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兵者，所以除暴的法制军事思想

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兵者，所以除暴的法制军事思想

1．法者，治之端也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法治（有使国家安定的人，没有使国家自然而安的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后羿箭法还在，但后羿这样的人并不是世代都有），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指法律法令不能自然起作用）。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治国的根本）也；君子者，法之原（根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也（治理）；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先后颠倒）矣。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也。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数，指法律条文），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而劳于索之（求人才），而休于使之。书曰：惟文王敬忌（谨慎），一人以择，此之谓也。”（《君道》，第240页）

“无国而不有法制，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品行不好的人）；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存，上偏（前面四种情况占主导地位）而国安，在下偏（后面四种情况占主导地位）而国危；上一（前面情况一一具备）而王，下一（后面情况皆具备）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美俗，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王霸》，第225页）

2．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反对株连，罪及无辜

“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正论》，第370页）总之，罪与刑必须相对应，执法必须公正，根据形势，决定轻重。

“凡刑人（惩罚）之本（目的），禁暴，恶恶，具征（惩）其未也（警戒防范），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正论》，第369页）

“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失去权威性）；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不怒罪，爵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区分得十分清楚）……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根据世袭门第）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父母妻），法虽如舜，不免型均（株连），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株连）论罪，以世（按门第）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君子》，第510页）

荀子提出罪刑相应的法律公平思想，主张刑责自负，反对以族论罪、以世举贤，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3．教而后诛，善赏善罚，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

国家之治，在于贤与不肖不杂，是非不乱，法制公正，但必须有君子去掌握执行，“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宁……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 “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即类似类推，根据上下法律原则，比照权衡定罪）”（《王制》，第140页）。分析问题要全面，“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相依存）”（《六略》，第559页）。

法律公正，执法必严，善赏善罚，教而后诛。“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属之民不劝（劝勉鼓励）；诛赏而不类（不妥善），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习俗险恶）……明礼义以一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安排顺序）。”（《富国》，第189页）

4．兵者，所以防暴禁害也，非争夺也，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而已

荀子认为战争是防暴禁害，反对侵略，他说：“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义者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除暴禁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指军队所驻的地方，得到最完美、最普遍治理的政治局面），所过者化（军队经过的地方，百姓得到教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悦）喜……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者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近）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极边远的地方）。”（《议兵》，第309页）

军队的宗旨是除暴禁害，保国护民，非为侵略争夺。仁者之兵所在之地，社会得到很好的治理，所经过的地方，老百姓得到教化，若久旱逢甘露，人民莫不喜悦。仁义之兵行于天下，近者亲其爱民，远者慕其美德。

军队的生命力在于人民。“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后羿）不能中微（射中中心）；六马不和，则造父（善驾车者）不能致远；士民不附，则汤不能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 “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议兵》，第292至293页）。

荀子是战国后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他吸收了先秦各派学说的合理因素，特别继承和总结了先秦唯物主义思想，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提出闻、见、知、行的认识路线，“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第131页）。提出学习、修德、做人等许多正确的主张，他的爱民、富民、教民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及其法制军事思想等，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