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奉公

廉洁奉公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为，为人贵在有气节操守，为了道德义理和正义事业，世俗间的任何艰难险阻和富贵淫乐都不能使之改变。要树立如此节操，重要一点便是要节制自身欲望和贪心，也就是说，做人要清廉不贪，清廉即清白廉洁，指人的品行正派，克己奉公，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这既是君子应具备的最基本品德，也是人应当遵守的道德和正义原则。

廉正奉公

做人首先要立德，为政之道，应不忘“拯救黎民于水火”；为官之道，应抱定“君子不饮盗泉之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自古就是为官做人的典范。

隋代廉吏赵轨洁己爱民，以自己的善行感化他人，他高尚的品德和节操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赵轨是河南洛阳人，勤奋好学，以守贫刻苦而贤名远播。隋文帝知道后，任他为齐州别驾。赵轨在齐州安家之后，东邻院内有一棵大桑树，亭亭如盖，很多树枝伸进赵轨家院里。那年桑葚熟了，紫红紫红的大桑葚落在他家的院子里，满地都是。赵轨看到孩子们在捡桑葚，忙说：“这是邻居家的东西，把它们捡起来全部还给东邻。”“可是掉到我们家院子来了。何况这么大棵桑树，果实这么多，我们捡了邻居也不会说什么的。”其中一个孩子说。赵轨严肃地说：“一定要还！这可不是小事啊，我并非以此猎取名声，然而你们应该永远记住：非自己劳动果实是不能白取的，不能占人家任何便宜。以后要时时处处做到，长大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在赵轨的教导下，他的几个孩子后来都成为知名贤士。

赵轨在齐州四年，伸张正义，惩办贪官污吏，为民做主。他推行善政，实施教化，为当地百姓办好事实事，使他们安居乐业，民风淳朴。每年官吏考核，赵轨政绩都是第一，得到隋文帝嘉奖并升任原州总管司马。赵轨离开齐州时，父老乡亲洒泪送别，一位年迈长者代表百姓捧着一杯清水敬奉到赵轨面前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受贿纳物，一点一滴也不沾百姓的，水火不与百姓交，有如清水一般。如今您要走了，皇命难违，挽留不住。我们不敢以壶酒污了您的清白，只有以这杯清水为您饯行。贪官不配饮下此水，只有您才配。”赵轨含泪接过水杯，一饮而尽，男女老少伏于道旁，挥泪而别。（成语“清廉若水”“水火无交”典故即源于此。）赵轨不仅注意自身的修养，还经常教导部下要爱民如子，对百姓秋毫无犯。他在做原州总管司马时，掌管军政。有一次进行军事训练，日夜兼程。他的一个下属因晚上星月昏沉，连人带马误入田中，踩坏了庄稼。他知道后立即命令停止行军，原地待命。等到天亮，找到田主赔偿了损失才率部队开拔。原州官吏百姓听到这件事，没有谁不改变操行。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提倡的“好官”形象。然而，清廉为民不是口号和装饰的门面，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上古先贤留给后人的正确理念和高尚情操，是人对真理的实践和美好德行的展现，只有十分重视道德养成并躬自力行的人才能做到。

有史以来，一心为民、高风亮节者才能名垂史册，受到世人的敬重和颂扬。清朝时于成龙就是这样的人。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人，历任知县、知州、按察使、巡抚和总督、兵部尚书等职。他广施仁政，洁身自守，被康熙皇帝誉为“今时清官第一”。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受到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四十四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到广西罗城当第一任清朝知县。罗城百废待举，少数民族杂居，世代械斗。于成龙实施教化，并带领百姓搞农业生产、兴办学校。短短几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百姓安居乐业。

罗城民众怜悯于成龙独身一人滞留南疆，晨夕环集问安，并叹其度日过于清苦，进献些金钱和物品。于成龙答谢说：“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一次，大家得知于成龙家人自北方来探视，纷纷送物品给于成龙说：“公家人来，好将物安家去。”又馈赠金钱。于成龙答谢说：“此去吾家六千里，单人携货，适为累耳。”挥手令去，民皆伏地饮泣，于成龙亦为之感泣。

