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爱新觉罗载湉

德宗爱新觉罗载湉 

载湉即光绪帝，姓爱新觉罗，满族，是清王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光绪帝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锐，立志要有一番作为。年长以后，致力于图谋清王朝的中兴，力图恢复先辈的文治武功。对外，他坚决主张抵御外侮，反对侵略，保护大清王朝的一统江山;对内，他坚决主张图治更新，整顿吏治，变法图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生不逢时。光绪帝统治期间(1875——1908)，清王朝象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已是奄奄一息，摇摇欲坠，光绪帝已不可能有妙手回春之术。更为重要的是，光绪帝一开始就是作为西太后的工具上台的，西太后不能容忍光绪帝违背自己的意愿，独立执政，对光绪帝进行种种摧残和钳制。虽然光绪帝对西太后做过一些抗争，然而长期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使光绪帝形成了怯懦软弱的性格，他无法彻底冲破西太后的种种限制，最终治国抱负被扼杀，个人的家庭生活也被无情的践踏，成为西太后手中囚徒，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抱着满腹的遗憾和怨恨离开了人世，度过了他进取而又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一生。

冲龄践祚

同治十年(1871)六月二十八日，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边的醇王府，一派节日气氛，豪华庄严的大院更加富有生机，随着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小生命又来到了人世，给醇王府带来了新的欢悦和喜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光绪帝——载湉。

说起来，小载湉的家世是显赫的。他的祖父是清代第六位皇帝道光皇帝，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譞，他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小载湉弟兄7人，而大哥、三弟、四弟早殇，只剩他弟兄4人，其中五弟名叫载沣，后来袭醇亲王爵位，六弟叫载洵，七弟叫载涛，另外还有三个妹妹。这确是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大家族了。

载湉的父亲奕譞，在他的四兄咸丰帝在位时，并不算太得意，咸丰帝只是按照清廷宗室的惯例封他为二等爵位醇郡王。后来，西太后为了拉拢奕譞作为自己的政治走卒，所以就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奕譞，想利用这种关系来控制这个皇弟。这固然为西太后登上权力顶峰造成了一个条件，也给奕譞带来了尊荣，这种裙带关系为奕譞的步步高升提供了政治资本。北京政变以后，西太后控制了清王朝的大权，奕譞因在政变中帮助过西太后，从此官运亨通，清云直上。同治三年 (1864)，西太后赐于奕譞 “加亲王衔”，同治十一年 (1872)，奕譞又被正式封为清王朝宗室的一等爵位 “醇亲王”。

载湉年幼的时候，聪明漂亮，很讨人喜欢，加上载湉的大哥和三弟、四弟早殇，其他几个弟弟尚未出生，所以载湉深得父母的钟爱，被奕譞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这样优越的环境和家庭中，载湉本可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他被推上皇帝的宝座，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五日，做了13年傀儡皇帝的同治帝病死，这在清廷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反应最为强烈的是同治帝的母亲西太后。一方面是由于母子连心，西太后对儿子有痛惜之情，但更重要的是，西太后以子而贵，现在儿子死去，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因为，同治帝早死，没有儿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在同治帝死后就应从晚辈近亲中选出一个人，为同治帝立嗣，并继承皇位。当时，同治帝载淳之下是溥字辈，按惯例，应从溥字辈中选出一人，继嗣给同治帝并称帝。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西太后将因孙字辈为帝而晋尊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固然也很尊贵，但却疏远了很多，无法继续控制清王朝的大权。这对权欲熏心的西太后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以接受的大事。西太后不甘心就此罢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醇亲王的儿子载湉继位。载湉年幼，又与同治帝载淳同辈，自己仍可保持皇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再说，就亲属关系而言，载湉既是自己的侄子，又是自己的外甥，关系密切，利于控制。拿定主意后，西太后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了御前会议，到场的有各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军机处、内务府大臣。当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治帝已死，所以群臣都问皇帝的身体如何，西太后含笑说：“皇帝无恙。”沉思少许，西太后又向群臣说： “皇上的身体很虚弱，若有不测，宗室中谁可承大统?”话音刚落，内务府大臣文锡就说： “请择溥字辈中贤能者立为皇帝。”这是西太后最害怕的，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脸色陡变，厉声说：“溥字辈中没有可立为皇帝的。奕譞的儿子(载湉)已经4岁，且是至亲，我想让他继位。”随后，西太后突然宣布同治帝已死的消息，群臣惊惑不已，一个个呆若木鸡，失声大哭，闹成一团。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西太后的阴谋得逞。就在当天，刚刚4岁的小孩子载湉被迎到宫中，正式继为皇帝，改明年为光绪元年。西太后为了进一步使自己的安排合法化，依照清王朝新皇帝即位的一般程序，于光绪元年 (1875) 正月二十日，在皇宫的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并颁布上谕，布告天下。就这样，西太后不顾祖制，不顾群臣的反对，一意孤行，从此，载湉代替同治帝成为西太后控制清朝大权的又一个新工具。

