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向汉学的回归·极盛时期

春秋学·向汉学的回归·极盛时期

从康熙中晚期开始，学术界逐渐形成了考据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即后人誉为乾嘉之世的朴学。考据学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以恢复文献的原始面貌为最终目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典籍中的语言文字，以澄清文字讹误，求得古音古义为务，很少或根本不涉及思想内容。在《春秋》学的研究中，则集中在校勘经传、辑集汉人遗说、批评杜注孔疏、建立新注新疏几个方面。顾炎武、毛奇龄做了这方面的开山工作，之后名家辈出，名著纷呈，为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一批极可宝贵的财富。

在校勘的成绩中，段玉裁的《春秋左氏古经》利用古音学和古文字学的高度素养，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见解。段氏之后，赵坦的《春秋异文笺》重在求得三传的异文通假;侯康的《春秋古经说》和臧寿恭的《春秋左氏古义》虽然都重在《左传》，但侯氏极力申《左》而赵氏则较少门户之见，赵氏还提出了三传经文之所以有异，其故在于传说不同、古音通假、隶变体别、传写讹夺四方面，不失为比较科学的见解。这几位学者的努力方向都在于复原《春秋》古经文的面貌。而另外一些学者，像卢文弨、阮元，则凭借掌握多种稀见版本的优势，对《春秋》经传的文字做了仔细的对校工作。特别是阮元，以他的地位和财力，荟萃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先后编成《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至今成为学者的常用之书。《十三经注疏》嘉庆二十一年重刊本，每卷后附刻“校勘记”，参校异文，多加按断，为一般儒士提供了不易见到的宝贵资料。

高邮王氏父子即王念孙、王引之并没有《春秋》经传的专著，但是《经义述闻》中的有关部分，称得上是清代考据学派关于 《春秋》研究最有分量的成果，也是校勘学中称之为“理校”的典范。全书最鲜明的特点是以小学纠正经传的误字，其目光之犀利，识见之深刻，都无愧于阮元在序言中形象的赞誉：“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

辑佚之学也是清代考据学家的重要任务。他们钩沉索隐，辑集汉代经师的遗说，这些成果分别见于马国翰的 《玉函山房辑佚书》、王谟的 《汉魏遗书抄》、黄奭的《黄氏遗书考》、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逸书续编》 等书。

对杜注孔疏的批评，多数是以“补注”“补正”的形式出现的。顾炎武的《春秋杜解补正》发其端，继之就是惠栋的《左传补注》。《补注》是惠栋据其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的遗说加上自己的意见撰成的，取材几乎遍及先秦古籍和汉人旧说，在方法上重在对字形的考察，探求该字的古文字形然后作释义。但惠氏的时代，小学正处于发展阶段，所以在丰富的资料面前，惠氏的选择就显得不够精到而唯汉人之说是从。《四库提要》评论此书“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也”，确实是一针见血的意见。其后沈彤的 《春秋左传小疏》、马宗琏的《春秋左传补注》、梁履绳的《左通补释》等亦各具特色。至于笔记中的代表著作，则以清前期臧琳的《经义杂记》、中期王引之的 《经义述闻》、后期俞樾的《群经平议》中的有关部分最有价值。焦循的《春秋左氏传杜氏集解补疏》同样是补正杜注之作，但用力不在名物训诂而在义理，而这些义理又是以名物训诂为基础的。当然，焦循的《春秋》义理和他的《孟子正义》一样不可能突破时代的约束，但毕竟与凿空议论大异其趣。

上述“补正”性质的著作，着眼点多在杜、孔与汉魏遗说的相异之上，而寻求杜、孔与汉魏《春秋》学的继承关系，则有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和刘文淇的《左传旧疏考证》。洪书寻杜注之本，刘书则寻孔疏之本。洪亮吉 《自序》说： “名为 《春秋左传诂》者，诂、古、故字通，欲存《春秋左传》之故学耳。”书中对杜注逐条指明其承袭前人而未加标明之处，并有明确的凡例。清儒中对杜注与汉魏旧注关系作深入研究并取得成绩的，洪氏当推第一人。刘文淇的《考证》，采用以 《春秋左传正义》与“五经”中他经的比较和其他文献资料的互证，梳理同异，从而考出 《春秋左传》 中孔疏所本。孔疏本于刘炫 《述义》，已如上述，刘氏一一为之分析其引述的增损，并指出《正义》中时见“今赞曰”三字，盖“正义”本名《义赞》，诏改今名，“今赞”是孔颖达表示自己意见的形式而 “改之未尽” 的遗留。

刘氏的《考证》以“破”杜注孔疏为注，寻根究源，在于为建立自己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作准备。积四十年之力，刘氏先编成长编数十巨册，晚年加以整理，写定为《疏证》，仅成一卷而去。其子毓崧欲竟其业，也未果而卒。毓崧子寿曾又继父、祖之业，同样未能完稿，仅及襄公四年而止。三代共撰，足与范汪、范甯三代共撰《公羊传注》前后比美。刘氏此书，虽有稿本而并未刊行，直到解放以后才由科学出版社排印出版。据云襄公四年以后的长编旧稿尚在，也曾有学者想继续整理，但似乎没有成为事实。《疏证》对汉人旧注作了集大成式的总结，收罗完备，归纳清晰，尊崇贾、服而兼及其他汉人，荐崇汉人而不薄后人，顾炎武、惠士奇、王氏父子、焦循、沈钦韩等的著作，“有可采者，咸与登列”(《致沈钦韩》书)，而且虽有宗汉矫杜的倾向而不抹杀不同意见。这部著作出版以来，即受到现代学人的推崇，认为是清代考据学派中极为出色的著作。

与《疏证》有关相类，前述李贻德的《左传贾服注辑述》也是学术质量很高的著作。从形式上看，《辑述》似乎仅仅是贾服注的辑佚之书，其实作者的学力识力在“述”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无妨认为也是清人所作新注新疏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