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学派形成与学术创新(南宋—清代1128—1820)·学派的出现与争鸣

中医学·学派形成与学术创新(南宋—清代 1128—1820)·学派的出现与争鸣

南宋以来，战争连绵不断，人民生活极不稳定。饥荒劳役，致使疾病丛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有的医学理论与医疗水平不能满足医疗需要。金元时代的一些医家根据自己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创立了新的学说和治疗方药，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及滋阴派。到了明代，随着生活好转，慢性病的治疗如虚损病受到重视，人们惯于使用温补药物，因而出现了温补派。明代末年，由于急性传染病的流行，使用《伤寒论》的方药未能奏效，一些学者进行了从理论到临床的革新，创立了温热学派。以上六个学派再加上遵循《伤寒论》的伤寒学派形成了中医学中的七大学派。

1.河间学派 (寒凉派)

金代刘完素(1120—1200)，号河间居士，故被称为刘河间。代表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反映出他的“火热”学术思想。他认为感受外感六淫之邪后，即使是寒邪，在病理变化过程中都能化火生热。强调六气均从火化，认为火热是伤寒诸证的主要表现。在治疗中，善用寒凉药物，以清热通利为主，所以后人称他为寒凉派。他一改当时治疗伤寒病使用 《伤寒论》中麻黄、桂枝辛温药物的习俗，使用辛凉药物，表现出一定的革新精神。刘氏曾说：“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认为时代不同，疾病会随着气候、社会变化而异。这种观点与现代对疾病的认识相吻合，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刘氏创立火热学说之后，若干学者接受了他的观点并加以发挥。如他的门人马宗素在《伤寒医鉴》中充分肯定了刘氏的见解，说：“守真(注：即刘完素)曰：人之伤寒。则为热病。古今一同，通谓之伤寒病。前三日，巨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在于表，汗之则愈;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下之则愈。六经传变，由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古圣训阴阳为表里，唯仲景深得其意。厥后朱肱《活人书》特失仲景本意，将阴阳二字释作寒热。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从理论上阐明了刘氏的火热观点。又如以后的葛雍在《伤寒直格》一书中完全根据刘氏的观点，认为“六经传受，乃外感于寒而为热病”。在治疗方药中，除了《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等，将刘氏的益元散、凉膈散、黄连解毒汤等寒凉方剂全部列入。这些学者，有的师出刘门，有的私淑其说。刘氏的偏重火热的学说对以后出现的滋阴派、攻下派都有深远影响，对温病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启蒙作用。

2.攻下派

金代张子和(约1156—1228)曾从刘完素学医，著《儒门事亲》一书。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并且进一步认为在正气与病邪方面，攻邪是主要的。因而力主无论是在天之邪 (风、寒、暑、湿、燥、火)，在地之邪(雾、露、雨、雹、冰、泥)，还是水谷之邪 (酸、苦、甘、辛、咸、淡)，都不是人体所固有的。一旦得病，就要攻邪，邪去后正自安。不要迷信补药，否则，“补之适足资寇”，反使病情加重。张氏在攻邪时，以《伤寒论》的汗、吐、下三法为基础，并且加以发展。规定凡邪在皮肤、经络的，用汗法;邪属风痰宿食，病在胸膈或上脘的，用吐法;凡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等，用下法。他还将灸、蒸、渫、洗、熨、烙、针、砭、导引、按摩等能够解表的方法都列入汗法;将能引涎、豁痰、催泪、喷嚏等上行之法都列入吐法;将能催生、下乳、磨积、逐水、通经、泄气的方法都列入下法，丰富了汗吐下三法的内容。

张氏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与疾病的关系，认为情志异常能够引起疾病，调整情绪能够治疗疾病，所以经常采用心理疗法。在临床时注意因时(气候的寒暖)、因势(多事、少事)、因地(南方、北方)、因人(体质、禀性、贫富、贵贱)而异。他的思想发展了《内经》的整体观，丰富了中医学内的医学心理学及医学社会学的内容。

