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纸易毁，碑石难销

书纸易毁，碑石难销

在梁启超文章激起的“郑和热潮”中，一批学者开启了“寻找”郑和的百年之旅。早期人们研究郑和，多凭文献资料，而缺乏文物佐证。用纸记载的文字，在传抄中可能出现错误，也可能被篡改，甚至遭恶意销毁。而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却可以相对长久地保存。云南昆阳马哈只碑的发现给了学者们一个启示，那就是通过寻找碑刻、实物，再与文献相印证，来“还原”郑和。

1926年秋，中外交通史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张星烺到福建泉州考察，在东郊灵山伊斯兰圣墓发现了一块石碑，上书“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46字。这块“郑和行香碑”表明：第一，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曾来泉州拜谒灵山圣墓；第二，郑和出身穆斯林家庭，第五次出洋的主要目的地是伊斯兰国家，因此前来伊斯兰圣墓行香，以乞求灵圣护佑；第三，立碑者蒲和日是宋代泉州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后代，时为泉州镇抚，陪同郑和行香后刻此碑纪念。

江苏太仓刘家港是郑和船队的大本营，郑和多次到当地的天妃宫（即妈祖庙）祭祀祈福，修葺祠庙。宣德六年，郑和等人在第七次出洋前夕，在天妃宫大殿墙壁上镌嵌了一块《通番事迹记碑》。但随着时间流逝，这块石碑后来不见了踪迹，也无人知道碑文内容是什么。1935年夏，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郑鹤声查阅四库全书时，发现明代钱谷编著的《吴都文粹续集》中载有《通番事迹记碑》碑文，遂将其公之于世。碑文共826字，记述了七下西洋的情况，各次往返的年代，所至各地的名称，以及前六次下西洋中的重大事件。郑鹤声在对《通番事迹记碑》考订时，发现除了第一次、第七次下西洋时间外，其余各次均与《明史》记载不同。由于此碑为郑和亲自刊记，可信度更高，从而纠正了《明史》等文献记载的混乱之处。但遗憾的是，这块很有价值的《通番事迹记碑》只有碑文，未见真碑。

位于闽江口的福建长乐太平港是郑和船队每次出洋前驻泊候风之地，这里也有一个天妃宫。1930年，一位农民在长乐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一块郑和等人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石碑，县长吴鼎芬将其运回县署保存。但吴鼎芬离任后，此碑又被乱草掩盖。1936年春，新任县长王伯秋在县署档案中看到记载，派人到处寻找，在荒草丛中找到该碑。王伯秋是文化人，知道该碑的史料价值，对碑文进行摹拓后，分寄给相关学者鉴定研究。后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萨士武就此碑撰写了考证文章，发表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很快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天妃灵应之记碑》碑文共1177字，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记述郑和下西洋的碑刻，现存于福建长乐郑和公园郑和史迹陈列馆。

《通番事迹记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两碑都为郑和亲自撰刊，时间都是在第七次出洋前的宣德六年（1431年），内容、语气也基本相同，堪称“姊妹双碑”。只不过《通番事迹记碑》仅存于文献，实物已不存，而《天妃灵应之记碑》虽未载于文献，却找到了实物。那么，郑和为何要一碑两刻，分别立于太仓、长乐两地呢？

学者们分析，郑和奉命第七次出使时已60岁，预感到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远航。永乐皇帝已在6年前去世，而朝中反对下西洋者大有人在，身后之事实难预料。因此，他想以立碑的方式来留下自己一生航海事业的记录，给历史也给后人一个交代。宣德五年接到出洋诏书后，郑和便于次年春在太仓天妃宫刻立了《通番事迹记碑》，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改后，又于年底在长乐天妃宫刻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一碑两刻，分立两地，体现了郑和的良苦用心：一旦一碑被毁，还有一碑。太仓离南京近，石碑易被发现遭损毁，长乐遥远偏僻，石碑能长期保存，而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两碑既立，郑和便安心踏上了西去的航程，两年后为国殉职，客死异邦。

南京静海寺残碑。图片由肖宪提供

这两块碑名义上是感恩天妃护佑，实际上是记录七下西洋史实。“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天妃灵应之记碑》甚至可以说就是郑和的自传，碑文通篇以“我”“余”“和”等第一人称表达，采用“自述”的语气书写。有人认为，“马哈只碑”是郑和前半生的自传，而“天妃灵应碑”则是郑和后半生的自传。如果没有“马碑”和“天碑”，后人对郑和的认识将会是一片模糊。

昆阳马哈只碑（背面）。图片由肖宪提供

南京静海寺，建于明朝永乐年间，郑和出洋时也要在此祭拜求平安。1936年，郑鹤声在静海寺厨房里发现了一块镶嵌在墙壁上的残碑，内容与郑和航海有关，当时就拓印了一张，后又拍了照片。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一场大火将静海寺几乎烧光，待战后郑鹤声再来寻访时，残碑早已不见了踪迹。《静海寺残碑》拓片共有149字，提到了郑和船队第一、二、三次下西洋的情况，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记载了郑和船队的船只为两千料海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和八橹船。“料”是中国古代用来表示船舶大小的计量单位。两千料海船长约62米，宽约14米，排水量大约为1200吨。这一尺度与1957年在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出土的长11.7米大型舵杆也是匹配的。因此专家们认为，史料中所说的“郑和宝船”其实就是两千料海船，而《明史》等文献中关于宝船长44丈、宽18丈（130×52米，排水量约20000吨）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即便是两千料海船，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只。

《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中还记载了郑和曾在满刺加、渤泥、柯枝、古里等海外番国立了八块碑。几百年后，这些碑也不见了踪影。1912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林在斯里兰卡南部港口加勒清理下水道时，意外发现了一块当年郑和留下的石碑。这块被称为“郑和布施碑”的碑文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书写，内容是赞颂佛祖佛法及布施给当地寺院的钱物清单。碑文开头是“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结尾为“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此碑现完好保存于科伦坡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是郑和当年和平友好访问的见证。

2017年年初，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先生将他毕生对于郑和的研究成果，包括81册图书和3万页研究资料捐赠给云南大学，用以学术研究。加文·孟席斯先生曾遍访120多个国家的900多个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并结合他自己环球航行的切身体验，运用航海学、海洋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方法，于2002年首次提出“七下西洋的大航海家郑和完成了环球航海，是世界上发现美洲、澳洲新大陆第一人”的结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的高潮。

100多年来，正是由于这些“发现”，碑刻与文献相互补充，相互印证，郑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才一步步地变得鲜活起来，他七下西洋的丰功伟绩，也才一点一点地变得清晰起来。

尽管明清两朝贬低郑和，埋没郑和，使郑和没有得到民族功臣应有的礼遇，但是，在郑和船队当年到过的许多地方，郑和却从来没有被忘记。数百年来，当地人民，尤其是海外华人一直在纪念、颂扬郑和，甚至把郑和当作一位法力无边的神，加以顶礼膜拜。数百年来，各地三宝庙信众云集，香火不断。

今天，中国正在携手世界各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郑和在沿线国家的巨大影响，仍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