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王朱由榔
一、肇庆称帝
万历皇帝有5个儿子,第五子是朱常瀛,封为桂王,开藩于衡州 (今湖南衡阳)。后来,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攻入衡州,朱常瀛逃到广西梧州,不久即死在那里。他的儿子,原封永明王朱由榔承袭了他的王爵,是为南明历史上的桂王。隆武二年(1646),他在瞿式耜和丁魁楚等人的拥立下,建立了南明最后一个、也是维持时间最久的永历王朝。
在浙江的鲁王政权和福建的唐王政权相继覆灭后,清兵长驱直入,很快攻占了潮州。两广总督丁魁楚仓皇逃到梧州。南明的官吏吕大器、方以智、金堡等人也都纷纷向西撤退。不久,隆武帝被杀的消息传到梧州,瞿式耜和丁魁楚等人经过商议,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朱由榔又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就准备立他为帝。这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隆武帝即位后曾说,他没有儿子,统系又比较疏远,朱由榔的统系亲近,自己死后就由朱由榔继位。因此,拥立朱由榔称帝的意见非常一致。朱由榔的生母王太妃却说:“诸位大臣还愁找不到君主吗? 我儿性情仁柔,不是拨乱治国的材料。你们还是再找一个贤明刚强的人吧,免得误了国家大事。”但大家拥立朱由榔的意见很坚决,遂于隆武二年(1646)十月十日,在梧州行监国礼,接着移驻肇庆。不久,听说广州的苏观生等人拥立朱聿为帝, 建号绍武, 朱由榔便于十一月十八日正式即帝位, 建号永历, 以第二年为永历元年。
永历帝即位之初,因不熟悉朝政,对宦官庞天寿和王坤等人格外依赖。政令在名义上虽出自皇帝,但实际上都出自太监的“内批”。这就为永历朝埋下了一个祸根,明末的宦官擅权和党争又带入了这个新建立的小朝廷。永历帝对勇于谋国的瞿式耜和何腾蛟等人不敢大胆依托,而对丁魁楚这类的军阀却百般迁就,准其坐地征税,取给军饷,任用官吏,干预朝政。因此,永历朝一建立就没有形成稳固的基础,也不可能有恢复的宏图。
按照通常的规矩,新皇帝即位后要颁诏天下,但永历帝却没有。肇庆距广州仅400里,永历帝对广州方面竟未敢一函相商。在清兵压境、危如垒卵的当时,双方只顾自己南面称尊,根本不把国家兴复大计放在心上,而是互争帝权,以至兵戎相见。永历帝派给事中彭耀去广州,要绍武帝放弃帝位,奉永历正朔。绍武帝认为自己称帝比永历为早,应以自己为正统,便在苏观生的怂恿下杀了彭耀。绍武帝派兵部尚书汤来贺致书永历帝,书信中称“让为上,和次之,战最下矣!”永历帝自恃力量较强,当然不肯让位。他还亲自到前线督战,想一举消灭绍武政权。双方在三水大战一场,永历帝大败,肇庆的永历政权顿时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幸而汉奸李成栋率领的清军逼近广州,绍武帝未敢穷追,慌忙退保广州,这才使永历政权得到喘息之机。
二、流浪皇帝
人民群众出自抗清的要求,支持永历政权,尤其是农民军浴血奋战,成为抵抗清军的主力,这使得永历政权维持了16年之久。但是,对永历政权来说,外有强敌,内有纷争,一遇事变发生,永历帝便仓皇逃跑。永历帝成了中国历史上经常颠沛流离的流浪皇帝。
永历帝在三水战败后,广州接着就被李成栋率领的清军攻陷,绍武政权灭亡。李成栋占领了沿海的惠州和连州,向肇庆进逼。瞿式耜主张在峡口迎战,但永历帝却如惊弓之鸟, 不听瞿式耜的劝告, 慌慌忙忙地由肇庆逃到梧州。 不久, 留守肇庆的朱治投降了清军,肇庆陷落,梧州又告危急,永历帝便又从梧州逃往桂林。皇帝这样频繁地出逃,直接影响了军民的抗清行动。一些将领纷纷投降清兵,抗清的形势日益恶化。
对永历帝这样逃来逃去,瞿式耜极力反对。他一再劝说永历帝,王朝刚建立,应该镇定,才能稳定军心民心。倘若轻易迁徙,则人心易散,那些不坚定的将领就更容易萌生投降的念头。叛将溃兵乘机抢掠,清兵闻声赶来,局势就越发不可收拾了。永历皇帝却有自己的想法。一则,他看到文武诸臣不断地有人降清,感到这些人靠不住。战又战不胜,守又守不牢,还是逃跑比较保险。二则,他亲眼看到弘光帝、隆武帝和绍武帝等人陆续被清兵俘杀,都是因逃跑不速。倘若及早快逃,他们还能被杀吗? 为保命计,还是以有警即逃为上策。永历帝片面地接受这种历史教训,所以一有警就拼命逃窜。这样,永历政权也就只能土崩瓦解了。
隆武二年(1646)底,李成栋率清军沿珠江顺流而下,势如破竹。清军攻破赣州后,执掌军政大权的丁魁楚吓破了胆,赶忙和太监王坤密谋,催永历帝逃往梧州避难。瞿式耜闻知后,急忙向永历帝进谏说:“今天陛下登极,是为了给祖宗报仇雪耻,正应该奋大勇以号召天下。如自己先表现出怯懦,下边的人更无固志,国家还怎么能振兴呢!”永历帝遂派瞿式耜到前方御敌。不几天,忽然讹传瞿式耜打了败仗,永历帝便和王坤等人仓皇出逃,直奔广西梧州府。皇太后马氏颇通史书,把阁臣李用楫等人召至跟前,当面斥责他们胆小如鼠,没有固志,象这样闻警即逃,象什么话! 紧接着瞿式耜报捷的手书到达,才知道前几天误听了讹言。王坤、李用楫慌忙跪在帝前请罪。随后,他们又扈从着永历帝回到肇庆。永历帝为了安全起见,将三宫送往瞿式耜的部下所坚守的桂林。