3.补土派

金代李杲(1180—1251)，号东垣老人。幼年随张元素学医。他生活的时代，内伤脾胃是普遍现象，所以他在区分外感病与内伤病的基础上，创立了脾胃内伤学说，在临床上力主补益脾胃，成为补土派的创始人。代表著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等。

李氏根据《内经》“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述加以发挥，认为脾胃是运化水谷供应全身营养的主要器官，脾胃衰弱后则营养供应不足，导致人体的生理功能即元气衰弱，因而引起百病。中医理论认为，“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它既是脏腑活动的产物，又是脏腑活动的源泉，与人的健康或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氏则进一步提出，脾胃损伤后就会引起气的不足。他在书中指出：“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又说：“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归纳上面几段论述，李氏的基本观点是元气为生命之本、健康之本。脾胃受伤则元气被损，百病由此而生。所以在五脏中，脾胃处于重要地位。

在脾胃的功能方面，李氏也在《内经》的基础上加以深化。他提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运动形式则为升降浮沉。例如，在一年四季中，万物生长的规律是春夏之际，地气升浮主生长，万物由萌芽而茂盛;秋冬之际，天气沉降主杀藏，万物凋零而收藏。五行中的土位于中央，属长夏，是一年四季中气之升降浮沉的枢纽。根据天人相应的理论，脾胃属土，所以人身精气的升降活动也以脾胃为枢纽。若是脾胃虚弱，升降就会失常，出现不升或不降的病变，即“或下泄而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他还提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胃虚则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皆病”、“胃虚，元气不足，诸病所生”，不遗余力地强调“土为万物之母”的重要性。

关于升降，李氏更加重视升的方面，认为只有脾气升发，谷气才能上升，使得元气充沛，生命活动正常。如果脾气下流，谷气不升，元气就会不足，生理功能减退，下面的阴火就要上升引起疾病。他在治疗时注重升发脾的阳气，常用升麻、柴胡等有升发之性的药物。应当指出，他也注意潜降阴火，因为升胃气与降阴火是相反相成的。胃气的正常升发可促使阴火潜降，而阴火的潜降也有助于胃气的升发。但是，升发胃气的重要性显然大于潜降阴火。

李氏重视脾胃的中心内容，实质上是阐发他的内伤学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详细说明了外感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但对内伤病却语焉未详。李氏补充了仲景的不足，首次系统地提出内伤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使中医学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认为内伤病的致病原因，主要是饮食不节、劳役过度与情绪波动。这三种因素虽可单独致病，但也经常综合作用于人体而引起内伤病。他说：“皆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不节继之，则元气乃伤。”不仅提到三者的综合作用，而且特别强调精神因素的重要性。在病机方面，李氏提出了升降失常及气火失调两个方面。上文已经提到脾胃气虚造成升降失常，则内至五脏六腑，外至四肢九窍，都会产生疾病。至于气火失调，他认为与内伤病的关系极大。根据《内经》提出的“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少火生气，壮火散气”的论述，他认为元气与阴火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元气不足时，阴火就亢盛;元气充沛时，阴火就敛降。阴火愈盛，元气就愈被消耗。李氏将这种阴火叫做元气之贼。它产生的原因，在于“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或因劳役动作，肾间阴火沸腾”、“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关于内伤病的诊断，李氏有详尽的叙述。因为内伤热中的临床表现如发热、恶风寒、头痛、烦渴等与外感病相似，但两者在实质上并不相同，如果治疗错误，可能出现不良后果。他在《内外伤辨惑论》中列举出辨阴证阳证、辨脉、辨寒热、辨手心手背、辨口鼻、辨头痛、辨筋骨四肢、辨渴与不渴等。这些鉴别诊断的内容至今仍为指导临床的准则。在内伤热中病的治疗方面，李氏根据补益脾胃之气的原则，采用甘温除热和升阳散火的方法，代表方剂是补中益气汤及升阳散火汤。尤其是补中益气汤，临床应用范围极广，是补气的著名方剂。