载湉入宫以后，离开了亲生父母，也失去了欢乐幸福的生活。西太后为了把载湉培养成自己的永远性工具。便从多方面对小皇帝进行精心塑造和训化。光绪小皇帝刚入宫的时候，年仅4岁，生活尚需要别人照料，说句公道话，西太后对光绪帝还是比较关心的。西太后有时让光绪帝睡在她的寝榻上，爱护光绪帝的身体，照料光绪帝的饮食，并根据季节的变化为他加减衣服，高兴的时候，还口授光绪帝念四书五经。西太后想，只要关心光绪帝，那么就能在她和光绪帝之间建立起“母子”关系，就可以用封建孝道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和约束。西太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关心光绪帝的同时，不近人情地切断了载湉与其亲生父母的联系，连醇亲王奕譞夫妇都不敢给载湉食物吃。西太后还精心选拔了一些宫内太监侍侯光绪帝，并嘱咐他们，要经常告诉光绪帝，他不是醇亲王的儿子，太后才是他唯一的母亲。

西太后也明白，只靠关心爱护是不行的，还要有必要的规矩和制度，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和尊严，才能永久地控制光绪帝。为此，他为光绪帝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条规。每天早晨，光绪帝必须到西太后的住处去，给西太后问好请安。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大，西太后对光绪帝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在光绪帝磕头请安的时候，没有西太后的命令，光绪帝是不敢起来的，如果遇上西太后不高兴，那么光绪只得长跪，还不敢表示什么不满。每逢西太后乘舆外出，光绪帝必须亲自随从，既便是炎风烈日的夏天，或是北风凛冽的冬天，也不能例外。就这样，年少的光绪帝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给光绪帝幼小的心灵留下极大的阴影和创伤，致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言谕的痛苦之中。正因这样，光绪帝十分害怕见到西太后，每见到西太后总象见到狮虎一般，战战兢兢，生怕惹怒西太后。甚至光绪帝怕听到雷声，形成了怯懦的性格。幼小的光绪帝迫于西太后的淫威，形成了畏惧西太后的心理，这一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一生。

西太后也明白，要想把光绪帝培养成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并能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有必要对光绪帝进行一定的封建教育。光绪元年 (1875) 年底，西太后接二连三地发布谕旨，让小皇帝入学读书，把以前嘉庆皇帝的寝宫即毓庆宫改为光绪帝的书房 (又称上书房)，并派光绪帝的父亲奕譞全面管理。经过一系列准备，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一日，5岁的光绪帝正式入学读书了。根据清朝幼君教育的惯例，光绪帝学习的课程主要有儒家经典，历代帝王治术，列朝实录，圣训等等。由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定时教习。除此之外，依照清皇族的惯例，还为光绪帝配备了满蒙文师傅，教授满文和蒙文，并保留满族的习俗，命武臣传授骑射技勇。这么多的课程，年幼的光绪帝是很难承担的，可是这是祖制，是规矩，无法更改，也只有慢慢消化了。

值得庆幸的是，光绪帝的师傅们尤其是翁同龢还是十分爱护他们这位“学生”的。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是清王朝内部少见的干才，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修养，堪称地主阶级理论家。他曾经任过同治帝载淳的师傅，这次又出任光绪帝的师傅，他希望能把光绪帝培养成一个治国安帮的明君。在教书的过程中，翁同龢给光绪帝反复讲解列圣遗训，古今治乱之道，并指出做为皇帝，要勤政爱民，善于纳谏。光绪帝听着师傅的讲解，十分认真，虽然有些问题是几岁的孩子尚无法理解的，但光绪帝还是用心地听着、记着。翁同龢不仅教书，而且在生活上也相当关心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温暖了光绪帝那颗受到创伤的心灵，虽然他们之间有君臣的名份，然而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翁同龢得到光绪帝的尊敬和信任，成为以后光绪帝倚重的重要人物。

