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黯

贾黯

一、大魁天下

贾黯(1022—1065)，字直孺。据宋人王珪《华阳集》记，其先祖为西周康王时唐叔少子公明，公明受封于贾，便以贾为姓。到曹魏时，贾氏开始显贵，逐渐成为名门望族。其后，贾氏世代定居于真定府获鹿县(今属河北)。曾祖延隐辈，贾氏家族由真定迁徙到穰下(今河南邓县)。

贾延隐官至太子右监门率府副率; 贾黯祖父昭逊，位至内殿崇班门祗候; 其父贾汶，以著作佐郎致仕，赠少府监; 其母陈氏，封为仁寿郡太君; 继母史氏得封唐安郡太君。贾黯曾四娶妻室，其中马氏、任氏、周氏皆较早去世，最后娶薛氏。薛氏是北宋尚书郎、直龙图阁薛绅的女儿，知书达礼，受封延安郡君。贾黯有两个儿子，长子元素，早年夭亡，次子士彦，官至太常寺太祝; 另有5个女儿，贾黯病逝时，都还年幼。

贾黯生母陈氏早年被其父所逐，贾汶另娶史氏。贾黯幼时聪明活泼，好学不倦。9岁时，便能作诗，出口成章，言辞不凡，时人深表惊奇，盛赞不绝。贾汶引以为荣，再三劝诫发奋攻读，日后必能功成名就。15岁时，贾黯便参加科场角逐。庆历六年(1046)进士科考试名列第一，年仅25岁。

贾黯中状元后，直接授官将作监丞，通判襄州(今湖北襄樊)。任职期满返回朝廷，召试学士院，拜秘书省著作佐郎，直集贤院; 不久，迁左正言，判三司开拆司。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仕宦生涯。

二、备位谏官 多言人事

贾黯备位谏官，正当血气方刚之年，可谓少年得志; 其幼时遭遇，又造就其耿介严肃的性格，爽直宽谅，是非分明，凡事以朝廷为重，敢于言事。仁宗统治时期，贾黯前后所上数十事，深得仁宗赵祯赏识。

仁宗在位期间，贾黯首论韩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历史证实这一预见。在宋夏战争中，韩琦、范仲淹力主出战，积极防御，韩琦被任命陕西方面统帅，韩琦又举荐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坚固清野，率兵攻打西夏，收复西北部分失地。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上奏改革。韩琦不仅支持，也提出一些改革建议。虽然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却为后来的变法提供经验。韩琦、范仲淹被时人称做“韩范”。仁宗晚年，政荒民弊，韩琦重被起用，与富弼共掌枢府，号为贤相，又被时人称为“韩富”。

时有开封府张彦方狱案，案情不定，尚书郎杜枢受命复审。此案上连执政，下连权贵，牵扯方面诸多。杜枢秉公，依法裁定，结果得罪了执政。事后数月，杜枢便遭贬衡州(今湖南衡阳)。当时，朝中上下皆知杜枢枉屈，却无人敢言，只有贾黯上疏，说： “杜枢无罪，被贬事冤，当为匡正，希望皇上明察颁旨。否则，贵幸近臣，偏听权臣之言，则将阴肆谗毁，害及善良臣僚，于国于民均为不利。”随后，谏官御史纷纷上言，谏论此事。贾黯趁机上疏： “本朝谏官、御史已经被远疏，未曾预闻当朝时政。朝政所出，不免有的来自于传闻，与事实难符，一旦失言，诘难沮辱便随之而来。这种状况有悖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恳请皇上如唐太宗贞观年间任用王珪、魏征故事，每次执政奏请朝事，由谏官一人随入。”其时，谏官、御史纷纷进封论事，喧哗于廷上; 宰相更担心言官屡有进封，于皇帝面前论争不止，便劝仁宗出诏，规定： “凡是想要合班上殿的台谏官，必先禀白中书等候圣旨，由中书转奏，待许可后方可上殿。”此诏一出，贾黯又上言论争，说： “朝中百官，独得与皇上论事者，首推谏官、御史; 依皇上之诏，自此而后，谏官，御史不能随时晋见皇上议事，这实际上是把朝中言路堵塞，皇上也难以听到朝野上下的任何事情，不能明察秋毫。所以，恳请恢复旧制。虽然谏官、御史于廷上喧哗谏言，有碍体面，却正是他们耿直忠诚的表现，这于朝于国又有何伤呢?”贾黯所言均未允准。

