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致光

史致光

史致光，字葆甫，一字渔村，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为官40余年，曾任知府、按察使、巡抚、总督，晚年回京，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官至一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史致光在京察中列为一等，次年授以云南大理府(府治太和，今云南大理)知府。嘉庆元年(1796)调云南府(府治昆明)。10年后(1806)升盐法道，分掌督察盐场生产与盐商之行息平盐价、管理盐运等事宜，这为他以后在闽省任巡抚时整顿盐务打下了基础。嘉庆十九年(1814)五月，史致光被擢为云南按察使，随后调任贵州按察使，十一月升为布政使。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升为福建巡抚，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等。任职两年，体恤民情，特别在盐务管理、整顿方面用力较多。初任巡抚时，即逢直隶天津水师初设，其总兵许松年奏请调拨福建军营中善驾船泅水之人200余众，携带家眷迁至天津水师，以充伍事。史致光考虑到，闽津两地气候水土皆不同，兵士为国事之急理应前往，但举家迁徙，难免瞻前顾后。且家眷生长于南方，不耐北方的寒冷冰冻。致光偕同总督董教增、提督王得禄上奏，提出较为妥善的解决办法，即从天津就近招募水师训练，闽省调拨来的水师，可留在天津教习3年，不带家眷，等新兵熟悉驾船操练之后，再将其撤回福建，愿留者听其便。如此可免去许多不便，此奏得以批准。闽省盐务存在不少弊端，对此，史致光出力最多，几次上奏，陈请整顿、精简机构，妥善处理纳课征税，使官商均受其利。在健全关口检验方面，史致光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偕同总督董教增奏言，提出因前督臣汪志伊上奏裁去各关检验大使，其职由他官兼管，造成验关拖延、草率、偷漏，致使私贩充斥，额引滞销，弊端颇多。奏请恢复旧制，补齐大使缺额，提高验关效率。在盐场设置、管理问题上，提出设场过密，机构重复，冗员过多，产量降低。建议合并较近的盐场，改繁为简，提高盐的产量。针对课税拖欠，商人力不能胜的情况，他又奏言： 闽省盐务自雍正七年(1729)裁商之后改为水客办运，至今70余年，课税亏损。查其原因，一是制定的盐务章程过于苛刻，致使官商各帮备感资财匮乏; 二是不加给耗，亏折很多;三是折蓬担又收回代额，赔累难以胜任。这几项若不改革，运盐各商帮解散，盐课延误的情况即会出现。过去百余年，之所以官民相安无事，是因为官帮税轻，商帮税重，官可拨给商代销，双方均可得利，国课亦无短缺。代额使官商得以调剂，今裁去，于商不利，许多商家倒闭，政府5年亦颗粒未销，各官都视盐缺额为畏途，多不愿承担。亏损的另一原因是运输中的折耗。闽省依山滨海，盐分东、西、南三路运出，海耗、河耗、仓耗，包括搬运中的损耗等等，估计每石的折损至少有30余斤，路越远折耗越多。加上匀代匀销，先课后盐，盐虽没运课须先赔，这些完课赔累的实情，均须改革整顿。他调查了广西、临仓等70余埠，发现这些地区在本埠额引之数上分别加一至三酌兑; 而平乐、柳州则因水险滩高，于每1000包盐加买耗盐120包，以补沿途折耗，此法甚好。他奏请闽盐、粤盐亦照此办理。至于匀代匀销请嗣后官帮收回，代额之盐酌情改拨变通，使国课按期交纳，官商均得其益。此奏得部议准行。

嘉庆二十四年(1819)，史致光调任云南巡抚。次年，他针对管区内井盐代煎征课问题上奏，提出应酌情减轻原增产代煎而今减产盐井的课税，对无力纳课之井的虚课应责成产量较好的盐井捐解，以解决因产量减少应征课项递年短少出现的欠课现象。此奏得准。同年十月，提出增加腾越厅(厅治腾越，今云南腾冲)等地的官学学生名额，并将永北厅(厅治永北，今云南永胜)等地的考试改为一年一次。报可。随后入京进见皇帝，升为云贵总督。

据载，史致光的祖母同太夫人，早年守寡，喜行善事，曾和解族人争纷，救活人命。故致光入京会试时，梦见一神仙托梦告之： 因其祖母的阴德，可名列榜首，如再能谨慎顺承家德，则前程不可限量。揭榜，果然中为状元，而后累官云贵总督。这当然是文人附会之说，并不可信。

道光元年(1821)，史致光为解决永北、大姚等地汉夷因典地引起的矛盾，多次与成都将军呢玛善、滇省前督庆保会议上奏，提出对汉民夷人较为公平的解决办法，并请免去嘉庆二十五年(1820)加派给永北、大姚等州的部分银两，欠收州村的税额亦请免去。获准。道光二年(1822)，史致光对所辖区部分年迈庸劣、不能胜任的知州进行弹劾，建议免去其职务，补以省为之人。对永善(今四川大关西北)、金沙(今属贵州)银丁多年来无力纳课的情况上奏，请免征道光元年(1821)加派银两，只纳正课。准奏。不久，史致光接到皇帝谕旨，体恤他年迈力衰，不适边疆总督之任，调回京都。道光三年(1823)正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职。同年七月，史致光因病奏请开缺，得允许。次年回原籍，道光八年(1828)卒。道光皇帝体恤他为官多年，加恩恢复原职，赐祭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