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治

梁国治

一、步入仕途

公元1723年，也就是雍正皇帝登基的那一年，在中国的南方，山清水秀的浙江会稽(今绍兴)，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就是乾隆十三年(1748)的状元梁国治。

梁国治，字阶平，号瑶峰。儿时的梁国治聪慧好学，用心苦读。家乡美丽的山水陶冶着他的情操。高大的山脉，挺拔的乔木，激发着他的进取之心; 山间清澈的泉水，清清的溪流，培养着他的精细、敏慧。

清朝的科举制度已很完备，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成为各地的一大盛事，也是许多学子成就功名的阶梯。不少人终生醉心于此，到头来却名落孙山，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向另一个世界。当然，也有一些幸运者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幼时的国治同样热衷于科举入仕。为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他苦心读书。聪明的头脑加上刻苦的攻读，17岁的国治在乾隆六年(1741)便考中了举人。但是，在来年的会试中他落选了。不久，他以举人的身份考为内阁中书，在内阁从事文字工作，从七品官。梁国治步入了仕途。

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梁国治再次参加会试。3场考试下来，他榜上有名，成了一名贡士。四月二十六日，梁国治参加了在太和殿举行的殿试，一举夺魁。

中状元后，梁国治按惯例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乾隆十七年(1752)，他又被提为日讲起居注官，每天在皇帝身边，记录皇帝的言行。他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大意。乾隆十九年(1754)十一月，梁国治被调到国子监，担任国子监的副长官——司业。两年之后，他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当年十一月，又被提升为广东道员。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他补了惠嘉潮道的缺。3年之后，代理粮驿道。30多岁正是国治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候，他秉公执政，表现了卓越的理政才能。为此，他被引荐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命他代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九月，提督安徽学政。十一月，被破格提升为吏部左侍郎。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提督江苏学政，在3年学政官期间，国治认真考查各府、厅的童生、生员，秉公论断，为清政府选拔了一批人才。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国治青云直上的时候，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被两广总督杨廷璋、巡抚明山参了一本。杨、明二人本是参粮道王槩浮收仓米，他们说国治代理粮道期间有徇情舞弊的行为。梁国治被革职，一家人被押解到广东受审。经过审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国治的家人舞弊，贪污了仓米。

乾隆皇帝也算是一代明君，他在用人上是比较大胆的，梁国治的案子查清以后，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起用他为山西冀宁道道员。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又提升为湖南按察使。

梁国治初入仕途，便遇上这一段波折。

二、江苏布政使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梁国治出任江苏布政使。他从湖南长沙奔赴江宁(今江苏南京)就任这一行政长官。

上任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代理颖州知府明福贪赃枉法，畏罪自杀。梁国治身为行政长官，对明福一事失察，吏部建议降官一级调用。乾隆皇帝诏令从宽处理，让他留任。

在任江苏布政使期间，梁国治对档案管理提出了改革方案。

档案是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经过立卷、归档集中起来的各种文件材料。历史上的中国，很早就注意了档案的管理。据查，从夏、商时期就开始有了档案。清朝各级政府，文案管理混乱，前后任交接没有文件材料，给皇帝的奏章也没有文字记录，这给工作和某些问题的处理带来了很大不便。以谨慎、细心著称的梁国治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于乾隆三十年(1765)五月，上疏乾隆皇帝，建议加强文案管理。他说： “各省的总督、巡抚、按察使、布政使、总兵等等，凡是有向皇帝奏事之责的官员，新旧交接全凭文案，要档案齐全才行。只是皇帝有旨，需秘密办理的事情不向后任移交，一切无凭查核。以后不论正式官员，还是代理官员，请逐任交待执行。”对这份奏章，乾隆帝极为重视，立即下令讨论执行。

乾隆年间，江苏由于天灾较多，加之财政管理较混乱，应征款项积欠较多，皇帝谕令梁国治查实奏报。梁国治经过细心查核，很快向皇帝写了一份奏章，上报了详细的积欠账目： 江宁的山阳、阜宁、清河、安东、铜山五县历年积欠3万～ 8万两银子。乾隆八年至三十二年，20多年的时间，积欠的正杂款银共45万多两，数目巨大。乾隆三十三年(1768)，未完的正杂款银11万多两。梁国治还分析了未能完成应征数目的原因： 从乾隆二十年(1755)江宁设布政使以来，每年都有灾害，农田歉收，虽然每年免除一部分税银，但是免除之后应征的税银加上熟田的正杂银，数目还是不小。此地的农民连年受灾，非常穷苦，征完本年度的新粮所剩已经不多了，再带征积欠的税粮，又能征多少呢?有时还要兼征口粮种子。显然，积欠的就不能一块儿再征。为了更准确地说明问题，梁国治列举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征收账目： 这一年征收了历年积欠款银18. 7万余两，一年中征收如此之多，民力已经枯竭，所以当年的正杂款银10. 1万余两不能再征，只好积欠。如此恶性循环，很难在几年内征完积欠的款银。最后，梁国治提出了处理方法： 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秋起，按各县积欠的多少，并酌量每年的年景，每年分限，设法带征，尽力逐渐征收完毕。对于未征收的税银，专门设立积欠账册，按款、按限随时稽查。督催交代时，仍将查办的印册当面交与后任，由后任接办，以免混乱。

