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蒙学教材丰富多采·综合研究时期

蒙学·蒙学教材丰富多采·综合研究时期

民国以后，对蒙学教材的研究突破了搜集书目和单纯的考订的阶段，进入了把蒙学教材当作研究对象的时期，或者说，开始进入了对蒙学教材进行综合研究分析的时期。

章炳麟、王国维都是国学大家，他们对蒙学的研究也并非停留在单纯的考证，考证其实也是一种研究，他们还进一步在考证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的研究。如章炳麟在《重订三字经》的 “题辞”里说到《三字经》 的特点：



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这就把《三字经》和《千字文》作了比较分析，这当然也是一种研究方式。1928年章炳麟作《重订三字经》，他说：



余观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间常举以语人，渐有信者。然诸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于是重为修订，所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



这些话反映出章炳麟对当时新式教科书一味赶时髦、搬洋书，丢却民族特色的忧虑心情，提出继承蒙学教材的优良传统问题。所以他在深入研究了蒙学教材之后，作了 《重订三字经》的工作。

翁衍桢发表了《古代儿童读物概观》(载《国学季刊》1936年3月第10卷第1期)，揭开了全面综合研究分析蒙学的序幕。该文研究了蒙学十个问题：“一曰教育旨趣，二曰入学年龄，三曰训蒙课本，四曰教学方法，五曰学塾仪规，六曰日常管训，七曰功过考核，八曰课余陶养，九曰塾师待遇，十曰女子教育。”作者认为：



古人养蒙，施教之方，周矣详矣;督贲之道，严矣紧矣;监护之心，至矣切矣。子始能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至八岁，入小学，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教之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留意于食息言动之际， 使之从容周旋， 动而中节，潜移默化，养蒙以正。今述此篇，虽时移势异，而采摭旧闻，要亦可以考见。古之所谓儿童教育者，分次立品、明伦、知礼、服劳四者。



此文还深入研究了“训蒙课本”——“就各种家训、学规中有关于讨论儿童读物之文字者”进行了探讨，包括《颜氏家训》、《童蒙训》、《朱子读书法》、《学范》、陆桴亭《论小学》、《丽泽堂学约》、《义字约》、《平林义塾规条》、《蒙养针度》等等。

郑振铎发表了《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载《文学》1936年7月第7卷第1号《儿童文学特辑》)，认为：



大抵，在学校未兴，或新式的教科书和《无猫国》、《玻璃鞋》一类的童话未输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儿童读物，约略的可分为：(一)学则、学仪、家训以至《小学》、《圣谕广训》一类的伦理书 (并包括《小儿语》一类的格言韵语); (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作为识字用的基本书;(三)启发儿童智慧的聪明的故事，像《日记故事》一类的书; (四) 浅近的历史、地理以及博物的常识书，像 《高厚蒙求》、《名物蒙求》、《史学提要》等等;(五)所谓陶冶性情的诗歌集，像《神童诗》、《千家诗》等等。而在这些儿童读物之中，没有一部不是彻头彻尾提倡着“顺民教育”的，就像在《神童诗》、在《三字经》 一类的书里，也还是如此。



常镜海发表了《中国私塾蒙童所用课本之研究》(载上海《新东方》1940年9—10月第1卷第8—9期)，认为：



课本之编制，除本照培植学识、修养道德、在求识字三项原则外，在编制课本之时尚宜注意，其字句务要简单明了，或三字，或四、或五六言不等。文体则有类长体古歌，或通篇用韵，或但求顺口，在有韵无韵之间，或四句八句一换韵，总之在求顺口易诵易记而已。



这就深入到蒙学教材编写的原则和特点等问题，进行了饶有价值的探讨。此文还就通用之蒙学课本十六种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包括《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名贤集》、《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孝经》、《二十四孝图说》、《神童诗》、《千家诗》、《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字课图说》、《万事不求人》、《杂字》、《朱子小学节本》等。对选用之蒙学课本三十余种也进行了详细考订，包括《教儿经》、《女儿经》、《小学韵语》、《蒙求》、《急就篇》、《小学集注》、《弟子职》、《小学绀珠》、《续千文》、《十三经不二字》、《养蒙针度》、《字学举隅》、《万字文》、《三续千字文》、《四言对相》、《童蒙记诵篇》、《幼学歌》、《左氏蒙求注》、《五千字文》、《四字童训》、《女四书》、《尔雅》、《三字文》、《便蒙家用必读》、《杂字撮要》、《国民必读》、《三字鉴》、《史鉴节要》、《分类七言蒙求鼓词》、《十字各言杂字》等。

此外，胡怀琛还写过一本《蒙书考》(上海震旦大学1941年出版)，开列了大约一百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张政烺在《讲史与咏史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0本第1分册)探讨了“自晚唐至明人，常用咏史七言绝句为小学课本”，并指出“胡曾《咏史诗》盛行于日本，常与《千字文》、《蒙求》合刻，称为 ‘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盖三者皆训蒙之书，性质相近，故合刻之。此风气不知起于何时，疑明代始传入日本，故标目冠明本二字”。所有这些，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对于蒙学课本的探索工作，虽只是一些初步的尝试，但已为后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