李成栋杀了广州的绍武帝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亲自带兵下肇庆。瞿式耜请视师迎战,督士卒驻峡口。王坤等人又劝永历帝赶快逃跑,瞿式耜力持不可。但永历帝保命为上,不听瞿式耜的劝告,决意再次出逃。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一些不知情的大臣照常来上朝,忽然看到轿子出了城门,接着又夺了条小船,直奔西峡。大家看到事态反常,早已惶恐不安。忽有人说,那逃走的就是永历皇帝,顿时乱成一团。文武诸臣都夺路而逃,各不相顾,感到肇庆这地方片刻不可停留。侍御汪光宝和中书李来同坐一条小船,不知道邻船上就坐着永历皇帝。因为江上船多拥挤,他们的船差点没把永历帝的小船碰翻。大家都惊慌失措,只有丁魁楚泰然自若。他把一些财宝搬到船上,从容出走,对大家的狼狈相颇含讥讽之意。
丁魁楚手中握有重兵,但不主动请战,却拥兵自重,飞扬跋扈。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侍御李绮上疏弹劾丁魁楚10大罪状,说他欺君误国,玩兵害民,并在廷上当着永历帝的面朗诵。丁魁楚大惊,不得不在表面上向永历帝请罪。永历帝鉴于新朝刚立,他手中有重兵,便宽慰了他几句。第二天降旨,李绮绛三级调外使用。李绛知道事不可为,便在半夜里悄悄地逃往廉州。丁魁楚也看到永历帝不是中兴之主,自己也不被信用,所以一心搜刮民财,准备侍机降清。因有这种打算,所以他在逃跑时显得不慌不忙。
永历元年 (1647) 正月初一日,永历帝一行逃到梧州。这天他还在船上,因为是元旦吉日,一些大臣都到船上来朝贺。他感到自己落难如此,便传旨免掉了朝贺之礼。不但没有一点节日的喜庆气氛,反而一片凄凉。永历帝让知府取出50两银子,作为对船夫的赏钱。几天后,听说李成栋攻下肇庆后,又挥师前来梧州。永历帝闻讯,觉得梧州也不是久居之地,便又慌忙地逃往桂林。永历元年(1647)三月,永历帝在桂林住了下来,将桂林府署改为行宫。四处流离的大臣也陆续到达这里。
这时,丁魁楚更加紧了他的投降活动。他将搜刮的金银财宝装在40条船上,在岑溪停了下来。二月初,他派亲信向李成栋致意。李成栋得信大喜,说道: “怎么不早说呢?我正想请你的主人继续任两广总督呢!”丁魁楚接到回报后十分高兴,便带着大批金银财宝到梧州。李成栋亲自出迎,并设宴招待。半夜里,李成栋忽然升帐,命将丁魁楚父子妻妾尽数斩首。舟上有白银84万两,都成了李成栋的囊中物。这一来,更削弱了永历朝的力量,也使永历帝更不敢相信他的臣下。
永历元年 (1647) 三月中旬,李成栋率领清军逼近桂林,警报屡至。宦官王坤又劝永历帝逃往湖南,说那里可以作为中兴之地。方以智等人也主张这样做。瞿式耜上言,力持不可,大意是说,皇上不去湖南,湖南的军队还能有所作为,自有能打出湖南的时候。现即位不到1年,迁徙三四次,动摇了民心军心。皇上在广西则广西在,离广西则广西危。离去是容易的,再回来就难了。瞿式耜说得悲昂激切,以至跪下涕泣,几个大臣上前去,都没有拉起来。永历帝深受感动,表示不离开桂林。瞿式耜这才站起。永历帝感到瞿式耜忠心可托,便命他留守桂林,各路兵马都听他指挥。因有瞿式耜的顽强抵抗,清兵没能攻下桂林。
正在清兵要大举进攻桂林的时候,何腾蛟的部将刘承胤率师入卫,大大地增强了桂林的守卫力量。刘承胤是明朝旧将,绰号刘铁棍,为人阴险狠毒。但表面上是来保卫桂林,实际上是来趁火打劫,想挟天子以自重。他到桂林后,对永历帝说,湖南湖北的大多数县仍为明军所有,那里相当安全,接着又说朝中宦官的权力太大,请永历帝立即驱逐太监王坤以统一事权,并劝永历帝进驻全州,那里十分安全。他这些耸人听闻的话,骗取了永历帝的信任。他要驱逐王坤的主张,也赢得了一些正直大臣的支持。永历帝不顾瞿式耜的劝告,决心随刘承胤移驻全州,而命瞿式耜留守桂林。
永历帝到全州,实际上被置于刘承胤的卵翼之下。刘承胤气指颐使,发号施令,大有忘乎所以的样子。有一次,直接领导他的主帅何腾蛟来谒见永历帝,他也显得非常傲慢。对其他人,那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他看谁不顺眼,就立逼永历帝下令将其廷杖。后来,他又想挟持永历帝去湖南的武冈。这时,外面传言说,马上就要有一场董卓之祸了。刘承胤很明白,这是把自己比成了董卓,心中十分气恼。他怀疑这是刘湘客造的流言。因为他知道,刘湘客主张返回桂林,反对去武冈。于是,刘承胤便立逼永历帝将刘湘客廷杖一顿,并把刘湘客等6名言官绑在午门外示众。幸赖其他大臣联名劝阻,这才将他们放开,但也都被革职闲住。永历帝面对这个飞扬跋扈的将军,忍气吞声,只能处处按照他的主意行事。
瞿式耜听说刘承胤又要把永历帝弄往武冈,马上上疏劝阻,并劝永历帝回驻桂林。疏中说,现在主要是要恢复两广,但广西还没有恢复,怎么能轻易移动呢?如现在就去湖南武冈,无疑于将两广拱手送与清兵。永历帝也不愿再受刘承胤的要挟,便借瞿式耜之疏,传旨返回桂林。刘承胤无法,也只好随往。但刘承胤的军队在桂林只要饷,不出战。瞿式耜将库藏银尽数取出,仍不敷支用,便捐出自己的家财,得1万两银子充作军饷。他的夫人邵氏将自己的首饰细软之物也都捐了出来,但刘承胤的军队还是不出去打仗,只是坐靡饷银。原驻守桂林的军队主要是焦琏的部下,主客兵不和,常起摩擦。五月十四日,焦琏的部下与刘承胤的部下竟然发生火并。一气之下,刘承胤率领部下裹挟永历帝离开了桂林,去了武冈。永历帝既然成了刘承胤的掌上玩物,只好乖乖地跟着他走。