在光绪帝读书期间，西太后也没有放松对光绪帝的训化工作，她十分重视对光绪帝进行封建的孝道教育。她多次命令翁同龢等人，要格外侧重孝的教育，除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继续讲解外，《孝经》应当重点讲述。西太后的淫威和对学业的干涉，极大地限制了光绪帝个性的发展。虽然这样，光绪帝天性聪敏，记忆力很强，又酷爱读书，勤思好问，所以学业上进步很快。每当翁同龢提出问题，或者让他背诵已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光绪十二年(1886)，16岁的光绪皇帝已经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学习生涯，不仅对传统的六经诸史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披阅奏章，论断古今，剖断是非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这时的光绪帝已不是一个毫无知识的孩子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有了参政意识，对朝政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正在冲击着西太后一手遮天的局面。

大婚亲政

光绪十三年 (1887)，光绪帝已经是17岁的人了，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按照清王朝的惯例，幼帝一经大婚(指结婚)，便要亲政即独立执掌朝政。这又一次给西太后出了难题。

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让她归政于光绪，当然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心中明白，一直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那样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更何况她早已许下诺言，即一旦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她也不愿落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想来想去，她找到了办法，搞了一个“训政”的把戏，提前作了准备。光绪十二年 (1886) 六月十日，西太后发布懿旨，公开宣称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让光绪帝亲政。对西太后这种虚伪的表示，其亲信心神领会，赶忙出来圆场。几天后，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人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西太后再训政数年。西太后顺水推舟，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皇帝年幼，不能不遇事提撕，王大臣多次恳请，只好在训政几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和其亲信一起，又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其中规定凡召见引见以及考试命题等大政，都要禀承西太后的旨意，方可实行。这实际上是用法律的手段肯定了西太后的统治地位，所谓让光绪帝亲政成了一句空话。经过这些准备，光绪十三年 (1887) 正月十五日，在清宫为光绪帝举行了一个所谓的 “亲政”仪式，这样，“垂帘听政”改为 “训政”，但实际权力并未移到光绪帝的手中。

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十九日，西太后颁发懿旨宣称，明年为光绪帝举行大婚，并让他亲裁大政。在封建社会里，婚姻往往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后妃对皇帝有重大的影响，妃子出身的西太后是很清楚的。因此，她对光绪帝的大婚尤其是选择皇后问题格外重视。十月五日，在皇宫的体和殿为光绪帝选择后、妃。当时备选的女子有5人，首列是都统桂样之女，也就是西太后的侄女; 次为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 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清朝传统，选中皇后者给予如意，选为妃者给予荷包，以为选定的信物。以西太后的心愿，她当然希望自己的侄女被选为皇后，以便通过皇后进一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但也不能做得太露骨，为了作一下姿态，她面对光绪帝，指着站成一行的五位女子说： “皇帝，谁能中选，你自己裁决，合意者即授以如意。”说着就把如意递给了光绪帝。光绪帝当然希望按照自己的喜爱选择自己的皇后，为自己找一个温柔的妻子，但却不敢表示出来，就谦让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光绪帝对西太后的称呼)主持，子臣不敢自主。”西太后坚持让光绪帝自选，光绪帝只好答应。他面对眼前的几位女子，逐一寻视了一遍，略一沉思，就走到德馨的女儿面前，想把如意给予她，选她做自己的皇后。这时，西太后大叫一声“皇帝”，光绪帝猛的一惊，但他立刻明白了西太后的用意，心中虽不痛快，但却无可奈何，只好把如意交给了桂祥的女儿。经过上面的举动，西太后看出光绪帝喜爱德馨的女儿。她想，若把德馨的女儿选为妃子，将来也有与自己的侄女争宠之忧，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匆匆命人把一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选后活动在西太后的蛮横干涉下草草收场。光绪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连选择自己的后妃的权力都没有，造成了一桩不幸的婚姻悲剧。

