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为国民之公意

宪法为国民之公意

宪法，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为建设宪政和法治国家所必需。改良派曾经把开国会、制宪法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并为之奋斗。革命派也重视宪法，但是，其宪法观与改良派有很大差别。

革命派所要的宪法是民主宪法，所谓“宪法者，国民之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因此，他们反对改良派所坚持的君主立宪，认为完全之宪法应是民权宪法，其目的在于“保护人民之权利”。宪法的制定，完全取决于国民的意志，“而与君主官吏漠无相涉”。他们指出，改良派所鼓吹的宪法，是由清政府自己制定的。而清政府中，从君主到臣下，都是至卑至劣之人，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国民，因此，由他们制定的宪法，只能是“贵族宪法”。“其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等差厘然各殊。”所以这种宪法，纵然“袭用欧美之宪章成法”，政治之“恶劣亦仍然如故”，“不过于寻常腐败法律之外，多增一钦定宪法，以掩饰大地万国之瞻听”而已，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变化。

在革命派看来，“宪法者，一国之根本法，又人民权利之保障也”，自由、平等、博爱乃其内在之精神。在这种宪法之下，君民上下是平等的，“均处一律之地位，无稍差异”；人民不但有言论、出版、迁徙、集会之自由，财产人身之不受侵犯，而且有“诉求请愿，秘密书函，干涉行政之得失，选举议员之资格”等广泛的权利。

在革命派看来，清政府所谓的立宪却恰恰相反，其目的只不过是“实行排汉主义，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为维护皇权，他们在宪法中首明“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其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神圣之前提既不正确，不可侵犯之断定自属误谬，则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断定，尤为误谬之误谬”。如果君主不尽“公仆”之责徒借宪法妄为神圣，妄求不可侵犯，以欺压国民，则商汤放桀，周武伐纣，法国路易十四上断头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想获得中国人民所需的宪法，只有像世界各国一样，通过流血斗争，绝不可以为君主立宪。

革命派不但认为宪法应当出自国民之“公意”，而且认为其他所有法律也应当出自“公意”。他们认为法律是“国民之公器”，“所以保护国中之安宁、秩序、生命、财产者也”。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人民“除服从（君主个人）私意，遵从王法外，更无可以发表意思之余地”，“数千年蜷伏于专制政权之下，复罔论宪法！全社会束缚于名分大防之内，复罔论法律！”在这种法律制度下，人民无权无势，虽然财产、生命、人格被任意吞蚀、剥夺、污辱，但由于“畏惧王法之森严，又怵惕强权之暴厉，于是乎不得不蠕然驯伏，禁吞无声”，敢怒而不敢言。清末，虽然在立宪的招牌下进行了修律活动，但是也根本不能消除传统法律的弊端，相反，“法律愈多，杀人愈多”。例如，以前没有诉讼法，现在有了，按其规定“审讯凭证据不问口供，此岂非文明之法律！然地方官吏，不从事于检证，惟幸于不取口供可以定罪，杀人之益见其易”。又如，“枭首、凌迟之淫刑，岂非明示废止者耶？而徐烈士（徐锡麟）之狱，剖其心、磔其肢体，犹以为不足，暴尸兼旬，人莫敢殓，虽至野蛮之国，有淫刑以逞至于此极者耶？”总之，不推翻专制政体，即使改革法律，也改变不了传统法律和法制的专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