李氏对脾胃以及脏腑病机的研究，一方面确定了脾胃在脏腑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促进了后世医家对脏腑的研究。他的门人王好古、罗天益等对他的学说进一步加以发挥。王氏认为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只阐发了“饮食失节，劳倦伤脾”所造成的内热病变，而对内伤冷物引起的阴证病变论述欠详。因而在《阴证略例》书中说：“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毒证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关于阴证形成的原因，他根据东垣的内伤观点，认为在于人身本有虚损，如说：“有单衣而感于外者，有空腹而感于内者，有单衣空腹而内外俱感者。所禀轻重不一，在人本气虚实之所得耳……重而不可治者，以其虚人，内已伏阴，外又感寒，内外俱病，所以不治也。”并且进一步提出肝阳虚损、肾阳虚损、脾阳虚损的内伤三阴来补充东垣的内伤脾胃观点。罗天益则继续发挥李氏的脾胃学说，如他在《卫生宝鉴》中强调脾胃在脏腑中的地位与作用时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位于上，肾处于下，左右上下，四肢居焉，脾者土也，应中为中央，处四脏之中州，治中焦，生育营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营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精辟地说明了脾胃的生理价值。

罗氏在治疗脾胃病时，重在甘辛温补。他在《卫生宝鉴》中说：“健脾者必以甘为主……营出中焦，卫出上焦是也。卫为阳，不足者益之必以辛;营为阴，不足者补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健而营卫通”，“凡人之脾胃，喜温而恶冷”。所以他在治疗时，常用辛甘温补脾胃方剂，不仅使用东垣的益气升阳方剂，而且还使用历代医家名方，如四君子汤、枳术丸等。他还在东垣立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创制新方，如治疗气虚津伤引起狂乱的人参益气汤，就是在补中益气汤中加入白芍、黄柏等药。他反对滥用下法，如在分析某人误服苦寒泻药时说：“彼唯知见血为热，而以苦寒攻之，抑不知苦泻土。土，脾胃也。脾胃，人之所以为本者。今火为病而泻其土，火固未尝除而土已病矣。”可见他与东垣的学术观点完全一致，并且还有所发展。

以后，补土学说继续得到发展，例如明代的薛己、李中梓在补脾的同时又注重补肾;清代的叶天士在补脾益气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养胃阴的内容，发展了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由于这些研究，使脏腑学说最后成为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

4.滋阴派

元代朱丹溪(1281—1358)继承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的学术思想，并将理学的“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等观点注入医学之中，提出了相火论及阴有余阴不足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在学术上有所创新。

在朱丹溪行医的时代，宋代官方颁布的《和剂局方》依旧流行。《局方》中多为辛热药物。朱氏目睹一些医生滥用辛热燥烈药物后产生阴液耗伤的流弊，著《局方发挥》一书，力陈误用辛热药物伤阴之害，在治疗与养生时都主张养阴，对当时的用药偏向起到了一定的纠正作用。

朱氏在阴阳理论上提出了与过去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人体就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常有余，血常不足”。这个观点来自学习《内经》后的推理。《内经》中说：“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并且还提到女子到十四岁方经行，四十九岁则经断;男子十六岁时精通，六十四岁则精绝。朱氏推理说：“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哺乳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可见阴气之难于成……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而先亏。”据此，丹溪认为人身之阴气难成而易亏，所以作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判断。

按照朱氏的观点，在健康时，人体尚且处于阳有余、阴不足的状态。一旦因情欲过度或其它原因而引起相火妄动，必定耗损阴精，使阴更加不足，从而产生疾病，或者未老先衰。因此，朱氏将养阴抑阳作为养生防老的基本原则，滋阴降火作为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

在临床上，朱氏治病注重气血痰郁四个方面。尤其是郁证及痰证，他的论点和方药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郁证，他说：“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他将郁分为六种，即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热郁、食郁。其中尤以气郁为主，常因此产生其它郁证。他制的越鞠丸虽曰统治诸郁，实际在于调气。可见他对心理因素可以致病已有正确认识。对于痰证，他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可以引起多种病症，所以提出“百病多有兼痰者”。他以燥脾湿的二陈汤作为治痰的基本方，根据病情适当加减。现在，此方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由于朱氏治疗杂病独具匠心，多为后人所宗，因此，流传下来的 “杂病用丹溪”说法并非过誉之词。