皇后、妃子选定以后，接着就该是大婚。为了光绪帝的大婚，清政府又是筹款，又是购物，好不热闹。为了表示喜庆，也为了拉拢人心，西太后不断颁布懿旨，对清廷的文武百官，疆臣大吏以及皇亲国戚大行奖赏，加官晋秩，恩赐封号。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六日，是光绪大婚典礼的正日。这一天，皇宫内部张灯结彩，人来人往，鼓乐暄天，各地方的督抚大员也纷纷派人带重礼祝贺。经过繁琐的礼仪，第二天大婚才告结束。光绪帝的婚礼场面隆重宏大，花费也相当惊人，据不完全估计，光绪帝大婚共用黄金4126. 935两，白银482. 4183万，制钱2758串，皇家的奢侈可见一斑。

结婚后不几天，按照西太后的旨意，在太和殿为光绪帝举行了正式的“亲政”典礼。西太后时断时续地住进颐和园，做出让位的样子。光绪帝正式亲裁大政了。

大婚、亲政过后，光绪帝的境遇并不令人满意，小皇帝光绪也没有成为清王朝的政治主裁者。当时，西太后的势力已经形成，有些大臣紧跟西太后，根本没把光绪帝当做一回事。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西太后及其亲信把持，朝中有重大事件，光绪帝无权裁决，必须向西太后请示。不宁唯是，光绪帝还是象先前一样，每日向西太后请安。西太后也绝不会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密切注视着朝中的一切，还派心腹党羽，监督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因此，光绪帝仍然是一个挂名皇帝。

更令光绪帝苦恼的是，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十分不幸。桂祥之女入宫以后，被封为孝定景皇后，徽号隆裕。她本非光绪帝亲自选定，所以光绪帝并不喜欢她，而且她庸碌无识，性格古板，争强好胜，依仗西太后的势力一再激起纠纷，使光绪帝更加反感。因此，结婚以后，两人感情不合，没有家庭的乐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帝越来越喜欢长叙的两个女儿。刚入宫的时候，她俩被封为嫔，姐姐为瑾嫔，妹妹为珍嫔，到光绪二十年(1894) 正月，姐妹俩同时晋升为妃，称瑾妃、珍妃。其中，珍妃尤其受光绪帝的宠爱。

珍妃，生于光绪二年 (1876)，小光绪帝5岁。她相貌端庄，性格开朗，志趣广泛，亦善书画。封建帝王的家庭生活死板僵化，即便是夫妻之间，也有许多礼法和客套，没有常人家的乐趣。珍妃不同，她活泼好动，敢于打破陈规，有时穿着光绪帝的衣服扮作光绪，有时则穿着太监的衣服扮作太监，陪光绪帝在养心殿办事，给光绪帝带来了心灵上的安慰，也使光绪帝死板的帝王生活充满了欢乐。尤其难得的是，珍妃思想开阔，关心清王朝的盛衰，还很有见解，她和姐姐瑾妃曾推荐她们的师傅文廷式，使文廷式成为光绪帝政治上的重要助手。在维新变法的时期，珍妃深明大义，支持光绪帝，给光绪帝以勇气。正因为感情和思想上的投机默契，使光绪帝和珍妃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使隆裕皇后十分妒忌，总想报复珍妃，不断在西太后面前诽谤珍妃。西太后见侄女受到冷落当然也十分恼火，不时找借口申斥光绪帝，并打骂珍妃。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同时也折磨光绪帝最心爱的珍妃。西太后对珍妃十分残暴，施以刑杖，囚在偏僻的钟粹宫后的三所。被囚以后，珍妃每天都要跪着听西太后爪牙的数落，受尽凌侮，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西太后下令，再不许珍妃和光绪帝见面。这不仅打击了珍妃，也给光绪帝以沉重的感情压力和刺激。光绪帝也常痛恨自己，堂堂一国之君，不仅治国抱负无法施展，竟连保护自己爱妃的能力都没有，太可悲了! 有时，在个别太监的帮助下，光绪帝在茫茫的黑夜中逃出瀛台，跑到珍妃的囚所，然而冰冷的门窗无情地把他们隔开，他们只能隔着窗子，含泪凝视，互倾心肠。当八国联军的炮声震动北京时，对内骄横的西太后仓皇西逃，临走时残酷地命人把珍妃推入井中，连珍妃要见一见光绪帝的请求都不答应。珍妃死后，光绪痛不欲生，浑身战栗。光绪帝在政治上郁闷的同时，也喝下一杯生活的苦酒，这就是大清王朝第九代皇帝载湉的个人生活。