乾隆皇帝诏令按梁国治的提议执行。

三、巡抚任上

湖北，长江横贯全省，汉江在此汇入长江。由于长江、汉江的长期冲积，形成了中国南方内陆少有的平原——江汉平原。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是高大的山脉。在江汉平原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由于湖北位于大陆的腹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争夺之要地。为此，清政府在此设省，加强管理。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有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可由于官员的无能，这里的不少地方一直靠赈贷生活。对赈贷管理不善，形成了很严重的亏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乾隆皇帝决定委派才能卓异、办事认真、政绩昭然的梁国治前去治理。

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刚刚查核清楚江苏钱粮的国治被提升为湖北巡抚。梁国治本想奏见皇帝之后再去赴任，可是湖北的混乱局面已使乾隆皇帝焦灼不安，他要梁国治立即赴任，采取断然措施、非常手段，迅速改变湖北的混乱局面，否则，必不轻贷。

接到圣旨，国治心里亦喜亦忧。喜的是能得到皇帝的重用，把最困难的工作交给自己; 忧的是自己能否不负皇帝的重托，把湖北这种混乱局面治理好。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梁国治走向了一个未知数——湖北巡抚任。

七月的湖北，骄阳似火。梁国治在赴任路上心比天还热。沿途田地荒芜、村庄荒凉，完全是一幅破败的景象，面对这种情况，他心里正燃着一团炽热的火。

他上任不久，为了让他拥有更大的权力，使他的政令更好地得以贯彻，乾隆特任命他代理湖广总督和荆州将军，军政大权委于一身，充分说明了皇帝的极大信任和改变湖北局面的迫切心情。

湖北局面混乱、民不聊生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出症结才能对症下药。国治上查下调，微服私访。他调查官吏，了解集市贸易。一次，他打扮成一个商人去米市。米市上人很多，他转了一圈，看到买米的比粜米的多，粜米的有几家是公家的，价钱比私人米每石便宜一至二分银子。衣衫褴褛、囊中羞涩的穷苦百姓，拿着米袋，挤着买米，可公家的米很快卖完了。拿着空米袋的穷百姓一脸为难、遗憾的神色。他们在市场上挤了好几遭，可就是狠不下心来买米，因为公家米卖完后，私家米价又涨了不少。梁国治拦住一个愁苦不堪的穷老汉搭了话： “老汉，我看你转了好几圈，为什么不买米呀?”老汉看了看他，凄惨地说： “唉，你不知道，米价这么贵，我拿这几个钱，买不起啊！”随即，老汉脸上显出怨恨，“原来，每年公家能赈济一些米，很便宜，后来赈米数很小，现在公家平粜的米也少了，这可让我们穷百姓怎么活啊！”望着他，梁国治同情地点了点头。

1年多的调查，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湖北近年由于受灾，对灾民既粜又赈济，以致粮仓严重亏空。当时粜谷是按照市场的价钱，每石谷子折合银钱六钱五六分至七钱不等。赈济灾民的谷子一向是每石收银五钱。由于粜米的价格较高，所以缺额较少，有5万多石; 赈济的谷子价格较低，国库要赔本，所以赈灾的谷子，国库缺额较大，达48万石。因为灾害较多，赈济每年都有，但购买赈济之谷却用市价，这种差价使政府每年赔进一定的银两，国家财政很难承受。但是赈济的稻谷不及时补充，影响下一年的赈济。这样，赈贷愈显支诎，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情况，梁国治提出了处理意见： 由于赈粜差价较大，所以只有筹集平粜稻谷的价格盈余，来补充赈济的缺额部分，赈粜必须协调一致，通融解决。为了切实解决问题，梁国治提出非常具体的解决办法： 动用支司库银20万两，无论本省还是邻近地区，都要公平购买。稻谷价格不能超过每石6. 5钱，如果市价较低，可以随时递减，赈济灾民时仍然以每石5钱开销。原来的时候，平粜的稻谷只是按照市价酌量减少，并没有筹集买卖的盈余。但是，青黄不接之时和新谷登场之时相比较，无论是丰收年景，还是受灾年景，价格自然相差很大，所以从此以后，国库于每年新谷登场时大量收购，青黄不接之时平粜出售。但平粜之时，一定要核计上年收购价格以及赈谷的亏空。平粜的稻谷按市价酌减，每石盈余银1钱，才准许出粜。这样，百姓购买的粮食比市价低，比较满意; 国家财政没有什么负担，买卖差价弥补了赈济的亏空，国库也可充足起来。

