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祖洽

叶祖洽

北宋末年刚直不阿、誓死抗敌的李纲，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在他之前不到半个世纪，邵武(今属福建)还出了一位与他同是状元的叶祖洽，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熙宁初，生长于南方水乡的叶祖洽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应试。许是地灵人杰的缘故吧，年轻好学的叶祖洽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而他本人所表现出的气质，正如同他的表字“敦礼”一样，敦厚而有礼。他参加考试时，王安石的各项改革已经全面开展。表现在叶祖洽的答卷上，则是顺应潮流，所答都是经世致用的文字。不巧的是，主考官苏轼和宋敏求都属科举改革的反对派，对于叶祖洽的“赶时髦”很是反感，便想不取他。然而，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大权在握的吕惠卿插手此事，他似乎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了一位变法派的后备力量，便不顾二位主考的意见，将叶祖洽排名进士第一，从而荣登状元宝座。此时守旧派正处于“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境地，虽不满但无奈。

叶祖洽荣为状元，被任命为签书奉国军判官，判登闻检院; 不久，以国子监丞出任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府，后任校书郎。

直到元祐初年，中状元近20年后，历数他所担任的官职，也不过是职方(掌管地图、图经等)、兵部员外郎(管仪仗、武举事务的中层小吏)、集贤院校理(负责收藏、校勘典籍)、礼部郎中(管杂务)等等，都是一些职轻权微的小官。

对叶祖洽有着知遇之恩的吕惠卿开始忙于变法，王安石被罢相后，他一心夺权，标新立异。王安石再次出任宰相，他不仅不助，反而想取而代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变法运动在宋神宗支持下扭转方向，变法派人物的声气今非昔比，叶祖洽自然无人问津。

叶祖洽在变法派内部并不居于重要地位，但他的那张状元答卷已贴上变法派的标签，所以，当守旧派卷土重来的时候，他便不可避免地要随变法派那艘几经风雨的破船漂流四方了。

偏偏此时，叶祖洽因为言谈不谨慎而被人指责有讪谤朝廷之嫌，处理这事的官员正是曾不愿取他为进士的苏轼。还好，心地坦荡的苏轼并没有计较前嫌，反而替他说了好话，只说是他的言论有些乖僻荒谬，实则并无讪谤朝廷之意，本是为朝廷社稷和严整国家法度着想的。但京城不能再呆下去了，叶祖洽出任提点淮西刑狱。

绍圣年间(1094—1098)，变法派再度得势，叶祖洽回到朝廷，由左司郎中、起居郎、中书舍人，直升到给事中。

高太后死去，哲宗亲政。叶祖洽申斥王珪，说王珪在册立哲宗问题上有异议，要求放逐王珪。开始，连哲宗自己都不相信。叶祖洽慷慨陈词，又举出黄屐、刘拯之流作证。对于皇帝来说，这是个敏感问题，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哲宗半信半疑，但还是将王珪放逐了。

叶祖洽出手成功，便开始频频向哲宗进言，不知为什么替蔡确说起好话来了，请求抚恤其家属。蔡确其人，开始依附王安石，积极推行变法; 王安石罢相，他又议论其过失; 后来，由于涉嫌谤讥宣仁太后而被贬。从这两件事上，年轻的哲宗已经打心眼里瞧不起叶祖洽了。当有人推荐叶祖洽时，哲宗很轻蔑地说： “这个人是不值得重用的。”

对叶祖洽的仕途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人物，大文学家曾巩的弟弟曾布。曾布无论在才学还是人品上都不及乃兄，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卑鄙小人。开始时他积极支持变法，很受王安石信任，后来见神宗怀疑新法，便又迎合皇上的意思，否定“市易法”，从而引起改革派内部分裂。哲宗死后，他又附和向太后意见，立了轻佻、昏庸的端王赵佶为皇帝，即宋徽宗。

叶祖洽与这样一个人成为好朋友，被人称为“小训狐”，大概是顺从的小狐狸之意吧。曾布大权在握，立即任命叶祖洽为吏部侍郎。然而，此事遭到同样大权在握的韩琦之子韩忠彦的阻挠，只好暂时作罢。待到韩忠彦被排挤，叶祖洽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吏部。好景不长，曾布不久便被蔡京排挤，丢掉相位。叶祖洽贬到定州(州治定喜，今属河北)任知府。

叶祖洽居居然将曾向哲宗皇帝提的两条建议做为“不朽”政绩来表白，由于言辞不妥，徽宗大为恼怒，训斥他狂妄浮躁，一气之下，降为集贤院修撰。

叶祖洽进入集贤院，于书本文字中寻找安慰。此后十七八年，他都待在这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后来，任过一二个州的知府，时间极短。去世前，加封为徽猷阁直学士。

政和末年(1111—1118)，七八十岁的叶祖洽死去，长达50年的仕途生涯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