抗战御侮

光绪帝在位的30年，正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列强步步进逼，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半殖民地程度急剧加深。面对列强的入侵，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载湉从其统治和江山社稷的立场出发，怀着极大的激愤之情，积极主战，表现出满腔的民族义愤和忧国之情。

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帝还是上书房的小学生，面对法国的侵略，小皇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外部的威胁。当时，深居皇宫，年龄尚小的光绪帝不可能对中法战局有全面的了解，当然也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策略，但小皇帝也表现出年青人所具有的锐气，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抗战态度。他在和师傅翁同龢交谈中，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担忧，坚决支持两广总督张树声，山西巡抚张之洞 (后调任两广总督)等人的抗战主张。战争开始以后，西太后等人总想议和，令两江总督曾国荃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谈判，法方提出，中国必须赔款，曾国荃准备退让。光绪帝听到以后，认为坚决不能赔款。马尾海战惨败 (光绪十年七月) 后，光绪帝更加激愤，态度更加坚决，主张向镇南关外加兵，痛击法国侵略者。可是，令小皇帝失望的是，中国最终竟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给小皇帝极大的刺激，他在想，大清王朝怎么总是屈服于洋人呢?

光绪帝亲政不久，清王朝又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狂妄地想称霸世界，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它一衣带水的邻帮中国成为它的首要侵略目标。19世纪下半期，日本多次挑起事端，侵略中国的边疆，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着日本的挑战，这给光绪帝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

光绪二十年 (1894) 春，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于五月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弹压农民起义。清军出兵之时，按照光绪十一年 (1885) 签订的 《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主动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蓄意发动侵略战争，却借此机会大作文章，肆意扩大事态，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大量向朝鲜运兵。朝鲜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的建议，日本不但不接受，相反一再增兵，并向中国驻军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认识不到时局的危险性，以国运和民族利益为赌注，主张妥协退让。在国家御敌备战，需款孔急之际，西太后却麻木不仁，为了准备当年的60大寿，在颐和园等处分地段装点景物，肆意挥霍钱财，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比她的60大寿更重要。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借口衅不自我开，一味因循玩误。与此相反，以光绪帝等人为代表的主战派，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备战抗敌的方针。在日本已露侵略端睨的时候，光绪帝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战态度，一力主战，并且积极支持朝野官员的备战抗敌呼声，不断发布谕旨，责令李鸿章加紧备战。