清兵听说桂林发生了哗变,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大举围攻桂林。瞿式耜督师分门防守,用西洋炮向清军猛轰。焦琏久镇桂林,深得众心,以死力拒守。因此,终于击退清兵,使桂林转危为安。瞿式耜守桂林功高,永历帝晋升他为太子太师临桂伯。瞿式耜不受,上疏自劾,谓自己身为大臣,几次遇变,都极危险,自己罪责难脱。永历帝不允,他再上疏,称现不是受禄之时,并请永历帝返回桂林。至此,永历帝愈加器重瞿式耜。
刘承胤把永历帝挟持到湖南西部山区的武冈,把武冈改为奉天府,作为南明的政治中心。他为了挟永历帝以自重,不肯让永历帝回桂林。永历帝觉得这地方也挺安全,也不急于回桂林去,于是就在这里安安生生地住了下来。这年七月,清兵攻占了常德和宝庆,直下武冈。刘承胤见形势已变,再保护永历帝已没什么用处,便暗中与汉奸孔有德勾结,献城献地,并准备把永历帝作为投降的礼物。当清军逼近武冈时,永历帝才得知了这个惊人的消息。于是也顾不得做什么准备,便仓皇地在半夜里逃出了武冈。
当时正值八月下旬,夜里没有月光,山路崎岖不平,再加上出走仓促,所以狼狈不堪。除了永历帝和三宫以外,无不赤脚奔走。皇子生下来才2个月,竟委弃到泥沙中。皇后的妹妹和她的母亲一起奔逃,迷了路,不知所终。大学士吴炳受不了奔逃之苦,整了整衣冠,自缢而死。永历帝怕大道有敌兵,便从小道走。一行人踉踉跄跄地赶到庆远,好歹总算找到了两条小船。十一月十五日到达象州,十二月十日到达南宁,想在南宁住下来。南宁府守道是赵台,据府署不肯让。锦衣卫指挥马吉翔挺身而出,斥责赵台傲慢无礼,当以大不敬治罪。赵台这才让出了府署。当宫眷移入府署时,一些恶少一定要看看皇后宫女是什么样子,说的话都下流不堪。永历帝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无可奈何。不久,瞿式耜派兵迎驾,将永历帝接回桂林。当时的桂林也破败不堪,市井萧然,物价昂贵。宫中供给也十分简陋,但毕竟得到了一个安息之地。永历帝在称帝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展转流离,四处逃窜,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浪皇帝。
三、还都肇庆
由于瞿式耜和焦琏的坚守,清军几次进攻桂林都被击退,桂林成了名副其实的后方基地。永历帝这次到桂林时,广西全境已全被明军所收复。这是永历政权整顿内部、重新振作的一个机会。瞿式耜向永历帝提了许多好的意见,请他“揽大权,明赏罚,严好恶,亲正人,闻正言,威德并行,以服远近。”永历帝也认为他说的有理,但就是做不到。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形势又发生了不利的变化。清军在湖南接连打败明军,并向桂林逼近。桂林又危急起来。农民军领袖郝摇旗率领铁骑万人入援桂林。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在桂林的军队又多又杂,有官军,有农民军,还有滇军。明朝的官军历来瞧不起农民军,待遇上也不公平,所以时常发生冲突。郝摇旗驻守兴安,粮饷不足,在清军的进攻下,向桂林撤退。桂林的官军却闭城不纳。农民军气愤不过,再加上缺饷,便以粗暴的方式进行强取。南明统治者于是广造舆论,说“郝永忠大掠桂林”。永历帝闻言,又想逃之夭夭。夜里,他听信了宦官的谣言,说郝永忠马上要攻入桂林了,他连瞿式耜也没告诉一声,便在半夜仓皇出逃,奔赴南宁。
永历帝的出走,再加上内部的纷争,使桂林人心浮动。在湖南的清军乘机进攻桂林。瞿式耜受了重伤。焦琏顽强抵抗,终于把清军赶出严关,桂林再次转危为安。
永历帝在军阀陈邦傅的保护下,又由南宁迁至浔州,由浔州再到梧州。陈邦傅自恃护驾有功,要永历帝赐浔州、梧州等地让他世守。永历帝知道自己是他的掌中之物,不答应也不行,便答应了他的这个过份要求。
永历帝面对这个烂摊子,简直是一筹莫展。内部发生纷争,自己又受人要挟,外有强敌压境,眼看着就要垮台。正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两广的农民群众却组织了起来,坚决抵抗清军的进攻,使永历政权又得以苟延残喘。仅在广东一地,这种抗清的农民军就有10余支。他们原来都是反对明王朝的苛捐杂税的,现面临清兵的进攻,都转过头来抵抗清兵。永历帝看到这么多人自动起来拥戴自己,心里自然十分高兴。这些起义军多归陈邦彦、陈子壮和张家玉领导,其中以陈邦彦领导的义军为最强。对这些抗清有功的农民军领袖,永历帝也不断地对他们加官进爵。他们沉重地打击了李成栋的气焰,并一度逼近广州。这使李成栋认识到这些农民军的力量,遂集中兵力围剿这些农民军。张家玉、陈邦彦和陈子壮都先后遇难,史称“广东三忠”。他们的抗清斗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却牵制了清兵,减轻了广西方面的压力。同时,李成栋也认识到了农民军的强大威力,成了他反正的重要因素。
李成栋降清后,由苏松入浙江,由浙江入江西,再入两广,气焰十分嚣张,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清廷对他并不放心,派出佟养甲、章于天等人监视他的行动,所以心中十分不快,有时简直让他忍无可忍。另外,金声桓和王待仁在南昌举兵反正,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一个促成他反正的因素是他的爱妾。此妾是他在松江得到的一个妓女。她的身分虽然卑贱,但爱国之心犹存。她经常怂恿李成栋反正,李成栋一直不予理睬。一天侍酒,她再次劝李成栋归顺明朝。李成栋叹了一口气说:“只是可怜在松江的眷属啊!”原来,李成栋入广前,将家属都寄养在松江府城,所以这时才说出此话。此妾听他这样说,便慨然说道: “既然这样,我也不忍心独享富贵啊!”说罢举剑自刎而死。李成栋抱尸大哭,拜了四拜,然后将其安葬。一个普通女子竟有这样的爱国之心,李成栋大受感动,遂决心归顺永历朝。