元末王履随朱丹溪学习，他继承了丹溪的理学思想，对《内经·六微旨大论》的“亢害承制”理论作了深入的阐发。他在《医经溯洄集》中，对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归纳为：(1)宇宙万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及变化。他说：“故易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以能测。莫测故不息也。”这里的常，是指固定、静止、不变。如果任何事物停止运动变化，生命也就结束了。(2)宇宙万物虽然时刻都在运动变化，但它们必须彼此协调与相互平衡。他说：“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抑之，弱者举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如果不是如此，那就出现“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之政，目以极矣。天地岂能位乎?”这种事物之间的协调平衡，或者人体的健康与否，关键在于 “亢害承制”。

王氏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枢纽”。他提出“亢则害，承乃制二句……言有制之常与无制之变也。承，犹随也……有防之之义存焉。亢者，过极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他将这一理论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与治疗。如以人的内脏疾病为例，说“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则肾水虽心火之所畏，亦不过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胜之矣……余脏皆然，平则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亢而不能自制，则发而为病”。他的这种“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见解，具有一定的辩证法思想。

在丹溪阳常有余的思想影响下，王氏提出伤寒与温热的治法不同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此以病因而为病名，发于天令寒冷者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温病、热病，此以天时与病形而为病名，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他的这种以清热来治疗温热的主张，对后世的温病学说有很大的影响。

戴思恭于朱丹溪门下学医。他不仅完整地继承了丹溪的学术思想，而且推求师意，进一步加以发挥。对于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气有余便是火”理论，他补充提出“气属阳，动作火”论和“血属阴，难成易亏”论。至于丹溪从痰、郁治疗杂病的思想，他更进一步深入论述痰证、郁证的诊治方法，因而被人称为最得丹溪之传。胡濚于《证治要诀类方》的序中说：“味其论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推测病源，著奇见于理趣之极。”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在“气属阳，动作火”方面，戴氏根据丹溪“气有余便是火”的观点，在《金匮钩玄》中提出“气之与火，一理而已。动静之变，反化为二”，“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当其和平之时，外蕴其表，复行于里，周流一身，循环无端，出入升降，继而有常，源出中焦，总统于肺”。如若气行失常，妄动不已，内火随之而起，燔灼于肺，即导致病变。这就是 “气属阳，动作火”。

戴氏在《金匮钩玄》中强调阴血对生命的价值。他说：“血者神气也。持之则存，失之则亡。是知血盛则形盛，血弱则神衰，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他以女子的月经情况来证明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的观点，提出百病均与阴血有关。书中说女子“年至十四而经行，至四十九而经断，可见阴血之难成易亏如此”。阴血不足引起各种疾病如“妄行于上则吐衄，衰固于外则虚劳，妄返于下则便红……热盛于阴发于疮疡……畜血在上则喜忘，畜血在下则喜狂”等。

在痰证的诊治上，戴氏于《证治要诀》中分析细致。说： “饮凡有六，悬、溢、支、痰、伏、留。痰饮特六饮之一耳。人病此而止曰痰饮者，盖停既久未有不为痰，多因气道闭塞，津液不通。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这与丹溪的“治痰先治气”说法相吻合。在治痰时，则据病情采用不同方剂，议论清晰，方法众多，比起丹溪有了很大发展。至于郁证，戴氏分析尤为细致。他在《金匮钩玄》中说：“郁者，结聚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六郁的辨证则为“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郁证的治疗，有表里与风、寒、热、湿之异。重点在于脾胃，使胃行气于三阳，脾行气于三阴，使被郁阻的脏腑之气得到宣发，天真之气也因而得到通达。这些对郁证的诊治，一直被后世医家奉为准则。

5.温补派

当寒凉派及滋阴派的学术思想在医学界广泛传播之后，明代的一些医家过用苦寒，克伐真阳，致使损伤脾胃。为了纠正这个时弊，出现了如赵养葵、孙一奎、张景岳等主张温补的医家。其中，张景岳在理论与临床实践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温补学派的中心人物。

