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学·沿革·元、明、清)

律学·沿革·元、明、清)

宋朝以后，由于知识分子被趋上科举仕途，热心研究“道德性命”、“正心诚意”等命题，只读四书五经，所谓“读书万卷不读律”。清代知识分了迫于文化高压政策，埋首于考据、训诂，研究义理。总之，两宋以降，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统治阶层奉行阳儒阴法 (刑)政策，明里一味高唱“为政以德”，舆论轻视法律的作用，即所谓“刑为盛世所不倡”。加之唐律已较为完备，礼法结合基本完成，政治上对律学的需求不再那么迫切。因而唐以后律学逐步沦为小道，律学研究之风渐衰。但法律作为统治的工具又是必不可少的，即所谓“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序》)，故而律学研究仍代有其人，不绝如缕。这一时期律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唐律和明律，因为唐律是封建律典的典型代表，宋元明清历代立法的楷模，明律是封建社会后期律典的代表，直接为清律所本。其次是研究宋《刑统》和清律。“《唐律》学” 另有专题，这里只作略述，以相照应。

宋朝。宋朝的主要律典是《宋刑统》，参照《唐律疏议》而制成，其内容基本照搬《唐律疏议》，但也作了些改进：1.《宋刑统》在唐律篇下增设“门”，全书计213门。2.《宋刑统》在每卷的开头标立门类，每一律条之后具列律疏，后按时代前后分列敕、令、格、式，并具明经过中央核准或内容有所删节情形。这种律敕合编形式为明清律例合编体例所本。3.唐律中有不少“余条准此”的规定，《宋刑统》则汇集这些规定，总为一部“律内余条准此”门，共44条，列于“名例律”，首创综合性的律文规定。4.创设“折杖法”列于“名例律”。可见《宋刑统》的制定者窦仪等人曾认真研究过《唐律疏议》，有一定的律学造诣。

宋朝研究唐律的还有孙奭所著《律音义》及化名“此山贳冶子”所著《唐律释文》。研究《宋刑统》的有傅霖等。傅霖乃宋朝的律博士，他以《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遂将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成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即《刑统赋解》。全赋共八韵，每韵少者数语，多者数十语，皆用对偶骈文体，如第一韵为：“律义虽远，人情可推。能举纲而不紊，用断狱以何疑。立万世之准绳，使民易避。撮诸条之机要，触类周知。”这部书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元祐间郗某(不著名)以四字一句的韵文为其作注，金、元间注本更有九、十种之多。现存的主要有：郗某所注和元王元亮增注的《刑统赋解》二卷，元孟奎的《粗解刑统赋》(附无名氏《别本刑统赋解》)、元沈仲伟的《刑统赋疏》一卷，该书就原赋逐句作出疏解，并引证《唐律疏议》，作出比较质朴、简明的“直解”，最后援引元代的案例及判牍加以印证，因而该书在所有的注本中最为详明。

元朝。元朝可谓是文化的低落期，律学亦然。元代研究唐律的律家主要有柳赟、王元亮。柳赟曾主持刊刻《唐律疏议》，并为之作序，序中对唐律赞美备加。王元亮撰有 《唐律纂例五刑图》。研究 《宋刑统》的有王元亮、沈仲伟。

明朝。明初制定大明律时，丞相李善长建议以唐律为楷模，明太祖采纳之。并命儒臣、刑官讲解唐律，日进二十条。共同研究探讨唐律。洪武六年完成的大明律，篇目一准乎唐。继而重作厘订，洪武三十年颁布之大明律，改用七篇体例，四百六十条，并将“八礼图”、“二刑图”置于律首，使体例结构更趋合理、简明。这是律典结构的又一较大的改变，表明明初律学研究的独到与精深。因朱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一时研究明律者甚多。明太祖初年，制定颁布了有关律令后，朱元璋“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钱粮、制度、选法外，凡民间所行之事类，聚类成编，训释其义”，是为 《律令直解》。这是一部官修的研究解释明律令的著作。明太祖览后，喜曰： “吾民可以寡过矣。”(《明史·刑法志》)此举开一代风气之先，其后有何广著《律解辨疑》、《刑名启蒙例》，张楷作《明律疏议》，王之垣著《律解附例》，无名氏著《大明律疏附例》三十卷及附录补遗各一卷，薛瑄著《从政录》一卷，卢雍作《祥刑集览》二卷，范永銮著《大明律例》三十卷，雷梦麟著《读律琐言》三十卷，孙存著《大明律读书法》，王樵著《读律私笺》，王肯堂著《律例笺释》(《明史·艺文志》)，胡琼作《大明律集解》，高举等撰《大明律集解附例》，姚恩仁撰《大明律例集解》，不著名人撰《大明律讲解》，朝鲜人金祗等人撰《大明律直解》等。丘濬所著《大学衍义补》对大赦、赎刑等制度也作了分析评说。

《大学衍义补》，明丘濬著。丘濬 (1420—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人。明代政治家和思想家。进士出身，历作翰林，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大学衍义补》 以 “经世致用” 为指导思想，专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其中《明流赎之意》、《明复仇之义》、《慎眚灾之赦》等篇对赎刑、复仇、赦宥问题进行了探讨，其基本意思可归纳为：1.限制赎刑。丘濬反对把赎刑“一概用之以为常法”，更反对对死罪适用赎刑。如果死罪亦可以赎免，“则犯法死者皆贫民，而富民不复死矣”。这就违背了帝王“以辟止辟”之立法初意了。因而丘濬主张对赎刑的适用严格限制，只可适用于轻罪，决不可适用于死刑。2.慎行赦宥。丘濬认为古代赦宥用于过失犯罪或意外事件是合理的。“当危疑之时，赦不可无”，赦宥之制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滥赦。滥赦不但对良民无益处，还会助长犯罪。基于这种见解，他批评了唐太宗的“纵囚”，认为这是破坏法制的行为。3.控制复仇，复仇是儒家所肯定和提倡、民间所称道，也常常为官府所宽免的行为。丘濬对复仇也持肯定态度;“复仇之义，所以使人知杀者必报而不敢相戕害，非但畏公法，亦畏私义;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也。然而王法虽公、刑官虽明，而无告诉者，则其冤不能上达，此圣人制其法于礼”。但他又看到“苛杀者转相报复、焉用国法哉”!因此必须对复仇给以限制。比如误杀、戏杀、过失杀人不准复仇。因其他杀伤而复仇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宽免，即父母兄弟被他人所杀，欲报仇者要先告官，若官府徇私畏势而不予受理，报仇者将仇人杀死，若所杀仇人为所当杀者，报仇者不罪，官府坐以赃罪除名;若不报官而擅杀仇人，所杀仇人为所当杀者，免死流放。这样，“于经于律，两无违悖，人知仇之必报，而不敢相杀;知法之有禁，而不敢专杀”，丘濬关于限制复仇、赎刑之论，放在封建社会，为比较合理的观点。其慎行赦宥的观点则比较精当，放在今天也是说得通的。

清朝。清朝的学术研究受文字狱等的影响，考据、训诂发达，士人多研究前代的东西，研究当代的著述较少，律学也是这样。清朝研究明律的人较多，有著作传世的有陆柬之 (著《读律管见》)、王明德(著《读律佩觿》)、沈之奇 (著《明律辑注》)、夏敬一(著《读律示掌》)等。研究清律的只有乾隆年间的吴紫峰，他著有《大清律例通考》一书，对律文之增删修改、甄核精详，其书迄于乾隆四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