永历二年 (1648) 四月十日,李成栋将兵马钱粮、户口土地的簿籍拿出,派洪天擢等3人送给永历帝,并上表称臣,劝永历帝回驻肇庆。对这突如其来的大喜讯,永历朝的文武官员无不欣喜若狂。永历帝怕其中有诈,详问来人归顺的原由,他们也说不清楚,只说李成栋已经改奉永历正朔,已遍谕广州文武更换服饰。四月十五日,李成栋又派沈原渭来,知归顺为真。于是举朝弹冠相庆。一些脱离永历帝的旧官这时也纷纷走了出来。例如王化澄,已经杜门半年多了,这时忽然出来入值。朱天麟变换姓名隐居大平府,这时也要重入内阁。士大夫一时都以到永历朝出仕为荣。永历皇帝看到这样一派景象,有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高兴。
李成栋让陈邦傅促请永历帝还驻肇庆。永历帝本来想拖延一段时间,再仔细观察一下事态,免得中了别人的圈套。陈邦傅为了讨好李成栋,力促永历帝马上动身。他说话粗暴,有时还骂骂咧咧,永历帝感到与其在陈邦傅的卵翼下,还不如跟随李成栋。于是,永历帝便于七月二十五日离开浔州,二十九日到达肇庆城下。李成栋准备了一艘有33个仓的船为龙舟,到百里以外迎接。永历帝对李成栋慰劳备至。第二天,李成栋率领文武百官迎帝,他亲手扶着永历帝的轿杆入城,进驻肇庆行宫。李成栋在宫中准备了1万两银子,以备永历帝赏赐臣下。李成栋又大约花了1万两银子备置宫中饰物,亦粗可观。朝贺后,永历帝加封李成栋为卫公,赐予御袍靴带,并赐予尚方剑,准其便宜行事。文武百官陆续集于肇庆,一时颇有首都的气氛。当时,政务不分大小,都要先呈李成栋,然后再上奏永历帝。李成栋为表达效忠永历帝的决心,主动请缨,要和先期反正的金声桓、王得仁等联兵攻打赣州,想打通广东通往江西的道路,然后会师中原。
永历帝听了李成栋的这个计划,自然是满心高兴。他便仿效汉高祖刘邦对韩信的做法,在城东筑将坛,然后授印令其北伐。将坛刚筑成一半,李成栋便对永历帝说:“事在人为,登坛与否有什么关系呢! 将坛不要筑,我这就马上出师。”永历帝见他如此说,不便相强,便下令停止筑坛。李成栋又对永历帝说: “朝中诸事,由诸臣去办。关外诸事,由我一身独当。”说罢,即提兵20万离开肇庆,奔赴赣州前线。
李成栋走后,朝局为之一变。李成栋有个养子,名叫李元胤,本姓贾,河南人,因为庸蠢,所以李成栋没带他上前线,让他留守肇庆。他依仗李成栋的威势,恣横无忌,笑骂无常。再加上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等人的怂恿,故意投其所好,引导他谋害异己,朝政日非。一些正直大臣为之担心,想让永历帝抑制一下他的气焰。但永历帝把希望都寄托在李成栋身上,生怕得罪了他们父子,所以就闭目塞听,任其胡作非为。
李元胤门庭若市,到他家去的就象登龙门一样。他现姓李,凡李姓的人都争相来认同宗。他原姓贾,凡姓贾的人也都来认一家人,都有好处可沾。在上朝时,李元胤站西班,东班的大臣为了能和李元胤攀谈,大都挤到西班的行列中去,东班为之一空。永历帝看着这种滑稽的场面,也见怪不怪。李元胤为人暴戾,不近人情,客人来访,从不出迎,甚至连屁股也不抬一下。客人走时,也从来不送。他喜欢赌博,也常常让他的仆人与其他大臣去赌。这些大臣都故意输给他,借以讨他们主仆的欢心。十月十五日是李元胤的诞辰,在朝文武官员,无不争相奉礼致贺。馈送礼品者,昼夜络绎不绝。大臣们这般趋炎附势,已无什么气节可言。永历朝的朝政也只能日趋败坏了。
永历帝对李成栋的出师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不久这个希望就成了泡影。李成栋为迎接永历帝,布置朝政,耽误了不少时日,未能及时与金声桓、王得仁取得密切的联系。当李成栋率师进攻赣州时,金、王两部的军队已经由赣州撤退,回救南昌。李成栋孤军深入,进驻信丰。清兵于永历三年 (1649) 正月攻陷南昌后,接着围攻信丰。李成栋战败溺死。他这支军队在进攻南明时所向披靡,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反正后仅半年,就基本上被清军所消灭。
在永历二年 (1648) 前后这段时间,全国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清起义的新高潮,所以永历政权尚拥有两广、湖南、湖北、江西、川东和云贵七八省的地方。特别是由于大顺军和大西军在前线的抗清斗争,减轻了清军对永历政权的压力。永历帝虽然庸懦,而且朝政也混乱不堪,但永历政权却维持了16年之久。
四、朝中内哄
从永历政权建立之日起,就带有明末党争浓重的阴影。在形势危急时,这种内争显得比较和缓; 形势稍有好转,内争就变得激烈。永历帝所起用的内阁成员中,有一些比较清廉的官员,例如严起恒、金堡等人; 也有一些贪墨腐化的大僚,例如王化澄、朱天麟等人。有些人想通过行贿得官,严起恒都严辞拒绝。在永历朝中流行着一首歌谣:“严公瞋目,不收毡袱; 王朱手缩,急收毡袱。”这实际上反映了内阁中的矛盾。
政府出纳文件,永历帝原来都让宦官代他“内批”,有时就夹杂着这些宦官的私人成见,实际是宦官专权的余绪。严起恒等人为了抑制宦官的权力,便一连上疏永历帝,请求改变这种由宦官“内批”的做法,改为由阁臣“票拟”,皇帝“批红”后即行生效。永历帝答应这样做,但宦官“内批”的做法也未杜绝。它实际上反映了外廷臣僚和宦官的矛盾。