张景岳，明末会稽人(1562—1639)。他在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上，接受了易学等古代哲学和道家学说的影响，提出了“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学术思想。一方面，他强调阳气的重要性，认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难得而易失者唯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亦唯此阳气”，“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针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的观点提出阳非有余、阳常不足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在“阴以阳为主，阳以阴为根”的阴阳互根思想指导下，把真阴当做阳气的根本，提出“阴本无余”的说法。他的这种“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论述纠正了丹溪单纯重阴的片面性，补充了该学说的不足。他在《景岳全书》中说：“所谓真阴之病者，凡阴气本无有余，阴病惟皆不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盛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之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火亏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如戴阳者，面赤如朱;格阳者，外热如火;或口渴咽焦，每引水而自救;或躁扰狂越，每欲卧于泥中;或五心烦热，而消瘅骨蒸;或二便秘结，而溺浆如汁; 或为吐血衄血……凡此之类……是皆阴不足以配阳，病在阴中之水也。又如火亏于下，则阳衰于上，或为神气之昏沉，或为动履之困倦。其有头目眩晕而七窍偏废者，有咽喉梗咽而呕恶气短者，皆上焦者阳虚也。有饮食不化而吞酸反胃者……皆中焦之阳虚也。有清浊不分而肠鸣滑泄者……皆下焦之阳虚也……凡此之类……皆阳不足以胜阴，病在阴中之火也。王太仆曰：寒之不寒，责其无水;热之不热，责其无火。无火无水，皆在命门。”充分显示出张景岳的阴阳并重，尤其重阳的学术思想。

张氏除善用温补外，在辨证、用药方面也有不少贡献。他把阴阳称为两纲，把表里、虚实、寒热称为六变，认为“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他的两纲六变，后世统称八纲，至今仍是中医辨证的纲领。他的“十问篇”，现在仍旧是中医问诊时遵循的格式。他所创制的方剂，很多仍在临床上应用，并获得良好的效果。

6.温热学派

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内经》中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将各种外感发热性疾病都归入伤寒范畴。东汉末年的《伤寒论》则系统提出对伤寒病的诊断与治疗。由于《内经》及《伤寒论》被中医界认为是必须遵循的经典著作，自东汉以后，人们在治疗传染病时，都采用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方法和书中的方药。到了明代，随着传染病的广泛流行，人们发现《伤寒论》的理论及方药在防治传染病时少有效果，因而逐渐脱离了《伤寒论》的藩篱，创立独立的温病学体系。在这方面，吴有性、叶桂、吴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代末年吴有性(1582—1652)生活的时代，传染病极为流行。吴氏通过认真观察与临床实践，于1642年著《温疫论》，提出了与《伤寒论》观点截然不同的戾气学说。书中内容有：(1)温疫的病因是戾气，不是传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他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样就突破了过去将一切外感病的病因均归于六淫的观点。(2)戾气是一种物质实体：吴氏生活于显微镜尚未发明，人们见不到病源微生物的时代，虽然他知道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是他却相信这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可以用药物来消除它，所以他说：“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他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3)戾气经过口鼻进入人体。这是吴氏通过长期临床实践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在传染病学方面的重大突破。过去一直认为病邪通过体表的皮毛进入人体，所以先有表证，再有里证。吴氏根据温疫的发病过程是先有里证，进而推理为病邪不可能自皮毛逐渐深入人体，而是直入人体内部。由于人体内部与外界相通的是口与鼻，所以他提出“邪从口鼻而入”。这与现代医学关于这些传染病的传染途径完全一致。(4)戾气种类不同，产生疾病亦异： 吴氏比西方医学家更早认识到不同传染病是由不同病源因子所引起。他所说的戾气，实际上就是现代医学中的病源因子。当时他已认识到病源因子不同，侵犯人或动物后的致病情况也不同。以人为例，“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5)治疗：吴氏自云：“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他立足于客观事实，明确地提出温病的治法不同于伤寒。伤寒病首重发汗去邪，而温病的基本治疗原则是清里。总之，吴氏提出的戾气学说内容包括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疾病特点、治疗原则与流行情况等，是一门相当完整的传染病学。它对病源因子的认识比起法国巴斯德发现细菌引起感染要早二百年左右。他对温病的认识与诊断治疗，极大地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世医家进一步发展温病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吴氏关于温疫与伤寒截然不同的学术思想，在他的《温疫论》辨明伤寒时疫一节内有详尽的叙述。如说：“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则病笃，时疫发斑为病衰;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主，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这些内容，从病因、病邪侵入途径、临床表现、传变、治疗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及区别，使人们对两者的性质一目了然。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在以后温病学说的系统化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温病学家叶桂、吴瑭等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吴氏的影响。