康熙六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唯一的“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于成龙赴任时，竟连路费都没有。百姓们依依不舍，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们无天矣！”出现了“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推行善政，招民垦荒，革除宿弊。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康熙八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他审案主张以教为主，“宽严并治”，排解了许多地方重大疑案、悬案，使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被百姓呼为“于青天”。由于政绩突出，于成龙再次被湖广巡抚张朝珍举为“卓异”，升任福建按察使。

于成龙赴任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上级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被第三次举为“卓异”。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出任两江总督。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在于人心之得失”，制定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他常常“微行”访于民间，举优劾贪，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他举荐了很多廉洁有为的人才，都得到了康熙的重用。他还倡导广兴办学，提高国民道德水准。

于成龙的官职虽越升越高，生活却俭朴如故。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朴，作百姓道德表率”。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食”，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以节省之粮赈济灾民饥民”。江南人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茶可饮，采槐叶充之，日久，衙后槐树，枝朗叶疏。”他天南地北为官二十余年，不带家眷，结发妻阔别二十年后才得一见。他的志节清操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士大夫减驱从、尚节俭，尽改奢靡之风……奸佞人等不得不迁往他处。”

于成龙心为百姓，招致了一些权贵的不满，这些人四处散布流言蜚语，大肆诋毁他。朝中有人借机弹劾他，说他年老昏聩，越来越蜕化变质。康熙皇帝是一位有德的明君，深知于成龙是位好官，他没有听信谗言，进行了调查并诏命于成龙回奏申诉，核实后说：“朕广泛听取了众人的评论，都称赞于成龙廉洁如初。因为他刚正不阿，才会有坏人进谗言诬告他。做官像于成龙这样的，天底下能有几人呢？”康熙让朝廷将于成龙的事迹昭告天下，进行传颂。

于成龙去世后，属吏清点其遗物：床头，仅靴、带和绨袍一领；堂后，碎银三两，钱二千，其余只有粟米、盐、豆豉等物，人们无不感动落泪。百姓闻之，“士民万人聚哭，家家绘像祭拜。”康熙亲为其撰写碑文，赐谥“清端”。

于成龙数十年如一日淡泊自甘，无论身为“七品县令”还是封疆大吏，也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鱼米之乡，清正廉俭，始终如一，位愈尊而操守愈厉，志节弥坚。他怜贫苦、赈灾荒、平冤狱、肃吏治，以其身正为官一任，施惠一方。这一切源于他“誓勿昧天理良心”的善念，源于他高尚的道德修养。他一生的道德操行，证实了为官需清正廉洁这一古训的深厚价值。

清廉爱民

古人曾言：“为官之道，舍一分则民多一分赐，取一文则官少值一文钱！”清廉爱民，自古以来就是万民企盼、爱戴的为官形象。

刘宠，字祖荣，东汉东莱牟平人，官至司徒、太尉，其为人清廉不贪，爱民如子。

刘宠曾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太守，会稽郡比较偏僻荒凉，当地老百姓不断受到贪官盘剥，日子过得很苦。刘宠任会稽太守，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治河患身先士卒上堤劳作，视百姓之疾为父母之疾，为官十分清廉，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后汉书》说：“宠治越，狗不夜吠，民不见吏，郡中大治。”

刘宠离任时，有五六位居住在若耶溪山谷中的老人赶来向他道别。他们向刘宠表达越中百姓对他的感激、敬重之情，并每人奉百钱相赠。刘太守再三推辞不受，见其长跪不起，盛情难却，只得从各人手中选一大钱受之。当他出阴山界至西小江时，投钱于水中而去。

清廉爱民的刘宠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称颂和敬仰。据传自刘宠投钱后，投钱地段的江水更加清澈。为纪念这位勤政清廉、为民造福的太守，人们把此地改称“钱清”，把这段江称为“钱清江”（在今绍兴市境内）。并建祠纪念，人称“一钱太守庙”，又临江建一亭，取名“清水亭”，当地人称“选钱亭”“一钱亭”。