在永历帝重返肇庆后,武臣中有以李成栋、李元胤父子为首的广州派,有以陈邦傅为首的驻守浔州、梧州的一派。从广州来的都自称“反正功臣”,从浔州、梧州来的都自诩为 “扈驾元勋”。文臣中也分为 “楚党”和 “吴党”。金堡、袁彭年、刘湘客等人被称为 “楚党”,反对他们的一帮人称为 “吴党”,其核心人物是朱天麟、王化澄、李用楫等人。楚党外联瞿式耜和李成栋,吴党外联陈邦傅,内恃锦衣卫头子马吉翔。他们互相攻讦,明争暗斗,使政局越发混乱。对这种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的党争,即使所谓贤明的君主尚难驾驭和控制,更不要说象永历帝这种庸懦的君主了。面对这种局面,永历帝左右为难,徒呼奈何。
在吴党、楚党这种大党以外,还有以地区或私人关系结成的无数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若明若暗,更把朝政搅得一塌糊涂。例如金堡等人就被斥为“五虎”,有人还画了一幅“假山五虎图”。图上,袁彭年为虎头,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脚,刘湘客为虎皮,金堡为虎牙。因金堡上疏言事,语言最锋利,所以就称他为“虎牙”。图中还有朝官数百人,有的人为虎抬轿子,有的人向虎跪拜,有的人仰望,有的人远听,有惊慌躲避的,有指指点点议论的。假山上有黑气一道,直上冲天。此图在肇庆一时传布甚广。被金堡等人排斥的人攻击金堡等“五虎”把持朝政,说“言非虎党不发,事非虎党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矣。”这图被宦官见到了,拿给永历帝看,永历帝只叹了一口气,未置一词。
朝廷内哄使政治更加混乱,其主要责任还在永历帝自己。他“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依违于李成栋和陈邦傅两大军阀之间,既不敢责备“楚党”,也不敢开罪“吴党”,遇事模棱两可,不敢决断,实际上助长了党争的发展。这使得一些正直的大臣感到手足无措,以致袁彭年公然在朝廷上咆哮:“倘若惠国公(李成栋)今天率领他的5000铁骑离去,君臣还能在这里坐而论道吗?”陈邦傅则反唇相讥: “那就请你到我军中监军,看看我的10万铁骑如何!”对于他们的这种争论,永历帝感到啼笑皆非,只好两不得罪,仅让吴楚两党“神前高誓”,以图和解。金堡就公开反对这样做,他说: “应该分清谁是谁非,不应这样调和。”这样做,自然使政府的威信下降,永历帝本人的权威也消失殆尽。
永历帝是在李成栋反正的支持下还都肇庆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巩固的基础。他本人也不能励精图治,面对着朝廷日益纷繁的党争,自己也感到灰心丧气,因而便想借助天主教来帮助自己,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陶醉。
在永历朝内廷,最早信奉天主教的是太监庞天寿,教名是亚基楼契利斯当。他在崇祯时即已皈依了天主教,后南渡,在永历朝供职,亦积极宣扬天主教的神威。当时,着名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瞿纱徽正在广东一带传布天主教,他和庞天寿取得联系,便积极在永历朝内廷发展教徒。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和生母马太后都成了天主教徒,王太后教名烈纳,马太后教名玛利亚。永历帝的皇后王氏也皈依了天主教,教名亚纳。永历帝的太子慈煊也是教徒,教名当定。永历帝本人也想加入天主教。按照教规,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而他的后宫却嫔妃成群。他不愿用虚无缥渺的天国的幸福来牺牲现实的欢乐,所以他始终没有正式接受洗礼,但他实际上已成了天主教的信徒。永历朝国事艰危、朝不保夕,王太后便对永历帝说,教皇或许能帮助他。永历帝非常高兴,便催促王太后致书罗马教皇,请求帮助。王太后向罗马教皇和耶稣会长各致一书,请他们为明廷祈福。庞天寿愿意亲自前往,永历帝看他年事已高,就让他找一个能代替他的人。庞天寿便推荐神甫卜弥格自代,庞天寿也另写一封致罗马教皇的信,交卜弥格带去。卜弥格几经周折,将书信带至罗马,交给了罗马教皇。教皇还复信一封,交卜弥格带回。卜弥格在返回途中病死在安南,不知此信是否到了永历帝之手。王太后和庞天寿的三封信现都存放在罗马耶稣会藏书楼。永历帝希望罗马教皇能帮助他挽救危局,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欺骗。明室残祚,余灰已尽,罗马教皇是无能为力的。
李成栋败死后,形势急转直下。继江西和广东方面军事失利以后,湖南、湖北的军队也相继撤退。严起恒请永历帝下诏亲征,以激励士气。永历帝认为这是拿自己往虎口上送,愤愤地加以拒绝。相反,他不顾国家的前途又要逃跑。瞿式耜以愤激的情绪劝阻永历帝说,在广东方面还有相当的力量,“内可以自强,外可以备敌”,倘若逃跑,就会使军心动摇,一溃千里。更何况,我能逃到那里,清兵也就能追到那里。退一寸就会失一尺。现在“朝闻警而夕登舟”,最终将逃到哪里去呢?永历帝对瞿式耜这话十分恼怒,大声咆哮说: “你这只不过是要我送死罢了!”