皇祐四年(1052)四月，北宋羁縻广源州(属广南西路邕州管辖，治所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的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攻占横山寨(今广西田东); 五月，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建政权大南国，自立为仁惠皇帝，改年号为“启历”。又自邕州沿江而下，攻破横(今横县)、浔(今桂平)等9州，所向皆捷，进而围攻广州，57日不下，又北上准备进攻荆湖，因受挫于全州而复返广西。声势浩大，危及宋朝西南地区统治。当时北宋统治者腐败，民不聊生，流民盈道，哀鸿遍野;仁宗心焦于皇位继承人，广选美女，设赤帝像于宫中，日祈夜祷，以求皇嗣。宋廷匆忙诏令知桂州(今桂林市)余靖，广南东、西路安抚经略使杨畋，均可便宜行事，以平息叛乱。对此，贾黯不以为然，上疏指出： “两人同临事，步调难以协调一致，下属人员则无所适从。况且，余靖节制西路，若东路出了乱子，余靖便无法指挥和调动军队，不如暂时由余靖节制东西两路，以便于行事。”朝廷采纳贾黯的建议，于次年诏令枢密副使狄青率禁军南下平叛，在昆仑关归仁辅大败侬智高。侬智高退走云南大理，不知所终。

皇祐四年(1052)，贾黯受诏同修起居注，迁判盐铁勾院，寻迁左司谏。其间屡次上言，建议恢复隋唐以降的义仓制。由于各路反映不一，各持己见，尽管贾黯反复辩析，但最终未能推行。

宋太宗以后诸帝，对宋初矫枉过正的东西奉为成法，这种时代政治特点，在贾黯身上表现甚是鲜明。

当时，北宋著名大将狄青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贾黯以为此命有悖于先帝“兴文教，抑武事”成规，连连上疏，声称：“大宋王朝开创初期，武臣宿将平定列国，扶建大业，有功勋者不可胜数，但从未有以行伍而列高位，参予决策的。”宝元初年，宋夏关系紧张，行伍出身的狄青守边4年，为先锋出征，参战25次，勇不可挡，屡立战功，被韩琦、范仲淹(时为经略使)所擢用，由士兵升为大将。仁宗升任他为马前副都指挥使，并劝他用药除去士兵脸上刺的符号(称面涅)，他不肯，说留着可以激励士气。后升迁枢密副使，率兵南下镇压了侬智高变乱。皇祐五年(1053)，升为枢密使同平章事。贾黯之论，多是因循守旧之语。狄青却因此屡遭排挤，不久便出判陈州而死。

贾黯同修起居注期间，发现仁宗视事退朝之后，到迩英阁召侍臣讲读，咨访治国之道，起居注史官却不能参与。按宋初定制，迩英阁和延义阁讲读官与皇帝论道，自己留有记录，所以，史官多不预闻。贾黯认为此制不利于朝政，便上奏指出：“君臣访对，内容多有关国本政体，而史官不能参与记录，则为一大缺陷。”仁宗采纳。此后，修起居注的史官便得以预闻迩英阁、延义阁的君臣访对，并且成为定制，行至宋末。

皇祐年间(1049—1054)，贾黯历迁三司判官，赐绯服，同修起居注。曾奉命出使契丹，还朝后，迁右司谏。至和元年(1054)八月，以本官知制诰，赐金紫权判吏部流内铨。当时，宋朝立国近百年，机构臃肿，各级官员大多尸位素餐，铨衡不过形同虚文，早已名不副实。贾黯欲救其弊，力图振兴。