叶桂 (约1666—1745)是清代的名医。由于一生忙于诊治，没有余暇进行著作。现在留传于世的《温热论》，首见于唐大烈的《吴医汇讲》。唐氏在序中说：“叶天士，名桂……所著《温热论治》二十则，乃先生游于洞庭湖，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以当时所语，信笔语录。一时未加修饰……读者不免晦目。烈不揣冒昧，窃以语句少为条达……至先生立论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可见此书系由叶氏口述，顾景文笔录，唐大烈润色而成。此书后经华岫云收入《临证指南医案》中，并改名为《温热论》。以后一些著名医家如王孟英将此书载入《温热经纬》、章楠将此收入《医门棒喝》，使叶氏的学术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叶氏在诊治温热疾病的时候，接受了吴有性关于温病的学术观点，抛弃《伤寒论》中的病邪从足太阳膀胱经开始侵入的说法，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即感受温邪后，邪从手太阴肺经开始侵入，与膀胱经无关。他将温病由浅入深的变化，归纳为卫、气、营、血四个不同层次。卫是初发阶段，继而为气，接着为营，最后才是血。在治疗上，根据病变达到四个不同阶段，提出相应的治法，即“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叶氏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大别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与吴有性相比，吴氏的贡献主要是在温病理论上的突破，而叶氏则为辨证与治疗上的突破。他提出的卫、气、营、血各阶段的治疗方法及用药，与《伤寒论》截然不同。迄今为止，医家在诊治温病时，都采用他的方法。

继叶桂之后，吴瑭(1736—1820)根据《易传》“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原理，提出“析族医类”的分类研究方法，将温病、伤寒区分为两类疾病，从而结束了中国医学史上以伤寒统温病 (一切外感热病采用 《伤寒论》的方法治疗)，还是以温病统伤寒(一切外感热病采用叶桂的《温热论》的方法治疗)的争论局面。

吴瑭认为在诊治伤寒病时，可遵循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因寒邪由表入里，先三阳而后三阴，即由太阳至阳明至少阳，再至太阴至少阴至厥阴。温邪自口鼻而入，直犯肺卫，从上焦即手太阴肺经及手厥阴心包经传到中焦。中焦是指足阳明胃经及足太阴脾经。中焦病未治愈，就传到下焦。下焦是指足厥阴肝经及足少阴肾经。他的论述完善了吴有性和叶桂的观点，从理论上解释了温病的辨证不同于伤寒的辨证，使温病从理论到诊治形成有别于伤寒病的一个独立体系。吴氏在自己的著作《温病条辨》中，对温病起自手太阴这一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作了如下的叙述：“四时温病，多似伤寒。伤寒起足太阳。今谓温病起手太阴，何以手太阴亦主外感乎?手太阴之见证，何以大略似足太阳乎?……《素问·平人气象论》曰：“脏真高于肺，以行营卫太阳也。’《伤寒论》中，分营分卫，言阴言阳。以外感初起，必由卫而营，由阳而阴。足太阳如人家大门，由外以统内主营卫阴阳。手太阴如华盖，三才之天，由上以统下，亦由外以包内，亦主营卫阴阳，故大略相同也。”引用《内经》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使这一学术思想能够被医家所接纳，在治疗温病时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自南宋到清代乾嘉年间，中医学共出现了七大医学流派，它们各自的学术贡献使中医学的理论不断完善，临床治疗更加有效。这些学派的学术成就大多源自《内经》的理论体系及《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思想，但又各有独到见解和发展。它们之间的争鸣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各自为中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作出了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