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逐步走向科学化的研究·成书年代和作者

春秋学·逐步走向科学化的研究·成书年代和作者

前面已不止一次提到，古代的学者就有《左传》非左丘明所作的意见，根据托名为郑樵的 《六经奥论》，理由可以归结为：1.书中出现了一些左丘明所不及见的事情; 2.书中的某些制度、职官，出现于战国;3.书中对天文的记载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天文学成就; 4.书中的语言带有浓厚的游说之士的色彩。现代学者对这几点觉得理由充分，同时《左传》中某些占筮之辞，其推测战国前期发生的事，应验如同目睹，所以事实上不是预言而是追记，占筮云云，不过故神其说而已。这一派的主张在研究者中占多数，认为成书的下限应在战国前期以至中期。具体的作者，前人有子夏、吴起、鲁国左姓者种种异说。近几十年中，徐中舒、杨伯峻、朱东润、赵光贤等可以作为这一派的代表。胡念贻则坚持旧说，认为 《左传》成于春秋末期，基本同意古文家的意见而作了修正完善，认为有些制度并非始于战国，而有些文字则属后人增窜。

二说都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左传》中确有战国时代的内容，这是不可否认的。从先秦古籍一般的成书情况来观察，从开始到写定往往有一个过程。先秦典籍的私学著作，其形成固定的文本，绝大多数要到战国中期或以后，但所题的作者往往是该书的奠基者、始传者。《左传》是王学渐废而私学渐兴的特殊时代的产物，目的在于为鲁国史记演变而成的 《春秋》提供史实的解释。徐中舒在《左传选》的后记中曾提出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矇瞽。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矇瞽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忆(笔者按，这种情况恐怕主要是当时书写不便所决定的)，因而就称为瞽史。徐文还引用对云南少数民族佧瓦族传授历史方式的调查作为自己论点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一推测是合理的。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能接触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释《春秋》的方式。他汇萃各种书面的、口头的史料，又以口授的方式传给继承者，经过一个时期的口头流传而大体上写定于战国中期。书中有些不符合春秋时期的史实和文字，应当就是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被添加进去的。

如果承认关于《左传》的成书推测有其合理性，作者的问题也可以随之而得出合理的推测。学者们对左丘明其人的时代、身份提出过种种怀疑，这些怀疑实际上都是针对《史记》中“鲁君子左丘明”和孔颖达引 《严氏春秋》中孔子和左丘明同至周室 “观史”的记载而发的。但是种种怀疑都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即以清代学者论证左丘明不应该是孔子弟子所持的理由，即《论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而论，孔子称赞弟子和在弟子前自称“丘”，《论语》中就不止一处，又如何能据此而以之为否定《史记》的理由呢?笔者以为，处理古文献资料，凡属史有明文记载而发现含混、矛盾，完全有必要提出怀疑和探讨，但如果探讨的结果缺乏足以否定原始记载的确切证据，如阎若璩之于伪古文《尚书》或崔述之于孔子删诗说，或者是对怀疑者的持论同样可以提出充分的不同意见，那么对文献的原始记载就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本文中对孔子修《春秋》和左丘明始传《左氏春秋》 的看法，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得出的。

关于《左传》的文学价值，刘知几的论述可谓独发其秘，从宋至清，学者们对之也不断赞赏，明清人加以评点，影响最大的是冯李骅、陆浩的《左绣》。各种古文选本也大量选入《左传》中的文章，家喻户晓的《古文观止》，全书十二卷，《左传》占了整整二卷。现代学术界在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以后，研究者对《左传》的注意转移到了史学和文学上。任何一本通史或先秦史，都无法离开《左传》这部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左传》的史学价值是前人早已注意到了的，但它的文学价值则较少有人作专门分析。现代的文学史著作开始列进《左传》作为先秦散文的重点，并且因为《左传》和《史记》同是历史而兼具浓厚的文学意味，所以又专门为之创造了一个 “历史散文” 的名称。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专著比较少，所见仅钱钟书《管锥编》中论《左传正义》部分六十七条、张高评《左传导读》、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余均散见于古代文学史、散文史以及单篇论文中。《管锥编》之博大精深，已为举世所公认，其论《左传》部分，意见亦多精彩。其第一条《杜预序》，论史家之记言，即极为透辟地分析了《左传》与小说“不尽同而可相通”的道理。至于散见于各报刊的单篇论文，所论的范围大致涉及思想倾向、叙事艺术、人物描写、记言技巧等几方面。由于数量过多，读者可以检索史学或文学论文索引，拙著《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十二章第四节也择要列举了一些论文篇目，以供读者参考。

近几十年来以现代的治学方法所做的注释整理，质量较高而有一定影响的有王伯祥的《春秋左传读本》、朱东润的《左传选》、徐中舒的《左传选》、韩席筹的《左传分国集注》。作为殿军而后来居上的是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1981年，中华书局)。作者受学于其叔杨树达，对经、史、子、小学均有很深的功底。五十岁以后集中整理《左传》，前后历时达二十年，为现代对《左传》(包括经文)全文所作校勘、注释的唯一著作。其所引征的各种材料约在四百种以上，包括原始资料，前人的研究专著、笔记，现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论著，考古发掘和甲骨金文的整理成果，博蒐约取，按断精审。此书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世纪中整理《春秋左传》的成绩。拙作《左传译文》原为《春秋左传注》中的一个部分，后因故而单行别出，所以译文的训诂依据一本杨书。《春秋左传注》 出版后，杨伯峻、徐提又合作编成《春秋左传辞典》，颇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