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四

版本学·四

“文革”结束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是版本学的重要成就。

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发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指示。建国后，凡有一定数量古籍收藏的图书馆几乎都编出了本馆的善本目录，但反映国家收藏规模的善本总目还未出现，因此，编制善本总目就成为全国古籍整理界(尤其是图书馆界)的一个重大课题。1978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正式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的“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表”三个文件，落实了组织措施和工作部署。

南京会议之后，很快建立起各省、市、自治区的专门领导机构以及大区间的协作组织，纷纷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培训业务力量。与此同时，按照“收录范围”的要求在全国开展了古籍善本书的普查工作，其深度和广度前所未见。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和深入，问题也随之出现，例如什么是善本，善本的标准是什么，一向是各有各的看法，全国从未有过统一的标准。南京会议上提出以“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作为确定善本的标准，并提出九条具体规定，然而在理解上、在具体运用当中还是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1978年11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三个文件尽可能做了 “补充和说明”，但这只是文字上的，缺乏生动具体的例证，实际掌握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为了保证总目的质量，全国领导小组决定召开一次各省、市、自治区编辑小组成员参加的业务座谈会，面对各种类型的印本、抄本、稿本，举例说明，把原则具体化，条文形象化，以此达到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标准的目的。

1979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版本鉴定及著录工作座谈会”，围绕南京会议的三个文件，结合实例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像这样全国规模的业务座谈会，研究版本鉴定及著录问题，这在全国图书馆界还是第一次。就连从事版本研究多年的专家，也不禁感叹起来，称赞这个办法好，别开生面，打破了过去那种门户之见和秘不示人的旧框框。会议特别强调总目的质量，指出善本总目是建国以后编辑的第一部全国性古籍目录，它既是一部大型工具书，又是一部学术性著作，它将反映我们古籍版本鉴定、著录、分类及编辑出版水平，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广州会议之后，全国各地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1979年9、10月间，全国领导小组委托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分南北两大片，与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同仁分成七个小组赴各大区进行巡回检查。11月，参加巡查的同志在上海集中交流情况，认为全国善本总目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收录和著录工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在总编前予以解决。为此，全国领导小组在1979年12月在南京召开编辑工作会议，讨论总编前的复查和总编的方案等问题。为了保证质量，制定了《对各省、市、自治区善本书目汇编时的复查要求》，希望于1980年4月将卡片集中北京汇总。

卡片到京后，从1981年10月开始，根据卡片目录改编成书本目录，油印为《征求意见稿》，寄请各图书馆复核，同时送请专家征求意见。1983年8月进行定稿，又在油印本的基础上作了分类上的调整、著录的订误、版本的鉴定。经过认真编校，陆续交稿。

1986年10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第一部《经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10月23日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刘季平任编委会主任，顾廷龙任主编，冀淑英、潘天祯任副主编，全目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著录了国家图书馆、地方图书馆、文化馆、学术团体图书馆的善本书13万部，57500多种，除台湾、西藏外，涉及全国共计782处。到目前为止，丛部、史部也已发行，子部、集部即将出版。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是一次对文化遗产的抢救。在我国文化史上，勤劳智慧的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典籍，其中的善本更是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才保留至当代。然而在十年“文革”期间，古籍非但得不到妥善保管，反而被当作“四旧”和“毒草”毁掉不少。周总理在自己病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发出编辑善本书目的指示，显然是为了抢救历史，是对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优秀文明国家的高度负责。为此，各级地方政府也把整理古籍的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采取会议、报纸、广播、电视、幻灯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和普查活动。这次规模空前的普查工作使各地对本地区古籍的数量、质量及分布情况基本上做到心中有数，不仅发现了不少新的善本，而且对原有古籍进行了清理，改善了条件，加强了管理。这项工作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反响，因此，其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其次，编辑全国善本书目使图书馆古籍工作队伍重新得到建设。“文革”期间，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古籍工作者被看作是封建遗老遗少，有些古籍工作部门被取消，人员分散，队伍受到严重破坏，加之熟悉这一工作的同志年纪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在编辑善本书目的过程当中，各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普遍举办了古籍人员培训班，一些颇有造诣的退休老专家又被请回来从事这一工作，为善本的普查、编目创造了良好条件。

这部书目的学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自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以版本目录的形式问世之后，历朝出现了不少公、私版本书目，然或局限于所藏和个人经眼，或局限于某种角度，或囿于时代，始终未能产生一部大致反映善本古籍全貌的书目，这显然不适应当今古籍整理工作的需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藏家、条目的数量都是史无前例的。李一氓在《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出版》一文中说：

从前公私书目都是极个别的，现在这部是全国的古籍善本书目，包罗宏富，任何一部从前的书目都赶不上。这是近年中国图书事业一个最大成就。

——载《人民日报》1986年9月15日

书目的编制推动了版本学研究。比如在版本的鉴定当中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因为这次工作是在全国范围的大视野当中进行的，许多专家在一起互相切磋颇为见效。善本“收录范围”的制订，使“善本”这一传统概念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著录条例”的使用使古籍著录趋于规范化、科学化，对文献的揭示也就更为全面、准确，改变了长期以来古籍著录自为自在的做法。通过版本鉴定、著录的实践，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丰富了版本学研究的内容。

应当指出的是，通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发现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原来是打算编制一部全国性的善本书总目，并且动员了全国图书馆界的专业力量。但工作了一段以后，才发现版本目录之学缺乏根基，以致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难点多不能解决，不得已只好删去大量条目，故出版后的规模远未达到全国善本总目录的要求。在这一工作中，对前人版本学的研究未做总结，对历朝历代的版本目录更缺乏检验，因袭了过去一些不科学的做法，版本考订、著录的错误就更难免了。由于这又是一部联合目录，而过去各馆很少交流，水平参差不齐，目录质量必然受到影响。

发现问题本身就是不小的成绩，它给图书馆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促动了版本学研究向更深的层次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