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古农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国内研究状况

农学·古农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国内研究状况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农学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累。后代农书是在前代农书基础上发展的。尤其是综合性农书，从《齐民要术》到《农政全书》，都大量引述前代的农学资料，并添加上当代的新成果，使传统农学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过，严格说来，在这种传承关系中，前代的农学只是历史资料，而不是研究对象，因而称不上真正意义的古农学研究或农史研究。在古代，传统农学并没有像儒学那样成为一种显学。

古农学或农学史研究的萌芽，可追溯到清代的考据学。当时的朴学家在治经之余也有涉及古代农事研究的。如程瑶田的《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就是古农学或农史的专题考证。清末民初，在当时朝野有识之士提倡振兴农业、纷纷引进西方近代农学的浪潮中，高润生鉴于 “今农校教科书纯用东瀛译本，于本国农家言皆摈而不录”，提出全面整理和继承古代农学的方案，计划出版《笠园古农学丛书》。他的计划并没有实现，而他的方法是“以经义说农事，以农事证经义”，没有脱离传统考据学的范畴。解放前，农学界的一些前辈注意到研究古农学的重要性，从事一些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并从某些方面进行研究。最有成绩的是万国鼎，他自1924年开始在金陵大学从事祖国农业遗产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历时十多年，辑录古农书及其它文献的农史资料三千余万字，准备汇编为《先农集成》。不过，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范围和成绩受到很大的局限。

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古农学研究或农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持下开始的。1955年4月，中央农业部在北京召开“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对整理和研究祖国农业遗产的工作作了规划和部署。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农办和农业部的关怀和组织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等农史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汇集了一些专家和农史研究工作者，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对古农学的研究，是以整理古农书为中心来进行的。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已取得第一批重要成果。其中石声汉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把传统的训诂考证方法和现代农业科学知识相结合，对《汜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便民图纂》、《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骨干农书作了校释和研究，尤其是五十年代末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齐民要术今释》一书，对《齐民要术》全文作了校勘、标点、注释和今译，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石声汉又对古农书和古农学作了综合性研究，写出《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和《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两书，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对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作了精辟的、深入浅出的阐述，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农学，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这一时期，设在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组织了相当人力分赴全国各地收集了1540万字的资料，整理为《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连目前金陵大学遗留下的456册，共计613册，4200万字。他们还从八千多部方志中摘抄了3600万字的资料，分类整理，编成 《方志综合资料》120册，《地方志分类资料》120册，《地方志物产》449册。这总计7000万字、近1300册的资料，是农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该室在古农书校注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其中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采用实地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补农书》作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为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该室集体编写的《中国农学史》(上册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下册由于种种原因，延至1984年才正式出版)，以代表性农书为基本材料，论述了各时期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情况，是研究中国农学史的开创性著作。其它，如夏纬瑛对《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和《管子·地员篇》的校释，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都是本时期的重要成果。古农学研究的发展进程虽然由于“文革”的发动而中断，遭受很大损失，但它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这个时期已经奠定了。

七十年代后期，经过十年浩劫备受摧残的农史园地又显露出一派蓬勃的生机，被解散的农史研究机构陆续恢复并有新的增设，更多的人关心农史研究，农史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等刊物和集刊相继创办，1987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正式成立。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领域大为扩展，农业经济史、农业生产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部门农业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古农书和古农谚研究等逐渐形成独立的分支学科。人们据以研究的资料，除农书和其它文献外，还比较广泛地运用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和民族志的材料，并把它们结合起来，推进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所有这些事实，标志着我国农史研究已从以整理古农书为主的阶段迈进到开展对各分支学科全面研究的新阶段。古农学研究，虽然往往被人们混同于农史研究，实际上它只是包括农史中的农业科技史和农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是丰硕的。古农书整理工作在继续进行，前一阶段的一些研究成果相继付梓，本阶段新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缪启愉在前一阶段与万国鼎合作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推出他的新著。其中《齐民要术校释》集前人研究之大成，是迄今最完善的校释本。《元刻农桑辑要校释》也是功力深厚的佳作。马宗申则完成了对传统农学最后一部巨著《授时通考》的校注。科技史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这是农业部组织编写的大型学术著作，差不多动员了农史界的所有骨于，从1978年开始蕴酿到1989年正式出版，历时十二年，全书九十余万字，内容包括农林牧渔副各业，包括农业工具、水土利用、生产结构、耕作制度、土壤肥料、耕作栽培、良种繁育、植物保护、农业文献与农学思想等方面，广泛吸收了农史界、史学界、考古界等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农史界的最新水平。农业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游修龄新著《中国稻作史》，表现了多学科、多种研究手段相结合、现代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特点，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古农学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