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汝砺
一、乡人的荣耀
彭汝砺,字器资,庆历元年(1041)出生于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他自幼好学,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会试列第一,为会元,殿试时高中进士魁首,为状元。
这年,彭汝砺24岁。
彭汝砺有一位老乡叫熊本,字伯通。两人自小在一起读书,关系甚好,两人的父亲又恰好都是郡中的小官吏——孔目。彭汝砺中状元后,闻报之日,饶州知州将自己平时乘坐的马车给彭汝砺的父亲坐,并令郡吏护送其还家,十分隆重。邻里均以乡里出了个状元郎而引以为荣。当时,有人说: “彭孔目的儿子已做了状元,熊孔目的儿子怎么样呢?”谁料想,次科,熊本高中进士。这时候原任太守已经离职,现任太守便循前例,用自己的马车送熊本的父亲还家。这两件事,在饶州传为佳话,各家都勉励自己的子孙用功学习,求取功名。以后多年,每次科举都有数十位饶州人得中。
二、刚直的谏官
彭汝砺中状元后,按例在地方上锻炼一段时间,历任幕职官,先后担任保信军(今属安徽)节度使幕府推官,武安军(今湖南长沙)主管文书,潭州(今湖南长沙)节度使军事推官。当时,王安石变法改革,见到彭汝砺写的《诗义》,认为其见解独特新颖,是有才学之士,于是荐举为国子直讲,改任大理寺丞,升为太子中允,在太子府任职。
过了一段时间,宋神宗任命彭汝砺为监察御史,监察百官。他到职后,立即上陈10条意见,包括: 1. 正己; 2. 任人; 3. 守令; 4. 理财; 5. 养民; 6. 赈救; 7. 兴事; 8. 变法; 9. 青苗; 10. 盐事。诸项建议,陈述利害,讲了许多别人不敢讲的话。
中国封建社会,几乎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宦官干预朝政而危及社稷、蒙蔽皇上的事情,宋代也不例外。王中正是宫中的宦官,受到宋神宗宠信,经常干预朝政,神宗甚至以王中正和李宪统帅军队。彭汝砺进谏说,不能把兵权交给宦官,更不能让他们带兵。他以历史上汉、唐两代由宦官掌兵权,从而祸及朝廷、危及社稷的事为例,直言极谏。神宗宠信王中正,闻谏不悦,不作答复。彭汝砺在御前侍立不肯离去,并再次面陈利害,神宗终于采纳。朝官同僚都为他捏一把汗,对这种抗争精神十分叹服。
当时,有的皇亲贵族为了发不义之财,不惜将宗室女子以高价卖到民间,与平民通婚,一时舆论沸扬,有人提出应加以禁止。彭汝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说: “这些女子虽然是宗室较远的亲属,但都是帝王家子孙,绝不可以让那些卑贱的平民以金钱就可以买到。请朝廷重新撰述婚姻法。”
这一时期,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正锐意推行新法,户部判官吕嘉问不仅赞成王安石的变法,还提出许多具体主张。彭汝砺对吕嘉问推行的市易聚敛法持反对态度,主张废除。为此,得罪了支持吕嘉问的御史中丞蔡确。蔡确便千方百计把他排挤出中央。元丰初年,彭汝砺以馆阁校勘为江西转运判官,从中央外放为转运使助理。按例,离京时应上朝陛辞。他说:“当今朝廷不用忧虑没有顺从的大臣,忧虑的应是没有勇于谏诤的大臣; 不用忧虑没有敢说敢做的大臣,而应忧虑没有敢于讲真话的大臣。”神宗对他的话表示赞许。
三、以德报怨 世人称颂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他的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哲宗尚幼,还不满10岁,朝中大事,实际掌握在哲宗的祖母高太后手中。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希望改变“积弱积贫”的局面,但其新政在推行过程中触及皇族利益,限制了他们的某些特权,因而以高太后为首的皇族对新政不满。哲宗即位后,高太后独揽朝政,当时人称“女中尧舜”。她重用守旧派司马光为相,废除了王安石所立的各项新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彭汝砺被召为起居舍人,重新入职中央。有人问他对新政和旧政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 “政无彼,也就无所谓此,只要行得通就可以。我认为今天应当改变的,是取士及差役法。这两种法实行以来,无论是士,还是民,都不满意,没见有什么可行性。”他赞成新法部分内容,但决非王安石新法拥护者。第二年,他升任中书舍人,受赐金紫① ,掌起草诏令,事有不当者,可奏请皇帝重新考虑。
吴处厚与蔡确本来关系甚密,蔡确曾跟吴处厚学赋,还有师生之谊。不过,在神宗后期,两个人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哲宗即位以后,高太后掌权,调整官僚队伍,蔡确升为尚书右仆射,吴处厚被罢官,二人反目成仇,势不两立。可是,不久吴处厚复出,任职汉阳军(今湖北汉阳),而蔡确被贬了官,以中央外放知安州(今河北高阳县东)。吴处厚听到传言,说蔡确对他十分不满,还写诗讥讽他,对蔡确更加仇恨。不久,吴处厚得到蔡确的几首诗,为借机报复,便加了笺注,并呈高太后。他说蔡确的诗中,“何处机心惊白马,谁人怒剑逐青蝇”这两句是讥谗中伤朝廷,以发泄不满; “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两句是讥讽新近提拔重用的大臣。吴处厚以笺注的名义,对蔡确的诗任意曲解,无限上纲,引起高太后和朝廷大臣对蔡确的不满。
当年,彭汝砺担任监察御史时,曾为吕嘉问之事,与当权的蔡确意见不合,以至于被外放江西达10年之久。现在,吴处厚无中生有地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欲将蔡确置于死地。彭汝砺说: “这简直是罗织罪状嘛!”他不计个人恩怨,多次向执政陈述。又上疏哲宗,仍未奏效。有人劝他就此罢休,他却说: “此时我不挺身而出,谁还敢站出来负这个责任呢!”
