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黄宗羲的法律思想具有民主主义色彩。他详细比较了“一家之法”和“天下之法”，主张以后者取代前者，建立体现天下民众利益、维护天下民众权利的新法律。他的先进思想是对整个正统法制的否定，是近代法律理论的先驱。

1．肯定“无法之法”，否定“非法之法”

黄宗羲犀利地指出，维护君主专制的法律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所谓“一家”是指君主一姓，“天下”是指天下民众。“一家之法”是维护君主私人利益的旧法律，“天下之法”是与正统法律相对立并体现民众利益的新法律。他通过对比三代以上的法律和三代以下的法律来阐释应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道理。他提出的观点是“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三代以上的法律是为维护天下人民利益而设立的“天下之法”，法律虽粗疏却能收到良好的统治效果，可以称之为“无法之法”。三代以下的法律是为保护君主独享天下而存在的“一家之法”，法令虽详却并非为天下民众而设，只能称之为“非法之法”。而从天下大公的角度看，“非法之法”是不配称为国家的法律的。在此，必须注意到黄宗羲推崇三代之法并不是持历史退化观而主张复古，他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建立民主色彩的“法治”而对正统法制进行彻底的批判。

为了证明以上观点，黄宗羲从法律的产生和法律的社会效果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三代以前的帝王为了天下黎民的利益而建立各种制度，授田地，兴学校，制礼仪，建军队，如此种种“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都是兴公利的好事。而后世君主得到天下后，“唯恐其祚命之不长，子孙之不能保有也”，防患于未然才制定出后来的法律。这种完全为君主及其家族的利益而制定出的法律，只能是“一家之法”。黄宗羲还举秦朝废封建为郡县，汉朝封诸子为王，宋朝夺方镇之兵为例，认为三代以下这种没有“一毫为天下之心”的法律，根本不配称为法。其次，三代之法因为是“藏天下于天下”，帝王对“山泽之利”“刑赏之权”并不是窃为己有，所以与其子民之间并无贵、贱的悬殊差别。法律虽然粗疏，人民却能自觉地遵守，结果是“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正是“无法之法”。三代以后的法律为了保护君主尽吞天下财富的私欲，“藏天下于筐箧”尽归于君主一人，为了防备他人侵夺，用人行事处处设防，结果是法律越来越繁杂，“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以称之为“非法之法”。

2．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黄宗羲的“天下之法”是包含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和维护人民利益与权利的法律。为了确立“天下之法”，黄宗羲对“一家之法”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并对维护“一家之法”的旧观念进行了批判。

他指出，“一家之法”的弊端，其一就是法令繁杂，君主为图私利，疑人设防，“故其法不得不密”。二是有法不依，君主“不胜其利欲之私”而随意践踏法律。三是压制贤才，所谓“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非法之法”为维护君主一姓的利益而设立，使得天下能人贤士不得不屈从于其困缚，从而无法发挥他们治国安邦、为天下谋利的真正才智。四是胥吏横行，为害百姓。君主谋取私利，成为胥吏们的榜样。他们操纵着密法酷刑，最终受其残害的牺牲品只是天下百姓。

黄宗羲批判维护“一家之法”的旧观念主要表现在他对“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论调的驳斥。他认为，王朝的开国者创立法度是“不胜其利欲之私”，是为了个人的享用和子孙的保有，后主毁坏法度也是“不胜其利欲之私”，创立者和毁坏者都是为害天下之辈，俗儒们拘泥其间，鼓吹守训法祖完全是错误的。

黄宗羲认为，应该严禁“为天下之大害”的君主为个人及家族谋取私利的行为，确立维护天下人利益的“天下之法”。“天下之法”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是被动的服从者，天下人才是真正权力与财产的支配者。“天下之法”的主要内容是“天下之利”，即民众的土地、财产、教育等权利。他主张维护人民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天下之人不论出身、职业，都有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平等权利，为官者不因爵位而贵，平民百姓不因出身而贱。他说道：“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是黄宗羲主张的基本法制原则，是“天下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中荀子最明确地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在正统法律思想中该观点得到了确认和发扬。黄宗羲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是立足于“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基础上，其“治法”正是“天下之法”，而不是用于维护统治者一己之私的专制法律，这就打破了正统儒学的“人治”论，是在市民阶层的立场上赋予“法治”以新的含义。此外，黄宗羲认为天下有才智之人困束于“非法之法”、“一家之法”，只能“安于苟简”，而如果把“先王之法”、“天下之法”确立起来，就不但可以发挥“能治之人”的才干，还能够限制贪婪残忍之徒，使其不能危害天下，所以说他坚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在考察传统社会的“治人”和“治法”问题上，也曾有人走到了与他相同的出发点上，结果却是同途而殊归。理学家朱熹曾说道：“今日之法，君子欲为其事，以拘于法而不得骋。”他提出的办法是立法疏略，让统治者根据情况自行处断，这就与黄宗羲的结论相去甚远了。可以说，黄宗羲的这一观点是深邃而锐利的，饱含着一个启蒙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黄宗羲民主主义的法律思想是明末清初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富有时代色彩。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大一统帝国，他的理论开启了后来者的思维，为近代改良派和革命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其“法治”主张没有完全打破旧的传统，但他仍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