自光绪二十年五月中日关系急剧紧张，直到七月一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止，光绪帝在抵抗派的支持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筹备抗战事宜。首先，光绪帝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李鸿章等人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的错误方针。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各国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为中日调停。对这种虚伪的表示，李鸿章等人深信不疑，视为救命法宝，同各国公使频频往来，不注重备战，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光绪帝对此十分反感，强调抗战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靠他国。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光绪帝连续几次下令给李鸿章，要他认清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严酷现实，应抓紧调派兵丁，准备军火粮饷，作好迎战准备。并明确指出，各国列强的调停是靠不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企图，不要麻痹上当。光绪帝之所以不同意利用列强调停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光绪帝怀疑列强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不愿借助他邦，示弱于人。可是，李鸿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置光绪帝的指责于不顾，我行我素，继续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六月下旬，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的运兵船，致使中国上千名官兵壮烈牺牲。李鸿章兴高采烈，因为被击毁的运兵船是李鸿章雇用的英轮——高升号，他认为英国必会勒令日本妥协。光绪帝对此十分愤怒，又连续几次谕示李鸿章，不要坐失时机，观望不前，要立即整军奋击，否则，一定要严惩不贷。其次，光绪帝积极筹措款项，为备战提供物质条件。战事紧迫，需要大批物资供应，然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吃紧，这使光绪十分为难。可是，西太后却为了自己的寿典，修建颐和园，动用大批经费，置战事于脑后。光绪帝为了集中国力备战，冒着被西太后痛骂的风险，请求西太后停止营建颐和园，把钱财用到军费上。对此西太后十分恼怒，痛骂光绪不仁不孝，可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忍痛发布懿旨，同意光绪帝的请求。并同意简化万寿庆典的准备活动。光绪帝督促户部、海军事务衙门，从盐课、海关税、各省地丁银等项中抽出300多万两，交给李鸿章做军费。光绪帝虽然受到西太后的压制和李鸿章等人的抵制，但却为备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光绪二十年 (1894) 六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并向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日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社会上的抗战呼声更加高涨，主战派也更加活跃。人们纷纷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斥责李鸿章等人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屡失事机的误国行为。主战派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严明赏罚，扩充海军，审视邦交，挽救抗战大局。在抗战呼声的激励下，光绪帝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决。这年七月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上谕，向日本宣战。在这个上谕中，光绪帝猛烈抨击了日本威迫朝鲜，伤我兵船的侵略行为，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不合情理，简直就是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强盗主义; 命令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迅速进剿，还击自卫; 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将军督抚，要严守各口，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痛击日军。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具有绝对的权威，臣子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提出一点异议的权力，然而这一常规却在光绪帝这里行不通，因为光绪帝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权威。所以，虽然光绪帝心急如焚，措词严厉，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光绪帝的抗战主张和策略受到李鸿章等人的抵制和破坏，这就迫使光绪帝穷于应付，既要准备反对日本的侵略，又要排除妥协派的干扰和破坏。西太后的亲信、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徐用仪等人，整日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在隆隆的炮声中，他们竟置国事于不顾，还有心思看戏听唱，如果说他们还曾动过脑筋的话，那就是如何抵制光绪帝的抗战政策，他们阳奉阴为，删节奏章，隐匿情报，无所不用其极。李鸿章则缩手缩脚，一味保全自己的实力，继续卖弄调停政策。正因如此，光绪帝空有满腔的激愤，但却无法左右战局，致使中日战局日趋对中国不利，形势越来越严重。继牙山失利，平壤失守，大东沟海战受挫，到了当年的九月，辽东危急，京津震动。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亲自出面召开枢臣会议，表示了求和的愿望，其亲信孙毓汶等更是大叫大嚷，起劲地鼓吹求和论调，请求各国调处，罢战求和，一时间，主和舆论甚嚣尘上。对此，社部右侍郎志锐等主战派官员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要求罢免孙毓汶，惩治李鸿章，甚至公开表示对西太后的不满。十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旅顺，西太后和李鸿章等人更加慌了阵脚，积极活动求和，光绪帝坚决反对，他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是我进兵之时，怎能停战?”光绪帝在抵制求和活动的同时，发布谕旨，指出李鸿章指挥无方，旅顺失守，给予他革职留任，摘去顶带的处分，对主和派进行了回击。

在和战问题上，西太后也无法容忍光绪帝违背自己的意愿，对光绪帝进行了种种报复。为了瓦解抵抗派，西太后下令，把主战派的骨干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发配到乌里雅苏台，几天后，又强迫光绪帝下令，把另一位主战派人物御史安维峻革职遣发。光绪帝心中明白，西太后是在挖自己的墙脚，可是他却不敢强硬地抵制西太后，只好忍气吞声。同时，西太后不顾光绪帝等人的反对，公开向日本求和。十二月，西太后等人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去日本求和。不过，当时日本侵略者认为讹诈清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拒绝谈判，蛮横地驱逐了清政府的求和代表。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正月，威海卫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侵略者认为时机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改派位望甚尊，声名素着，并有让地之权者来日本，中日便可议和。当时，主和派固然成为惊弓之鸟，乱作一团，既便是光绪帝等主战派也拿不出良策，当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光绪帝和其他主战派官员悲愤交加，捶胸顿足，有的声泪俱下。西太后根据日本的要求，主张派李鸿章去日求和，光绪帝曾表示异议。有一次，西太后单独召见枢臣，说让李鸿章来京请训，奕訢小心地说，“皇上的意思不令其来京。”西太后大怒，蛮横地说：“我可做一半主张!”在西太后的指使下，军机大臣孙毓汶草拟谕旨，颠倒黑白地为李鸿章歌功颂德，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宣告，光绪帝在此以前给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均免，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当时清朝廷的人都明白，中日议和的最大难题是割地一项，围绕这一问题，清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西太后固然极想抓紧议和，但老奸巨滑的西太后不愿自己承担割让疆土的罪名，所以当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一年 (1895) 一月底到北京时，西太后装病不出，让太监李莲英告诉李鸿章，一切遵皇上的旨意。李鸿章也是个积极的求和派，然而久经宦海，老于世故的李鸿章当然也不想落下这个骂名，所以要求光绪帝给他明确的“让地”之权，只有这样，他才能去日本议和。光绪帝无奈，只好出面召见李鸿章，并连续召开枢臣会议，商讨对日议和的方针和重大问题。会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围绕着割地问题，争论十分激烈。翁同龢等人认为，割地让土是莫大的耻辱，不能答应;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狼狈为奸，大肆叫嚣，他们说，不割地就无法议和谈判，并认为割让疆土，古已有之，不必斤斤计较，而且还以战争威胁主战派。面对争论不休的局面，光绪帝心中十分痛苦和烦闷，他不想让国土在自己手中丧失，上无法面对祖先，下无颜面对子孙，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最后，光绪帝不得不退步，含混其词地给了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二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三月二十九日，条约文本送到北京。光绪帝看到条约中的苛刻内容，心中十分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说：“割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主战派人物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也坚持不能承认这个条约，国内舆论也纷纷要求废约再战，并提出迁都持久抗战的策略。所以，虽然孙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绪帝批准条约，但光绪帝没有答应，拒绝用宝签字。光绪帝想，要想废约再战，也只有迁都一条路了，所以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力争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说“可不必”，这样，光绪帝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孙毓汶等强词逼迫，顿足流涕地在条约上签了字，批准了 《马关条约》。