益州(今四川成都)推官桑泽在蜀3年，很有些政绩，其父在乡里已故3年，桑泽却不知。桑泽任官期满回朝，举荐的人很多。宋代任官制度，凡符合升迁条件的官员，均可投书自荐。桑泽自觉够格，便也投书，参加选拔考试。朝廷里许多人知道桑泽为官期间丧父，因而没有人肯做保，证明桑泽符合条件。桑泽感到奇怪，后来闻知内情，即刻回乡为父发丧。事后回朝，请求磨勘(即升迁)。贾黯以为，3年不与其父通函致安，显然没有父子亲情，尽管桑泽不是故意隐瞒，但难道称得上孝吗?贾黯上疏朝廷，被采纳，最终使桑泽坐废田里。

又有晋州(今山西临汾)推官李亢，早年曾以钱得官，任职期间，曾因小事违制，便主动引咎辞职。后来，李亢隐匿这段历史，参加科举考试，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很快授职任官。10年后，李亢理当磨勘升迁。引对中，他主动说出曾以钱得官任职，贾黯则援引宋朝律例，认为这是罔冒，即刻上奏朝廷，最终取消李亢的劳考。

雍丘(今河南杞县)主簿陈琪，是庞丞相的女婿，为官期间3次升调，均未经过铨衡。从陈琪的政绩看，未尝比其他人突出，举荐者却多达24人。贾黯认为，朝中官员承望于其岳丈的权势，这是十分恶劣的作风，于是，上疏劾奏，只是陈琪在磨勘时引对得体，才得以循资升迁。

宋初，吏部、审官院对京朝官每3年考核一次，即所谓磨勘。磨勘时，先由够年限的文武京朝官自己提出要求，申请磨勘转官。只要任期内无甚过失，引对时不失大体，一般照例均可升迁。因此，磨勘制度有很大弊端，造就了大批冗官冗员。磨勘之时，由朝廷颁诏当迁京朝官，由吏部、审官院负责考核，或由显贵举荐; 而被提名的官员为表示身价，往往推辞。贾黯认为，这种考核转迁官吏的办法弊多利少，让当磨勘者自己提出升迁，只会使官员追求虚荣，乃至恬不知耻，不求进取，而应旗帜鲜明地表彰少数政绩卓然的官员并擢升。一些官员所以推辞磨勘，实际上是阳取恬退之誉，阴图进擢之望。现在，审官院考核官员，不须官员自陈政绩，何况考课之法，不仅核察为官时间，更主要的是考察政绩，显者升迁，无政绩者当黜，即使任职年限再长，为官平庸没有政绩，也不能升迁。朝廷采纳贾黯的建议，对磨勘之法进行变通，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祐元年(1056)，贾黯以其父年事已高，且有疾在身，请求就近任职地方，得到朝廷允准，先是出职知陈州(今河南淮阳)，未待赴任，便改知许州(今河南许昌)。十月，加朝散大夫，封为长东县开国男，食邑300户。次年(1057)，迁兵部员外郎，徙知襄州(今湖北襄樊)。当时，老父留居邓州(今河南邓县)，病情日见加重。贾黯上疏请求改换地方任职，或者解职归养，但未得回准，遂弃官而去。御史吴中复等纷纷上书弹劾，贾黯遂被降徙知郢州(今湖北钟祥)。未及出行，其父过世。贾黯精心料理后事，深得乡人称誉。服满后，还为兵部员外郎，知制诰。仁宗下诏，称赞贾黯闻父之疾，委政归养，孝也; 上章自劾，不肯苟免，忠也。贾黯仍以前事，不敢入朝。仁宗又下诏，召差勾当三班院。次年(1058)，召入翰林学士，判昭文馆。嘉祐五年(1060)，贬为吏部郎中，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邓州。未及出行赴任，朝中台谏官纷纷上疏，称誉贾黯忠孝，当留职于朝。于是，改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

三、请议不辍 病卒京师

嘉祐七年(1062)三月，贾黯迁左司郎中，知开封府。九月，加轻车都尉，进封开国伯公。

在仁宗、英宗两朝，贾黯以刚正著称，所到之处，人人自危，惧怕三分。出知开封府期间，属官拜谒言事，皆倾心尽意，言语谨慎。

是时，两军狱中囚犯每年瘐死者甚众，原因在于吏卒玩忽职守，不尽职尽责。于是，贾黯上疏： “狱囚致死，主要原因是府吏不负责任，不按时巡视，以至狱囚饥渴过度，生病而死。因此，应按照每年狱囚死亡数量来惩罚府吏，以示惩儆。”