永历帝之所以坚决要逃走,表面上是为了躲避敌人,骨子里却是为了要摆脱李家父子的控制,想趁此投到陈邦傅的势力之下,借助吴党对楚党进行报复。永历帝命李元胤留守肇庆,自己在群小的包围下乘船逃到梧州。由于永历帝张皇失措,轻弃据点,使得人心浮动,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又纷纷背叛,投降了清廷。尤其是驻守重镇潮州的郝尚久的投降,使永历朝受到的打击最重,它使清军打通了进攻广州的道路。两广总督杜永和坚守广州,几经苦战,虽不时有小胜,但最后还是归于失败。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广州被清军攻陷,城内居民遭到清军的血腥屠杀。杜永和退守琼州,李元胤回师肇庆。当时被收复的广东和江西大片失地,现在被永历帝轻易地断送掉。
永历帝逃到梧州后,完全处在陈邦傅的控制之下,锦衣卫马吉翔、宦官李国辅和吴党朱天麟等得势起来,便大兴党狱,报复楚党中人。他们得到永历帝的准许,把金堡逮捕起来,关在一个古庙里,严刑拷打,致使金堡的大腿被打断。一些正直的大臣纷纷上疏,营救金堡。农民领袖高必正愤慨地说:“君主应该化异为同,怎么能挟私报怨呢!”瞿式耜也连疏请求释放,使金堡终免一死,被谪戍到清浪卫。因道远不能成行,便到了瞿式耜所据守的桂林,养好伤后出家当了和尚。
永历帝感到瞿式耜和楚党关系密切,对他也戒备起来。他不派瞿式耜去桂林督师,而是派于元煜前往,从而分散了桂军的事权。于元煜用女乐蛊惑瞿式耜手下的大将胡一清、赵印选等人,使他们不服从瞿式耜的调遣,因而使桂军的战斗力大为削弱。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孔有德率清军长驱直入,攻陷岩关。当时焦琏正出守阳朔,来不及回救桂林。在这危难之际,总督张同敞赶回桂林,与瞿式耜协力防守。因寡不敌众,桂林终于被清军攻陷。瞿、张二人衣冠肃然地坐在大堂上,为清军所执。他们二人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孔有德对他们百般诱降,均被拒绝。两位爱国志士孤灯对坐,赋诗唱和,借以发抒他们的忠义之气。十一月十七日,他们被杀于桂林的独秀山下,其遗址至今尚存。法名性因的金堡安葬了二人的遗骸。人们很清楚,桂林失守的真正罪魁是永历帝。因此,人民对永历帝的信心已丧失殆尽了。
五、从南宁到奠都昆明
永历帝逃到梧州后,完全托庇于镇将陈邦傅的羽翼之下。陈邦傅打着永历帝的旗号,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永历四年 (1650) 十一月桂林失陷后,镇守阳朔的明军将领焦琏往后撤退,陈邦傅不但不予接应,反而在半途中设计邀击,谋害了焦琏,合并了焦琏的余部。陈邦傅的这种举动使得南明统治集团内部更加分崩离析。
陈邦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极力排斥广东方面的李元胤。为达此目的,他竭力拉拢由高一功和李过领导的大顺军。他无耻地向农民军献媚,拜李过的后母高夫人为干娘,称高一功为舅舅,诱使大顺军卷入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大顺军对陈邦傅这种不图恢复只顾内争的卑鄙举动极为痛恨,拒绝了他的利诱,呵叱了他的所作所为,并将他的这些阴谋活动报告给永历帝,谓陈邦傅不可恃,应夺削他的事权,起用贤能。昏庸的永历皇帝对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陈邦傅对此老羞成怒,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暗中派胡执恭到贵州去拉拢大西军将领孙可望,许以封王的爵位,诱使大西军与大顺军发生冲突。面对这场日益扩大的内战,永历帝也感到十分忧虑,他振振有词地下诏谕以大义,令其和解。对这位傀儡皇帝的话,大西军和大顺军都不予理睬。最后,大顺军战败,由浔州退到庆远,李过病死军中。高一功率领余部由庆远往贵州撤退,半路上被孙可望袭击,高一功战死。余部便由李来亨领导,进入巴东,与郝永忠部汇合,连营结寨,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大顺军败退后,永历小朝廷的局势也就更加险恶了。
清军攻陷桂林后,进而围攻梧州。陈邦傅感到保护永历帝已没有什么用处,南明已没有恢复的希望,自己的力量抵挡不住清军,还不如劫持永历帝,以作为投降清朝的资本。在陈邦傅密锣紧鼓地策划这种阴谋的时候,永历帝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十分惊慌,连夜冒雨坐船出奔到南宁。陈邦傅随后便投降了清军,在汉奸孔有德军中充当攻明的马前卒。由于陈邦傅的变节投降,使南明的大片土地不战而为清军所占有。
永历帝逃到南宁时,身边只有少数几个贴身侍卫和大臣。他听说陈邦傅引导清军继续向南宁进攻时,就想立即向广西极边的土州逃跑。由于臣下的极力劝阻,总算在南宁停了一段时间。当时官员少,也没有钱用,永历帝便发布告示,民间俊秀愿意在本朝为官者,可自陈姓名履历,广为开选,纳资委任官职。市内商人以至一些乐户,各土州的一些富人,纷纷纳资加入仕籍,一时熙熙攘攘,每天竟有百余人排号求官。永历朝的官吏队伍又迅速扩充起来。永历帝为了拉拢各土官,以作为日后再逃时的东道主,各土官都普遍提高一级。
永历帝看到清军日益逼近,凭着他善于逃跑的本领,又从南宁逃到极边的濑湍。在这极其危急的时候,由于李定国所领导的大西军的扶持,又转危为安,并一度处于转入反攻的很好的形势。
李定国和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4人同为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生前曾嘱咐他们,他如有意外,即应整编余部,建立后明继续抗清。张献忠在西充战死后,孙可望以年长为大西军余部首领,率部向西南撤退,相继攻克了重庆、遵义和贵阳。这时,云南土司沙定洲土司叛乱,受明朝勋臣沐天波的请求,孙可望出兵云南,平定了沙定洲的叛乱,克复昆明。孙可望遂后回师贵州,李定国留驻昆明镇守。这时,孙可望受云南巡抚杨畏知的劝告,与永历朝建立了联系,将所统辖的云贵等地归入永历朝版图,打出了拥明抗清的旗号。永历帝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得到这支生力军的援助,自然是喜出望外,万分高兴。