锐意维新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举国震惊，人们愤慨悲痛，为堂堂天朝而叹息，形成了“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悲壮局面。在时代的逼迫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逐渐高涨，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统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强之术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波涛的冲击下，光绪帝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机的时期。

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批准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大清王朝的权益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的深渊。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为什么竟会败于“弹丸小国”之手?这一问题始终困挠着他，使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列强又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更使光绪帝心急如焚，忧心忡忡，感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危机。严酷的现实，使光绪帝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弱不敌强。他认识到，要想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报仇雪耻，保护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就必须发愤自强，增强实力。

中国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强?对此，光绪帝虽有满腔热忱，但却不知从何下手。这时，翁同龢再一次充当了光绪帝的指路导师。翁同龢自任光绪帝的师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绪帝培养成“明君”。但在甲午战争以前，他的努力还局限在中国传统之内，主要是按传统的东西训导和影响光绪帝。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积极主战，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翁同龢十分震惊，他认识到，光靠祖先的遗训是无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变化较快，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统人物变成颇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绪帝面前陈述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及其主张。事实上，光绪帝最初就是通过翁同龢等人才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翁同龢等人的开导和启发，使愁闷苦恼的光绪帝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条救国的道路隐隐约约地展示在他的面前。这使光绪帝异常兴奋，他开始对了解外部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兴趣，也喜欢读新书了。甲午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的苦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昂奋和进取，光绪帝的思想正走出深谷，向新的台阶攀登。为了更多的了解外洋形势，光绪帝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国外情形的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黄遵宪的 《日本国志》，详加阅览，对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天，通过翁同龢的“代呈”，得到了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时伏案苦读，有时沉思不已，读到精彩处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称绝。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所看的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方各国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他毕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这时候，光绪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许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无法与列强相比，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 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现实，使光绪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开始破灭，对传统思想和先祖遗训开始怀疑，甚至唾弃。光绪帝对那些夜郎自大、颟顸愚昧的封建顽固派官僚开始露出厌恶的情绪，甚至把原先奉为治国之宝的经典之书视为无用之物，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命手下的人焚之。到此时，光绪帝不仅有救国的热诚，而且找到了救国的道路，那就是变法维新、决心要仿照外国来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但这时候，光绪帝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有众多顽固派的阻挠和抵制。光绪帝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改革，谈何容易! 为了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把变法愿望付诸事实，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 (1898) 春、夏之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绪帝冲破顽固派的阻挠，打通同康有为等人的联系。前此，由于顽固派的干扰，康有为的 “公车上书”以及前几次上清帝书，光绪均未得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帝见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便十分赞赏。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侵占胶州湾，形势危急，康有为写了《上清帝第五书》。虽然光绪帝并未得到，但却有所耳闻，故引起他的极大关注。光绪帝想亲自召见康有为，可是遭到顽固大臣的反对，恭亲王奕訢说： “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能召见。”光绪帝的愿望未能实现。不久，光绪帝就看到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在《上清帝第五书》 中，康有为以极其沉重忧伤的语调指出，如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日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就有可能重演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悲剧。康有为的论断在光绪帝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光绪帝赞赏康有为的忠肝义胆，更激起了他变法图强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即给总署诸臣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要即日呈递，不得阻格。这就初步打通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联系。其次，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帮助他们迎击顽固派的破坏。面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顽固派如丧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针对顽固派的进攻，光绪帝鲜明地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他明确表示，不实行变法，就不能立国。光绪帝不仅在舆论上支持了维新派，而且支持康有为等人实际变法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梯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认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到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想现在还不到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绪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 《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 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 以 “五帝二王，不相沿袭”为根据，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向上，发愤为雄。自 《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到八月初六日变法夭折，共计103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180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11条谕旨。从所发布谕旨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国家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主要有： 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 开办学堂、发展近代教育; 鼓励士民上书言事; 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留学; 发展近代工农商业及交通运输业; 奖励发明创造; 整顿民事，改革财政; 整顿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等。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犹如一声炸雷，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员士大夫，拍手称快，积极响应，争谈变法，他们从光绪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他们不学无术，因循守旧，鼠目寸光，只知图高官厚禄，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置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不顾，形成一种十分腐朽顽固的社会力量。如反对维新的骨干人物、军机大臣刚毅，以翻译 (翻译满汉文) 秀才起家，后得西太后赏识，累迁至枢要。可是他迂腐到极点，文墨不通，甚至连八股文也作不好，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他称虞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如本音(应读yao尧音)，读瘐死为瘦死，聊生为耶生。有人作了一首诗嘲笑他： “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这样的人，只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可能真正图强，为国为民出力。光绪帝要变法改革，不仅撞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触及到这些顽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对。所以，光绪帝和维新派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国大地上变成现实，不能不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搏击和斗争。

