

北宋《春秋》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孙复。他的《春秋尊王发微》是现存最早的《春秋》学专著。也许并非巧合，单从书名上看，孙复就为宋代的 《春秋》学定下了基调。他的学说除上继啖、赵外，又兼宗韩愈排斥佛老之旨，以为佛家以夷狄乱中国。全书反复强调尊王攘夷，开宗明义就申述《公羊》大一统之说而驳斥了董仲舒“黜周王鲁”之义，指出“王正月”，就是“端其本”而“正其始”。至于褒贬，孙复的意见更趋极端，以为《春秋》有贬而无褒，使孟子所说乱臣贼子惧、董仲舒所说贬诸侯讨大夫的作用变得更加具体而褊急。尽管如此，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上，也有比较实事求是的意见。

和孙复同时，并称为“三先生”的胡瑷，曾组织过“《春秋》经社”，推崇《穀梁》之学。经社中最年轻的成员孙觉，主要也推崇《榖梁》，但总的说仍然继承孙复伸张有贬无褒和驳斥黜周王鲁之说。在他看来，连日食的记录都是贬，因为这是“周纲不振，太史废厥职”的结果。这种说法可能为崔子方的“日月褒贬例”提供了启发。崔氏有《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种著作。他在《春秋》学中最大的发明就是推衍论证了 《公》、《榖》 的 “日月之例”。他认为《春秋》大义的体现方式之一是文字的详略，诸如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等等，因此，记事中写明月、日，就标志孔子对事件的重视即褒，反之则为贬。这种主观先验的牵强附会，即在宋代，也很少有人加以附和。

孙觉和崔子方的学术活动已经在经学风气转变的仁宗庆历时期。但真正代表庆历经学成就的是刘敞。刘敞，字原父，撰有《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春秋释例》等。《直斋书录解题》记刘敞始为《权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后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传》所不尽者，则见之《意林》。

后人对刘敞的 《春秋》学推崇备至。纳兰性德《春秋传序》引用叶梦得的话说：“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辙)、孙 (觉)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难以入，或诋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盖不知经，无怪其然也。”叶氏高自标置，唯独低首刘敞，这很可以说明刘敞的学术地位。《四库提要》曾经批评刘敞“好减损三传字句”，开启了宋人改经的先例。

刘敞学说中使人首肯的部分多数见于《春秋权衡》。全书十七卷，论《左传》七卷、《公羊》六卷、《榖梁》 四卷，对三传表示不偏不倚。他赞同 《左传》不传《春秋》之说，又说“然丘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泛以旧章常理，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卷一)。他力图把三传摆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表示了不迷信前人的气概。同时，他对杜预也多处非难，有不少地方恰如其分地击中了杜注的不够周密。

北宋的《春秋》学，不能不重点提到两位不以经学名世的大人物： 王安石和苏轼。

王安石具有鲜明强烈的个性，在政治上、文学上如此，在经学上也是如此。他著有《左氏解》一卷，《经义考》注明“存”，《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却说“未见其书”。《经义考》引陈振孙曰：“专辨左氏为六国时人，其明验十有一事。题王安石撰，其实非也。”左氏为六国时人，即《左传》为战国时作。这大约是“战国说”最早的明确提出者。陈振孙认为作者不是王安石，但没有见到任何理由。其实按王安石的个性和学识来说，提出这大胆怀疑而又小心求证(即“明验十有一事”)，丝毫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不仅如此，王安石还石破天惊地批评《春秋》为“断烂朝报”，这件公案在他的反对者和同情者那里都有记载，见苏辙《春秋集解》引言、孙觉《春秋经传》周麟之跋、以及陆佃的《答崔子方书》。王安石可以对“天变”、“人言”、“祖宗之法”置之不顾，但他不会也不敢直接攻击圣人，所谓 “断烂朝报”，就是说《春秋》乃是鲁国的国史或政府公报，而简文又脱落错乱，并不是孔子所作的经籍。于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五经”中废去《春秋》而加上《周礼》。对于这件大事，史籍中还有一些不同的记载，兹从略。

苏轼有过关于《周易》、《尚书》、《论语》的著述，但早佚。对于 《春秋》，只在文集里留下了 《春秋论》、《宋襄公论》等零珠碎玉。在《与张大亨书》中，他明白痛快地提出《左传》“因事发凡，不专为经，是以或合或否。其书盖依经以比事，即事以显义，不专为例，是以或言或不言”。《宋襄公论》用意不在解经而属于史论，他认为，宋襄公可以杀鄫子以祭社神，在泓之战中却说什么“不重伤”，“不禽(擒)二毛”，这是以 “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乃是 “王莽之流”的巨奸大恶。以宋襄公之矛攻宋襄公之盾，较之《公羊传》的“信而不道”，啖助的“鄙夫之信”要深刻得多。苏辙向来对乃兄亦步亦趋，他的《苏氏春秋集解》十二卷，解经以《左传》为宗，自称： “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苏氏兄弟之学，一反深文周纳地追求大义和褒贬，只是平易地以《左传》释经。他们对《左传》的偏爱和学风上的通达，和他们文学家的身份和文学主张无疑有相当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