开封府原有旧吏700余人，其中许多人因罪去职，但又叙官外补。贾黯认为这样做不足以惩罪奖勤，便详列个中利弊数条上奏，指出： 凡以罪去职而又复叙，必须待缺职时，根据情况稍补数员。于是，待复者大失所望，便互相串通，编造谎言陷害贾黯，御史亦弹劾不止。御史中丞王畴及其下属陈经、吕诲、傅尧俞，谏官司马光、龚鼎巨、王陶等，皆弹劾贾黯刚愎自任。尽管仁宗皇帝曾为此咨询执政，执政明确表示贾黯没有私情，但仍被罢职，降贾黯为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嘉祐八年(1063)四月，新天子英宗赵曙即位，贾黯受诏迁中书舍人，并参与编撰《仁宗实录》，权知审官院，为群牧使。

治平二年(1065)，迁给事中，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尽管几番沉浮，但仍耿介。权御史中丞不久，朝廷任命吕诲知杂事。吕诲曾随王畴上弹贾黯，因而心存介蒂，有意引避。贾黯闻知，上疏朝廷，明确表示： 臣之所以荐举吕诲为御史，是知吕诲为人方正谨厚，并有声望，贾黯决无嫌怨，愿始终与吕诲共事。于是，吕诲打消顾虑就职。

英宗即位之初，曾纳听下言。贾黯数次上言，每次晋见，从容阔论天下之事。王广渊、周孟阳曾是英宗太子府旧属，英宗数次召对王、周，贾黯却不以为然，上疏说： “满朝文武官员，不乏俊秀，却无人被召应对。皇上惟独亲近一二旧属，并非明智之举，实际上是示天下以不广。臣恳请遵从太宗旧制，召集侍从馆阁之臣，以备顾问，共商大策。”英宗从容而言：“朕亦想用人，只是未识其可用之人。”贾黯答道： “自古治世，皆选举当代贤人以任当世之事，而非借贤才于异朝他代。难道当今天下缺少贤人吗?只是皇上如何使用的问题。”退朝后，又上疏，陈述用人之法。

治平元年(1064)五月，韩琦提出尊礼英宗的生身父母问题。英宗之父赵允让，是太宗四子，商王元份子。先授官汝州防御使，累迁宁江军节度使，自景祐初任大宗正司，大宗正事，长达20余年。庆历年间，封汝南郡王，死后追封为濮王。次年(1065)四月，英宗即令礼官及大臣合议崇奉典礼。对这个敏感问题，朝中臣僚相顾不敢先言，只有司马光敢陈己见，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私亲，尊无二上，主张尊濮王允让及其夫人高官大国，却未明确提出应尊何高官大国。于是，英宗诏令复议此事。翰林学士王珪等人提出： “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贾黯也力主称皇伯。有人提出应尊濮王为皇伯考。英宗又诏令三省和御史台奏议。当时，台谏官多主司马光、王珪之论，宰辅韩琦、欧阳修却坚决反对，一时众论纷纭，英宗也没主张。这时，曹太后出手诏，责怪韩琦等人。英宗担心事情闹大，便匆忙下诏说： “闻集议不一，宜权罢议，当今有司博求典故以闻。”

事隔不久，判太常寺范镇具列《仪礼》及汉儒议论，提出： “凡称帝，称皇，称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韩琦闻知，召责范镇，但范镇拒不认错。当时正抱病的御史中丞贾黯及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等台谏官纷纷上疏，主张早从王珪所议。结果，韩琦愠怒，欲杜塞言路，便暗奏英宗，罢同知谏院蔡抗谏职，贬贾黯以翰林学士知陈州(今河南淮阳)。贾黯被罢，未及出任，便于十月十二日病卒于京师，享年44岁，赠礼部侍郎。

治平三年(1066)正月，归葬于邓州穰县冠军里，立碑于墓，由太原王珪为之序，成都范镇为之铭。其铭曰： “世言直孺举进士第一，不十余年践两禁，为得志; 而不知直孺之事，两朝开陈补益如此。呜呼，使天假之年，尽其所蕴，则其泽于天下，可胜既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