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
在帝制时代,建筑、舟车、武备、器物等主要制造者是工匠。“工匠”,《说文解字》中描述:“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匠,木工也。从匚、斤,所以作器也。”工匠是既重规矩又巧成器物的人。良工巧匠,尤为难得。但遗憾的是,中国旧文化史对工匠尊重不够,“士农工商”四民中,“工”虽居第三位,其社会地位,既不如士农,也不如商贾。重道轻器,厚士薄工——重道厚士可嘉许,轻器薄工应反思。在“二十四史”中,以纪传来说,帝王和将相是人物传记的核心,官员和士人是人物传记的主体,除《元史·工艺列传》外,工匠入传,其他诸史,一概鲜有。如明朝杰出的木工蒯祥、石工陆祥,为人宽厚,技艺卓绝,虽官至工部侍郎,《明史》却未入传。
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之一
清代景德镇工匠多时达十余万人,制瓷工艺多至72道,每一道都离不开工匠。千年御窑历史,涌现无数杰出工匠。据说,明朝万历年间,皇帝谕旨:景德镇御窑烧造大龙缸,并派太监潘相督陶。这尊大龙缸,体量大,技艺精,难度高,时限紧。太监潘相传旨:克期完工,完美无疵,奉送北京,否则斩首!御窑工匠,全心全力,夜以继日,烧成一炉,微有瑕疵,再烧一炉,或有璺,或变形,反复烧造,全都失败。太监潘相,督责更甚。御窑的工匠,或受呵斥,或遭鞭笞,惶惶不安,人人自危。万般无奈之时,万计无施之刻,窑工把桩(领班)师傅童宾,为烧成大龙缸,为工友的安全,面对熊熊窑火,纵身一跃,投入烈焰,以身殉职。当日熄火,翌日开窑。巨丽龙缸,豁然出窑。而童宾,身躯化作青烟,灵魂升上天空。童妻痛哭收尸,奠酒三祭,葬凤凰山。乡人感泣,尊为窑神,立祠祭祀。在今景德镇市古窑民俗博览区广场上,矗立窑神童宾铜像,高9.9米,重8.8吨,通高15.9米,庄严肃穆,气势雄伟。这个故事,感动天地,哀泣鬼神。正如清朝督陶官唐英所说:“一旦身投烈焰,岂无妻子割舍之痛与骨肉锻炼之苦?而皆不在顾,卒能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也,何其壮乎!”(唐英《火神童公传》)
工匠,为御窑烧造瓷器,献出了汗水、劳力、智慧和生命。其实,皇家御窑,窑火千年,动人故事,何止童宾!另如工匠陈国治,祁门人,爱心敬业,技艺超群。他获赠一副对联“瓦缶胜金玉,布衣傲王侯”(金武祥《栗香随笔》)。再如工匠汪绂,婺源人,幼年丧父,家徒四壁,生活贫苦,“十日未尝一饱。”后到“景德镇,画碗,佣其间”。他劳作之余,刻苦研读,常年坚持,成绩超凡,著述26种182卷,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一起被写入《清史稿·儒林传》。
2015年我应邀参加“童宾铜像揭幕及学术研讨会”,仰望矗立在景德镇古窑博览区广场的“窑神童宾”塑像,心情澎湃,肃然起敬,心底迸发要为伟大工匠精神高声讴歌、撰写实录的愿望。
重道轻器、厚理薄技,这是中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一个弊憾。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备受欺凌?原因之一是,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明清以来,片面地将“器”蔑之为“雕虫小技”“奇器淫巧”,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以致科技落后,每受侵略,屡遭挨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我既关心物,更关心人。工匠“窑神”童宾是御窑史上的英烈,督陶“瓷神”唐英则是御窑史上的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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