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应当“为民而立”

法律应当“为民而立”

严复以自然法学派的观点，猛烈抨击了韩愈的君主专制论和尊君论，认为“君”、“臣”与“民”，是“通功易事”的平等关系。西方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法律是“为民而立”的。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中国则不然，“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西人的法律全都是为保护人之自由和国之自由而设，而中国则又不然。严复指出：“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严复把科学（黜伪崇真）与民主（屈私为公）看作西方近代文明的“命脉”。他说：“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严复进一步对近代意义的自由作了简要的论述：“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自由总是与人权相联结的，没有无自由的人权，也没有无人权的自由。中国历古圣贤之所以“深畏”自由，未尝“立以为教”，就是因为他们把农业宗法社会的人身依附、等级差别、血缘纽带，以及反映在意识形态上的纲常名教，统统看作是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而这一切与自由、人权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中国专制统治者坚持“礼仪之邦”要重“纲常”，要“以孝治天下而尊亲”，其结果是使中国“怀诈相欺，上下相遁”。救国必先救人，如果没有作为人权基础的自由在观念上和法制上的确立，中国的“政制”就不会真正改观。

严复用主权在民的观点来阐明法律应当为民而立的思想。他指出，中国历史上那些违反民意“为上而立”的专制主义法律，很少有“不悖于天理人情”的，一旦施行这种法律，就必然与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其国必不安”。他认为只有“为民而立”的法律，才合乎“天理人情”，而且由于“利民”“便民”必然为民所乐于遵行，因此，国家就可以安定。所以，这种法律才是“治国之法”，也才有“保民之效”。

在严复看来，既然法应当为民而立并有利于民，那么衡量法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民智、民德、民力，“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在他看来，西方各国法律的优点就在于以提高民的智、德、力为准则，民德、民智、民力是西方“教化政法”所保护的，也是治国之法所保护的。而中国的旧法律之所以拙劣，就在于专以压制、败坏民智、民德、民力为能事。严复强调指出：“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法律要真正起到推进民智、民德、民力的作用，其重要之点就在于立法能够真正保护天赋人权，尤其是天所赋予人们的自由权。严复认为这一点就是西法优于中法的秘密之所在。他指出，西方“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使人们的自由有保障，从而使人们能够各“奋于义务”，促使民智、民德、民力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民生始有进化”，而国家乃进于富强。可是，中国则恰恰相反。针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他强调指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立法利民是富强的根本，自由则是其起点。

严复提出如果有“圣”出来拯救中国，就应当按照天赋人权的道理办事，全力促进吾民之智、德、力，使其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他宣称：“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