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司法观

王夫之的司法观

1．任法、任道和任人

王夫之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为政不可缺少法律。他说，“天下将治，先有治法之主，虽不善，贤于无法也”，“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则非法不足以定之”。一方面他看重法律所能发挥的稳定秩序的社会功用；另一方面，他又不是绝对的法律至上论者，认为治天下先要有制定良法的能人贤士，而且只依靠法律也无法治理好天下。据此，他提出了任法、任道和任人的三结合，目的是确立“天下之公”的法律，使君知有法，民知有守。

首先，“任法”应该和“任道”相结合，以“道”指导“法”的实施，即“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如果任法不任道，就会导致法繁刑酷，弊端滋生。施政“一倚于法，天下皆重足而立”，而品质恶劣的执法官员也得以在繁密的法规中援引条款成就其私心，甚至掩奸匿恶、收受贿赂。王夫之主张以道（导）法来消除弊端，他所说的“道”是指引、教育之意，其寄托物是儒家的“德”与“礼”。这种立场使他同意正统的“德主刑辅”论，相信教化比刑罚更有效。任法与任道的结合是强调法律之上还应该有“为政”的“精意”，应该有传统的“德”“礼”教育的位置，法律的功效要在治理天下的基本大纲下得到实施。

“任法”与“任人”的结合是他论述的第二个要点。他认为片面强调任法或任人各有弊端。“任法而不任人”导致小人、酷吏的得势，一是因为君主不可能以一人操持法律，必须要委派执法之吏，而奸佞之徒乘机窃取大权，倚仗法令之具为害天下；二是酷吏们得以舞文弄法，以严酷的律令配合刻薄的天性，给人民造成无尽的灾难。至于另一极端“任人而废法”也同样不可取，没有了法律的制约，上下官员以个人的好恶为取舍的依据，恣意任行，抑良褒奸，导致政治的混乱和国家、社会的无序。王夫之提出的意见是“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课人”，即任法与任人的结合。所择之人是贤能之士，他们依法办事，却又不是头脑中只有法条的“文法之吏”。他对徒法而治的申韩之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把它们与老庄、浮屠并列为古今三大害，斥之为“乍劳长逸”之术，因为从国家大政的长远角度考虑它们毫无益处。

任法、任道和任人三结合的理论是王夫之司法观的基础，是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独特见解。

2．严以治吏，宽以养民

王夫之法律思想的丰富性还体现于他主张的“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执法原则。他一反正统儒者主张的“宽猛相济”说，认为纠宽以猛和纠猛以宽都是极端化的办法，要恰如其分就只有在执法方面实行对官吏严和对百姓宽的结合。他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

王夫之所强调的“严以治吏”，其一是要打击贪官污吏，特别是一些腐败的大官僚。其二是打击贪赃枉法的执法之吏。王夫之主张不问赃物的数量多少，以有无枉法行为定罪，以所犯之法的轻重性质量刑，对虽受赃但“非枉法”者可只处行政处分，不施加法律制裁。严惩受赃枉法官吏的目的是“问刑之吏，尚知所惩，而酷风衰止，贪亦无以济矣”。

王夫之主张创立法制以“保民”“爱民”为宗旨，在执法以及刑罚具体问题上以“宽以养民”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王夫之对法令的贯彻有一个总的要求，即“择折狱之吏，申画一之法，除条例之繁，严失入之罚”。除了考虑任法与任人的结合，要谨慎选择执法之人外，法令自身应该“简”、“定”和“画一”，也就是形式要疏简，原则要坚定，内容要统一。

关于法令之“简”，他认为，法令简约则人民容易遵从，能够做到纲举网疏即可。

关于法令之“定”，他认为，保持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关于法令之“画一”，他认为法律条文应该准确和统一，如果“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则只会导致“吏与有司争法，有司与廷尉争法，廷尉与天子争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

在这三点上，王夫之谈得最多的是“法贵简”。从“宽以养民”的要求出发，立法简明扼要，执法求法律的大旨而不求琐细，才能深达民意消除苛酷之法，而且人民也容易遵从。法令的“连章屡牍，援彼证此”最直接的后果是官吏的胡作非为，依附法律藏匿其奸心，“万端诡出而不可致诘”，而且“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重”，所以唯有“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由崇尚立法之简，他又在执法用刑的问题上有了法不可苛慎和法不可虐的推论，反映在司法领域，就是不留狱和废淫刑。

传统社会的留狱不决一直是个重大问题，造成很多囚犯无处鸣冤，无处诉苦，各种大赦也都没有触及症结所在，而囚徒的来源正是饱受压榨之苦的穷苦百姓。王夫之数次引用《周易》中的一句话：“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他指出，法令繁密只会荼毒天下。他坚决反对断狱苛求明慎所造成的滞而不决，并感叹道：“明慎不知止而留狱，酷矣哉！”

在执法用刑上，王夫之并不反对诛杀，“夫恶者，不杀而不止，故杀之以绝其恶；大恶者，相袭而无所惩，故杀此而戒其余”；但是他又有反面的限制，反对滥施酷刑。他说，死刑是为了“止恶”“惩恶”，不得不用，但是用刑到了剥夺生命的程度已经足够了，统治者设计出各种残酷手段来执行死刑，只能令人民愤恨，并且“无裨于风化，而只令腥闻上彻于天”，可见以用刑为泄愤的工具是多么不当。

他强调司法中的“原情定罪”，即区别犯罪情节，依法定罪量刑。例如同为杀人，但因杀人的动机不同，情节的轻重有别，故不能一概而论。他说：“原情定罪岂可概之而无殊乎？”

王夫之主张的法贵简、不留狱、废酷刑和原情定罪是由他对司法用刑的详细思考而来，但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与他所主张的“宽以养民”有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些传统法制中的弊端是统治者人为的因素造成的，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也反映出传统法制体系自身固有的缺陷。王夫之的批判性意见正是来自他认同的“天下之公”和“一代之治”，也同出于其“爱民”“养民”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