西南的局势得到稳定以后,孙可望和李定国便计划出师伐清。他们得到永历帝的允准,分兵三路,孙可望以主师出兵辰州(今湖南沅陵县),居中策应。由于他未能和其他方面的军队很好的联络,只贪图在战争中夺取财帛和物质,故战果不佳。另一路由刘元秀率领,进攻四川,很快收复了叙州和重庆,生擒了清军都统白含贞和白广生,并进而将吴三桂包围在成都北边的保宁,差一点将吴三桂活捉。刘元秀收复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并与夔东十三家取得了联系。
战绩最卓着的是李定国所率领的东路军。他进兵湖南,收复了武冈、清县和宝庆等地,又派部将冯双礼夺回全州(今广西全县),直攻广西。永历六年(1652)七月,李定国攻克桂林,迫使汉奸孔有德畏罪自杀,活捉了叛徒陈邦傅。李定国将陈邦傅献俘给孙可望,陈邦傅被处以剥皮的严刑。一连串的捷报传来,长期愁眉不展的永历帝又高兴起来,行宫中又响起歌舞升平的乐曲声。
李定国乘胜北上,连克湖南零陵县和衡阳县,还攻克了重镇长沙,并在长沙驻军半年。李定国的一部还一度进到江西的吉安,声势大振。清廷派元帅尼堪率大军来攻,李定国有计划地从长沙撤退,在衡州与清军发生了遭遇战。清军大败,元帅尼堪被击毙。胜利的喜讯传来,永历帝十分高兴,举朝欢庆。明清之际三大家之一的黄宗羲评论说,李定国 “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这是自万历以来40多年间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
继衡阳大捷后,李定国率军由广西进攻广东,收复了两广失地,并和北边的郑成功取得了联系。他们正准备协力大举反攻的时候,永历朝内部又发生了分裂,再次断送了这大好形势。
永历七年(1653)五月,清廷任命洪承畴总督湖广云贵军务。洪承畴的策略是: “以兵攻贼,不如以贼攻贼; 以王师攻贼,不如以土兵攻贼。”他极力挑拨大顺军和大西军的关系,使夔东十三家与李定国的军队发生摩擦。他还离间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关系,使他们自相残杀,以各个击破。
孙可望为政治野心所驱使,曾借故在演武场上将李定国打了100军棍。他在出兵四川时,曾胁迫永历帝正式封他为秦王。这事遭到严起恒等人的激烈反对。他们上书永历帝,称明朝祖制不封异姓王。永历帝无奈,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这使孙可望十分不满。永历五年(1651)五月,他派贺九义到南宁“护驾”,要永历帝到贵州去。永历帝对孙可望的跋扈也很害怕,不敢前往。孙可望在给永历帝的书信中,既不称臣,也不奉永历年号,只署平东王字样,并要永历帝正式册封他为秦王。贺九义派人暗杀了反对册封的督师侍郎杨鼎和,这使得永历帝更为惊恐。永历帝为了稳住孙可望,下令将反对册封的大臣一一治罪。一天,贺九义忽称秦王有令旨,要 “清君侧”13人,主要就是要打击反对册封的大臣。永历帝见此情状,十分害怕,遂马上派人驰封孙可望为秦王。没过几天,贺九义指使人在严起恒上朝时对他猛击,将严起恒推入水中淹死。其他反对册封的大臣也被贺九义擅杀多人。东阁办事杨畏知是孙可望的同乡,曾劝孙可望归附永历朝,这时对贺九义的专擅十分忿恨,毅然上疏永历帝,请求严治贺九义的擅杀大臣之罪。永历帝慑于孙可望的淫威,不敢对贺九义加以惩治。孙可望闻知此事后,秘密派人将杨畏知杀死。永历帝对这一切都一一看在眼里,但却一筹莫展。他自然不敢到贵州去,偷偷地逃奔到濑湍。永历六年 (1652) 十月,孙可望派郑国权强行将永历帝接到贵州的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作为行宫。永历帝无奈,只得托庇于孙可望的旗帜之下。
孙可望作为秦王开府贵州,设宰相六部、九卿科道等官,还设立了驾前军制度,甚至还要篡修国史,建国“后明”。他把永历帝安置在安隆,只是每年给银8000两,米600石,以作为永历帝和他身边大臣的口粮。在他的记录簿上只是写着:“皇帝一名,皇后一名,及从官数名而已。” 由此可见,永历政权已经衰微到何等程度。
锦衣卫头子马吉翔和太监庞天寿知道永历帝庸懦无能,看到孙可望树大可倚,便怂恿孙可望“受禅”,取永历帝而代之。孙可望虽然未敢实行,但这些趋炎附势之徒的怂恿却使他更加骄横,对永历帝肆意欺辱。永历帝忍气吞声,终日怏怏不乐。这时,吴贞毓、徐极等一些有骨气的大臣气不过,便秘密写信给在广东出征的李定国,请他接驾,护永历帝去云南。这个消息被一个宦官告了秘,孙可望闻知大怒,于永历八年(1654)三月将吴贞毓等18人全部逮捕,兴起大狱,严追主使人。这18人坚贞不屈,全被杀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十八先生之狱”。孙可望还感到不够,逼迫永历帝下 “罪己诏”,还忿恨地对永历帝说: “我本是个关西布衣,现在保护你在这里安居,你正应卧薪尝胆,不忘过去的危难。你如果感到安隆这地方太小太偏僻,想移驻别的地方,我马上派兵护送你走,看谁敢拦阻!”永历帝对他这种嚣张气焰,不敢反驳一句,只能唯唯诺诺。只是因为有李定国、郑成功等人在外坚持抗战,内有象“十八先生”这样一些不甘屈服的正直大臣,所以孙可望没敢杀掉永历帝,使永历帝保全了一条性命。
孙可望怕永历帝被李定国接走,就派部将白文选到安隆接永历帝去贵州,以便监督。但是,白文选对孙可望的所作所为也十分不满,便借口人马不足,缓行了两天,故意让李定国先到安隆。永历九年 (1655) 二月,李定国从广东回师,到安隆迎驾,将永历帝护送到昆明。待孙可望发觉时,他们已走得很远了。永历帝在安隆的三四年中,李定国恢复了两广,出现了抗清以来少有的有利时机。只是由于内部不和,他不得不回师护驾,功败于垂成。
