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孟子》

孟子与《孟子》

1．孟子其人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山东邹阳（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春秋鲁国公族后裔。孟子三岁丧父，家境清贫，迁到偏僻的邹国。孟子一生的伟大成就，受益他母亲仉（音长）氏的良好教育。据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母仪篇》，孟母为更好地教育孟子，曾三迁其家，最后迁到一所学校附近，孟子就与学校的学生一起读书。一次，不到放学时间，孟子就回家，母亲很生气，剪断织布机上的布，并教育孟子，读书不能中途废断。孟子从此发愤读书，终成大业。《三字经》也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杵。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受业于曾子，孟子没有直接接受过孔子的教育，孟子自己也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孟子·离娄下》，第516页，以下引文同，只标篇章名。）他是私下向当时的优秀学者学习的。

孟子一生勤奋学习，立志效法孔子，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下》，第398页）他十分尊崇孔子，多次指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同上）孟子立志做孔子之徒，继承弘扬儒家学说，抱有宏伟志向，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第435页）, “我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偏激行为），放淫辞，以承三圣（夏禹，周公，孔子）者，且好辩哉，不得已也”（《滕文公下》，第475页）。

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始称孟子为“亚圣”，不过不是官方的定论。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认为孟子主张施仁政、行仁义，但不得其时，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夏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2．关于《孟子》

《孟子》采取对话体，主人公就是孟子本人，他以对话、讨论、辩论等方式，阐述其学说思想，语言生动明快，论述清晰，观点明确突出，极具说服力。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哲学、经济、伦理道德、个人思想修养等。与先秦诸子学说一样，《孟子》一书，不纯粹是政治著作，其中一些哲学命题，如“万物皆备于我”、人性善论等，成了后来宋明理学的中心命题。孟子继承和发扬了《论语》的仁爱仁政等重要思想，但在唐以前，其并未受到特别关注。中唐韩愈极力推崇《孟子》和孟子，他说：“欲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北宋正式称《孟子》为“经”，这是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儒学被提至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孔子学派的嫡系传人——孟子的《孟子》被列为经书，自此，儒学之《诗经》《尚书》《论语》《公羊传》《谷羊传》《左传》《孝经》《尔雅》《易经》《周礼》《仪礼》《礼记》，加上《孟子》合称儒学十三经。北宋仁宗时刊刻的“嘉祐石经”就包括《孟子》一书。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合编为一书，称为“四书”，加以注释。元朝从仁宗时起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孟子被封为“邹国亚圣公”，自此，孟子在儒家道统中仅次孔子的地位，正式确立。明代嘉靖年间，对孟子直称“亚圣”。朱元璋读到孟子的“君轻民贵”，认为诛暴君只不过是除掉独夫民贼不为弑君时，勃然大怒，认为他简直是犯上作乱，于是提出要取消其亚圣资格。除此以外，历史上没有人对孟子表示过怀疑。

《孟子》一书，不但内容丰富，论理深刻，而且千百年来与我们日常生活非常密切的许多名言成语，不少出自《孟子》。这些言语长期流传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今天读来仍感鲜活，经久不衰，如“幼而学”“壮而行”“事半功倍”“拔苗助长”“与人为善”“出尔反尔”“明察秋毫”“缘木求鱼”“与民同乐”“为富不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杯水车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至今仍广为流传，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