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忘”郑和

历史“遗忘”郑和

郑和下西洋是奉永乐皇帝（明成祖）之命而为。明成祖为何要兴师动众，派郑和多次下洋出海？据研究，主要有这样几个目的：一是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加强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关系。成祖即位之初，便派郑和船队出洋，宣诏赏赐，并“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就是希望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强化大明王朝的地位；二是以官方贸易取代民间贸易，采集海外奇货珍宝，这类舶来品既可充溢国库，也可供宫廷赏玩；三是寻找建文帝。明成祖的皇位是从其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来的，建文帝去向不明，始终是成祖的一块心病。所以郑和下西洋的一项“秘密使命”，就是查访建文帝的下落。

郑和不辱使命，非常圆满地完成了永乐皇帝交办的任务。他几次下西洋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迅速上升，很快就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同时，郑和船队既把中国的商品、技术和文化带到海外，也带回许多域外的奇珍异物，客观上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至于寻找建文帝，既然在海外没有发现其踪迹，明成祖也就可放下心来，安坐天下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率领这样一支庞大的舰队万里远航，其危险性和困难程度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船队不可能得到国内的任何帮助，全靠主帅指挥，一切都要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正是郑和的才干、勇气、智慧和经验，才使远航取得了成功，使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称郑和为“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一点都不过分。

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原本就反对遣使出洋的大臣们便群起发动舆论攻势，把下西洋说得一无是处。成祖之子朱高炽（明仁宗）继位之后，下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各处修造往诸番海船，悉皆停止”，让郑和与下洋官兵守备南京（1421年明朝已迁都北京）。1430年，成祖之孙明宣宗朱瞻基以外番久不来朝贡为由，再次派三朝元老郑和出使，但这已是“下西洋”的强弩之末了。

1433年4月，62岁的郑和远航途中在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病逝。海上气候炎热，加上航程万里，不可能将遗体带回中国。部下便将郑和埋葬在当地，只把他的头发、靴帽带回中国，宣宗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今天，郑和的衣冠冢仍在那里。而那支曾经随郑和远航万里的船队驶回江苏太仓刘家港之后，就永远地停泊在了那里，再也没有出海，船只慢慢地在港湾里腐朽、霉烂，最后被淤泥覆盖、淹没……

郑和七下西洋，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也无论在当时还是于后世，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史书中本应有较多记载，也应存有很多档案史料。然而，《明实录》《明史》等正史中有关记载却很少，评价也不高，被保留下来的原始材料更是凤毛麟角。中国历代素有修史的传统，记录、保存和整理历史事件都是各朝的一件大事。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献史料却如此稀少，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令人遗憾的。

郑和在历史中被“隐去”，其实是一些人有意为之。

明万历进士严从简写的《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和去世30多年后的成化年间，有人向皇帝（明宪宗）说起当年郑和下西洋的事，于是皇帝下诏向兵部索要郑和航海的有关资料。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将这些资料藏了起来，兵部尚书项忠命手下入库查找了三天也没找到。项忠很生气，说库房中的档案怎么会找不到呢？站在一旁的刘大夏便说：“当年三保太监下西洋，花费了数十万银钱，死了上万军民。虽然弄了一些奇货异宝回来，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弊政’，我们做大臣的一定要直言劝阻。即使那些档案还在，也要把它们毁掉，以免再生祸根。何必还追究它们在哪里呢！”一番话说得项忠如梦初醒，连连称是。看来，郑和下西洋确实留下了不少档案资料，只不过是被刘大夏等人销毁了。

刘大夏等人认为下西洋是“弊政”，也不是没有道理。郑和率庞大的船队出海远航是一项不计成本的“皇帝工程”，永乐皇帝看重的是其政治、外交意义，而非经济收益。经济上，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开读赏赐、厚往薄来，确实都是赔本买卖。而要支持远航，国内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造船、备货、组队、迎送、赏赐，无不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而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除了派郑和下西洋外，数年间还做了许多大事：讨伐安南、亲征蒙古、疏浚运河、迁都北京，所有这些活动，都要倾全国之力和浩繁的开支。为了补充日益空虚的国库，朝廷只能加重税赋徭役，结果是民间不堪重负，怨声载道。而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远航西洋，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反对者们不敢批评皇帝，便将这些账都算在郑和头上。戴上了“铺张靡费”“劳民伤财”“弊政”等罪名，官方史书中自然对郑和的记载少之甚少，评价低之又低了。

郑和的宦官身份，也是使他倍受贬低和诋毁的原因之一。明朝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廷宦官与外廷大臣之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权力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只得倚靠宦官集团来与之抗衡，所以宦官总是文官大臣的死对头。只要有机会，文官集团总是要打击、贬低宦官集团，并称之为“阉党”。正史中对宦官的评价都很低，郑和自然也不例外。

明朝从建政伊始一直实行“海禁”政策，民间私自造船、出海者一律要被处死。成祖派郑和远航西洋，是整个明代绝无仅有的一次官方活动。郑和下西洋之后，海禁更严，中国成了一个“远离”海洋的国家。对于一个不需要海洋的国家来说，一个善于航海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也是没有价值的。早在15世纪初就已远航印度洋的中国“自废武功”，放弃海洋。

就这样，作为明初盛事的郑和下西洋，只在几代人之后就被“遗忘”了。即使偶然有人提起，也不过是作为前朝“恢诡谲怪”的奇闻旧事，流传于街头坊间而已。郑和死后100多年的万历年间，一位叫罗懋登的落第文人根据民间流传的资料和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写了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与同时代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将唐僧取经故事神魔化一样，《西洋记》也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