乾隆皇帝诏令议行。

乾隆三十六年(1771)，梁国治调任湖南巡抚。尽管他已离开湖北，但他对湖北的一些问题仍挂在心上。出任湖南巡抚1个月后，他上疏乾隆皇帝： “湖北施南府属下的宣恩、来风、成丰、利川四县自乾隆元年改土归流，重新设县，分开治理。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特别是生员的名额分配问题，要切合实际，酌量划分。4年前，总督大臣德沛奏准，四县共酌取生员一二名，附在首县恩施县，由恩施县县学统一管辖。随着发展，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每县童生各有300余名，利川已有500多名，由于生员大量增加，现在再取生员一二名显然是不合适的。请每县酌取入学7名、利川酌取8名，府学酌增教职一二十名，在府学及首县、宜昌府各学裁拔廪生和增生。等到人文兴盛的时候，再另请增设。”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凛冽的寒风使人们觉得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汉江的水在寒风中发出低沉的呜咽，整个湖北大地呈现出凄凉衰败的情景。在大洪山里，到处是凄惨交加、饥寒交迫的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几年，清政府为了积蓄钱财，准备向四川派赴兵丁，增加赋税。本来已经很贫穷的百姓更加穷困，不平和愤怒充塞了他们的心，反抗的烈火就要在这寒冷的冬天点燃。京山县民严金龙为人义气正直，在穷百姓中很有威信。他私下里联络百姓，聚众而起，抗议清政府的高赋重税。这事使统治者感到很震惊，因为从满人入关，清政府建立，经过100多年的镇压，人们是敢怒不敢言。严金龙的起事很快惊动了乾隆帝。当时任荆州将军、湖南巡抚的梁国治有点儿惊慌，在他为官期间毕竟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棘手的事件，他上奏皇帝，准备和总督富明安一起前往查办。皇帝认为此是总督之事，和总督一起前往是错误的。惊恐不安的国治一直等待镇压的消息。严金龙虽被镇压了， 但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月，梁国治因失察严金龙聚众滋事，部议降一级调任。皇帝令从宽处理，留在原任。

中国的矿产分布很不均匀，特别是煤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方，但在湖南的湘乡、安化却发现了两个小煤田，乾隆年间已行开采。这两个小煤田不但产煤，而且夹产硫磺。硫磺是制造火药的一种不可少的物质。在湘乡、安化的煤田开采中，夹产的硫磺一直由政府收购，并根据省局存磺多少对煤矿时开时禁。自乾隆三十五年(1770)，煤矿完全封禁。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省局存磺已经寥寥无几。所以，梁国治上疏乾隆帝： “请将湘乡、安化二县煤矿仍行开采，煤则听民买用，磺则官为收买。俟一二年后，酌量收积多寡办理。”在处理矿产的问题上，国治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处理意见。

四、朝中大员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梁国治奉诏入京，乾隆皇帝命他在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处是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大臣职权极重，例以心腹大臣充任。梁国治从此成了朝中大员。

在此后的几年间，梁国治不断升迁。

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入值南书房，侍奉乾隆皇帝赋诗作画。二月，奉命纂办《日下旧闻考》一书。六月，擢为户部右侍郎。八月，转为左侍郎。四十年正月，充任殿试读卷官。四十一年十月，乾隆皇帝特许他紫禁城骑马。四十二年二月，充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十一月，擢为户部尚书。四十六年五月，入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四十七年八月，加官为太子少傅。四十八年七月，入内阁为协办大学士。五十年五月，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梁国治的官位至此达到顶峰。

不久，梁国治罹病，乾隆皇帝遣御前侍卫丰绅济伦去看望他，要他安心调治，以冀速愈，报效朝廷。梁国治感激涕零。但是，他病入膏肓，难以救药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二月，梁国治病亡。

乾隆帝闻讯，大为悲伤，下诏褒赞了梁国治忠心事主的一生，追赠太子太保，派皇子率领官员去梁府祭奠，赐银1000两以助丧事，谥曰“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