谏官见彭汝砺为蔡确说话,便上疏称彭汝砺与蔡确是朋党。幸好,高太后说: “彭汝砺哪会是蔡确的朋党呢?他不过是关心朝中大事,表示个人意见罢了。”但是,彭汝砺仍遭到许多人攻击,于是贬知徐州(今属江苏)。人们议论纷纷,说当年彭汝砺在御史台时遭蔡确攻击而降职外放,而今他不计个人恩怨,洗刷蔡确的罪名,又落得个降职外放,以大是大非为准则,以德报怨,真是难能可贵。此事使彭汝砺声誉鹊起,人们认为他是个贤德君子。
不久,彭汝砺任集贤殿修撰,代理兵刑二部侍郎。他仍恪尽职守。一次,有个人犯了案,责任不大,应当宽免,执政却下特旨要杀了那人。彭汝砺坚决反对。执政大怒,便惩罚他的下属。彭汝砺说: “制书有不妥之处,应允许大臣们论奏,这是法制,更何况下属又有什么罪呢?”于是,他4次上章请求自劾,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后来,高太后亲自处理这件事,并下诏免除对下属的处罚。彭汝砺调至礼部,并任吏部侍郎,掌文武官员铨选等。
四、遭人奏劾 忧郁而终
元祐八年(1094)九月,哲宗成年亲政,年号改为绍圣,表示要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他启用章惇、曾布等一批变法派人物,重新推行青苗、免役等新法。元祐间一度得势当权的保守派人物被排挤出中央重要部门。
在这一变化中,很多朝廷命官借更迭的机会,表现自己,攻击别人,惟独彭汝砺静观事态发展,无所事事。
彭汝砺不卑不亢,刚正不阿,很得哲宗赏识,提升为吏部尚书,也遭到很多人妒嫉。尚书右仆射刘挚,性情耿直,王安石变法时期曾上疏极论新法之弊,并建议罢免蔡确、章惇,后被谗言所中,外放为鼎州(今湖南常德)团练副使。于是有谏官上奏,说彭汝砺曾经攀附刘挚。哲宗最痛恨曾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因为父亲神宗是新法支持者,于是,贬彭汝砺为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今四川成都)。尚未赴职,又受谏官奏劾,说他曾反对新法,于是再降为待制,改知江州(今江西九江)。
彭汝砺第3次从中央外放地方,临行之时,仍循例陛辞。他说: “陛下今天所要恢复的是,政令不能不明是非,用人不能不辨良莠。政令若正确,则无不善; 若使用贤德的人管理国家,则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彭汝砺从吏部尚书降至知江州,仅几个月,便患病不起。正在此时,朝廷降旨,任命他为枢密都承,召回中央。当圣旨到达江州的时候,彭汝砺已告别人间,享年54岁。
彭汝砺临终前,写有遗表数百言。其中说: “国家的疆土广阔,要以仁来安抚治理; 国家财用充实,要以礼来节制。阿谀奉承,起初可能让人高兴,而后患无穷; 忠言逆耳,但有利于行。”
五、婚姻 为人 治学
彭汝砺在江西任运判时,妻子宁氏因病去世。当时,有一个监管洪州(今江西南昌)仓的官吏姓曾,刚死不久,其妻宋氏姿色出众,与彭汝砺一见如故,十分投契,两人相见恨晚。彭汝砺便想纳为妻,可宋氏丈夫去世不满3年,于是,他便立誓等她。谁知,这一等便是13年,几经波折,两人才终为夫妇。
彭汝砺被贬知江州,病势已重,拿笔写道: “宿世冤家,5年夫妇,从今而往,不打这鼓。”写完投笔而逝。他与宋氏只做了5年夫妻便要永别,悲伤之情不可言状。
彭汝砺为人诚恳。他一生饱经沧桑,真诚待人是做人准则。他哥哥没有儿子。哥哥死后,为其立了个义子,并让其做官。老师倪天隐去世,他极为悲痛。后来,他不仅操办老师的母亲及妻子的丧事,甚至担负起照顾老师女儿生活的责任。
彭汝砺是一位学者,著有《易义》、《诗义》等书。他还写了许多诗词,汇辑为《鄱阳集》12卷传世。诗文典雅,有古人风。如《城上》诗曰:
孤城纵目尽来东,山转溪回翠旦重。
云际静浮滨汉水,林端清送上方钟。
今时汉北无雏凤,当日襄南有卧龙。
万事废兴无足问,登临君乐正从容。
又如六言绝句《拟田园乐》:
买田何须近郭,作屋却要依山。
青松共我始终,百鸟随人往还。
青酒家家初熟,春光处处光辉。
看花更携酒去,酒醉却插花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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