清乾隆帝南巡经过钱清时，感叹刘宠的清廉，当场挥笔题七绝一首：“循吏当年齐国刘，大钱留一话千秋。而今若问亲民者，定道一钱不敢留。”

廉洁立身

何为廉洁？意为不贪、不苟取不义之财，立身清白。因为贪取不义之财是违背人的道德规范的小人行径，不但自己损德，而且为官民共耻。

王溥，明朝时桂林人，洪武年间任广东参政，因廉洁有德而被人称道。

王溥的弟弟有一次来探亲，同王溥的下属乘同一条船，下属赠送一件布袍给他。王溥知道后，命令弟弟将布袍归还，说：“一件衣服虽然微不足道，但不可不谨慎，因为这就是玷污行为、侮辱自身的开始。”

王溥勤修德政，为百姓提供了很多方便，虽然任官多年，但箱子里没有多余的衣服，厨房里都没有两种食物。

后来王溥受到诬陷而被关入牢狱，有下属赠送给他财物，他一概不接受，说：“我岂能因为患难而改变心志！”

事后冤情得以昭雪，王溥回到家乡安享晚年。

王溥严守操行，不以细微之事而污了自身清白。这位有德君子用一生的实践，为后人证实了廉洁的高尚与难得。

为人可以穷困，或者身处险境，但要深知做人的本分，不可以妄取不义之财，不可以失德损德，方为君子。

春秋时期，吴王诸樊的弟弟延陵季子有一次外出巡游，看见路上有人遗失的金子。当时正值五月，天气炎热，有一位披着皮衣的穷困砍柴人在此路过，季子于是招呼砍柴人：“把那地上的金子捡起来。”

砍柴人将镰扔到地上，瞪大眼睛，生气地说：“你怎么地位尊贵，而把别人看得这么卑下呢？你仪态容貌豪壮，说话却这么粗野呢？我宁可在炎热的五月，穿着皮衣砍柴，难道会去捡他人遗失在地上的金子吗？”

季子听后非常惭愧，连忙向这位砍柴人道歉，并请教其姓名，砍柴人告诉他说：“你从外表看是位身份高贵的人，怎么值得把我的名字告诉你呢？”说完便离去了。

后人对砍柴人这种甘愿清贫困苦，也决不妄取不义之财的德行操守非常赞赏，因为高洁清廉、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推崇的做人应具备的美德。

南北朝时著名的文学家庾信曾为一幅《五月披裘画》题诗赞道：“披裘当夏，俗非为心，虽逢季子，不拾遗金。”

唐朝大诗人李白也在《杭州送裴大泽时赴卢州长史》一诗感叹：“五月披裘者，应知不取金。”

在《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王恭的人，从会稽回家后，同宗前辈王忱去探望他，看到他坐在一张六尺长的很精致的竹席上，觉得既新奇，又喜欢，继而便动了贪心，然后对王恭说：“你从会稽那边回来，所以能够弄到这种新鲜的好东西，不妨送一张给我。”当时王恭没有说什么，又聊了一些别的事情。

王忱走后，王恭就让家里人把自己坐的那张竹席给王忱送过去。王恭没有多余的席子，就只好坐在草垫上。后来王忱听说这事，非常惊讶，且觉得惭愧，就对王恭说：“我本来以为你有多余的，所以才向你要，真是……”王恭回答说：“你不了解我，我做人的标准是，在生活上不喜欢多余的东西。我以为，只有少了物质上的累赘，才会有心灵上自在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啊。”

作为一个人，在人的一生当中“需要”的东西并不多，而“想要”的东西则太多太多。有多少人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吃不好睡不好，搞得一身糟，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伤痛；有的争得头破血流，甚至搭上了性命。对物欲的追求并非好事，放不下的执着，才是人生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