李定国将永历帝接到昆明后,孙可望失去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势,反而要听李定国的号令,十分懊恼。他甚至要发动内战,与李定国一决雌雄。孙李交恶极大地削弱了永历朝的力量,给清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六、缅甸被执
永历朝奠都昆明时,南明疆土只剩下西南一隅,形势非常不利。所可依赖的是,云南地形险要,物产丰富,川东有夔东十三家继续与清军作战,东南沿海有郑成功和张煌言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抗清队伍。在大西军的将领中,也大都不满意孙可望的倒行逆施。因此,当时永历朝还有相当的力量。
李定国鉴于以前的经验,极想刷新政治,在西南建立起巩固的政权。他本来要清除掉马吉翔和庞天寿这支腐朽势力,但由于永历皇帝的包庇,他二人极力的恭维和奉迎,故未能进行,政治也不能澄清。
李定国很清楚,在大难当前之际,应当尽力避免与孙可望的公开对抗。他不记前嫌,将住在云南的孙可望的眷属和财产护送到贵州,以求重归于好。永历帝看到李定国如此深明大义,内心非常高兴,感到李定国忠诚可托。他封李定国为晋王,而孙可望的心腹张虎仅被授为总兵。张虎怏怏不快。李定国想与孙可望和好,遂奏明永历帝,以派张虎前去为宜。永历帝将张虎召至后殿,和和气气地对他说: “秦晋二王,原是兄弟,理应和好,此事须你一行。”张虎满口应允,永历帝很高兴,就从头上拔下一支金簪给他,说:“和议成后,你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一定赐你公爵,此簪即为信物。这次前往,你看到这支金簪就象见到我一样。”张虎到贵州见孙可望后,不但不劝和,反而极力怂恿孙可望出兵,说李定国有兵不过3万人,人无固志,唾手可取。他请孙可望屏退左右,取出金簪交给了孙可望,说:“我来时皇上赐给我这支金簪,让我刺杀你以报功,还答应封我为二字王。我不敢隐瞒,今如实相告。”孙可望信以为真,十分愤怒,遂决定出兵云南。
永历十一年 (1657) 九月,孙可望从贵州出兵,向云南大举进攻,但被李定国和刘文秀战败,溃不成军,逃回贵州。张虎率领一些残兵败将投归张文秀,张文秀问他: “皇上赐你金簪,原是要你前去议和,哪里有行刺之说呢?”张虎无言以对。张文秀将张虎囚禁起来,解往昆明。永历帝对张虎的挑唆行为十分恼怒,下令将其碎尸万段。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孙可望逃回贵州后,彻底背叛了“复明抗清”的盟誓,亲自跑到长沙投降了清朝,并向洪承畴献上了云南的地图,详细吐露了云南方面的军事机密。清廷为了利用他,封他为“义王”,但不久就把他送到北京闲住起来。清兵很快占领了贵州,接着分兵三路进攻云南,昆明很快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之下。
李定国不得不从前线赶回援救昆明,商讨迁都避敌的策略。永历十三年(1659),永历帝按照云南勋阀沐天波的建议,从昆明撤退到永昌 (保山县),继而退到腾越 (腾冲县)。吴三桂率领清兵穷追不舍。李定国在磨盘山沉怒江设了三道埋伏,但被内奸走漏了消息,伏击失败。李定国派靳统武护送永历帝进入缅甸,半路上又发生了军官孙崇雅的哗变,差点儿没有将永历帝活捉。随行的辎重军备丧失殆尽。永历帝失魂落魄,由马吉翔等人保护着踉踉跄跄地进入缅甸境内。
永历帝到缅甸后,缅人要他的随行官兵丢下武器,否则不许前行。永历帝无法,只得让随从照办。他先到了缅甸边境的井梗,不久由缅甸金楼白象王迎接到缅京阿瓦附近的者梗。缅人在者梗为永历帝建了几间竹编的房子,供其居住。这时李定国屯兵在缅甸境内的孟艮,开荒屯垦,还拥有一定的力量,并屡次要接驾。这使得缅人不敢对永历帝轻易加害。
缅王起初对永历帝一行还算好,后来对他们越来越坏了。吴三桂为了向清廷邀功取宠,上了一道奏疏,说道,对永历帝“非剿尽根株,乃能一劳永逸”。清廷入关后连年用兵,在永历帝逃入缅甸后曾一度放松了对他的追击。吴三桂上这道奏疏,自然得到清廷主子的嘉奖,遂命他率重兵声讨缅甸,要缅甸王交出永历帝。这是缅人改变对永历帝态度的主要原因。另外,永历帝一行所居的竹屋外边就是缅人贸易的市场,缅甸妇女呼卖各种土产。因天气炎热,缅人大都短衣赤足。永历帝的随从忘记了自己是大明官员,杂入缅甸妇女贸易场中,坐地喧笑,呼奴纵酒。缅人起初对永历帝一行还有点神秘感和崇敬之心。现在看到他们原来是这么一帮人,简直和乞丐差不多,便渐渐产生了轻卑之心。
永历十五年 (1661) 缅甸发生政变,老王被他的弟弟猛白所杀,猛白自立为王。他为了讨好清廷,巩固自己的政权,便有计划地对永历帝一行进行迫害。他要永历帝的臣下沐天波、庞天寿等42人过江盟誓,还要他们同饮咒水,表明心迹,不得危害缅甸。这42人全部被毒杀,此即所谓“咒水之祸”。康熙元年(1662)二月,缅王猛白作了一番布置,谎称有义兵在缅境,要迎驾。永历帝在缅二年,也尝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头,今听说有义兵来接,便轻易出行。缅人将永历帝和他的眷属轻而易举地囚禁起来,交给了两个吴三桂派来的卫军将领。这两个将领见永历帝仪表端庄,又看不惯吴三桂的残忍作风,想伺机刺杀吴三桂,放出永历帝。因事情泄密,这二人都被吴三桂杀死。永历帝在写给吴三桂的信上说: “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吴三桂丝毫不为所动,怕留着永历帝发生后患,随即用弓弦将永历帝和他的儿子勒死在昆明城内的逼死坡(后改为币制坡)。永历朝前后延续了16年,到这时最后灭亡。
李定国在孟艮正想联络暹罗攻打缅甸,忽听到永历帝遇难,因悲伤过度而死。其余部数千人在滇缅边界聚族而居,垦荒开矿,自称“桂家”,即怀念桂王、纪念明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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