变法刚刚起步，即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为了控制变法的势头并为以后绞杀维新运动准备条件，先法制人，给变法泼了一盆冷水。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绪帝发布谕旨，宣布：一，以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回籍; 二，规定以后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员都需向西太后谢恩;三，将王文韶调进中央，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这些谕旨的实质就在于，使西太后控制官吏的任免大权，加强顽固守旧力量，削弱光绪帝的权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对西太后的压力，光绪帝也采取了对策。第二天 (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召见的地点就在西太后的身边、颐和园的仁寿殿，同时被召见的还有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二十八日晨，康有为到了仁寿殿，一阵寒暄后，即切入正题。康有为沉痛地对光绪帝说：“现在四邻交迫，分割将至，覆亡无日。”听了康有为的话，光绪帝深有感触地说：“这都是守旧者导致的呀!”康有为又说： “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守旧可致祸败，就应该尽变旧法，维新更张。”光绪帝也同意康有为的意见，说： “是啊，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有为见光绪帝和蔼可亲，精神不再紧张，激昂地说：“对于变法之事，臣曾经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损益，力求实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心变法，可备采择。”光绪帝很欣赏，说：“你的条理甚是详细。”康有为反问说： “皇上既然知道，为何久无举动?”光绪帝不安地看看窗外，深深长叹了一声： “朕受到种种掣肘，如何是好?”康有为心中也明白，光绪帝受到西太后的压制，对此他早有考虑，就说：“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但择要以图，也足以救中国了。至于老耄守旧大臣，则不能依倚他们变法。请皇上勿去旧衙门，只增置新衙门; 勿黜革旧大臣，只擢用小臣，多召见贤俊之士，不必加官，只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就足够了。”光绪帝听到这里，心中一亮，他想，只要不强行罢免旧大臣，只擢用小臣，就会减少来自旧大臣的阻力，想到这里，光绪帝提高了声音，说： “好!”其后，康有为又向光绪帝陈说了废八股，修铁路、译书、游学等事，光绪帝都表示同意。当天，光绪帝就命康有为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折奏事。

随着变法的发展，光绪帝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围绕着变法的主要内容，两者的斗争全面展开。

在行政制度方面，光绪帝、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开设制度局的问题上。康有为要求设立制度局的想法由来已久，光绪二十四年 (1898) 春天，他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了具体和详细的方案。康有为鉴于当时的形势，提出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要求在内廷设制度局，总揽变法事宜及大纲，其下分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12局，以分其事。在地方上也适当变更，各道设一民政局，每县设一民政分局，给其专折奏事的权力。康有为的目的是想为变法运动建立起一套指挥机构，形成一种与原清王朝统治体系平行的政治机构，以独立领导变法运动。光绪帝看到这个方案后，表示支持，让总理衙门议行。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当时尚未被革职)，御史杨深秀、宋伯鲁，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都认为开设制度局很有必要。而顽固大臣们意识到开设制度局会威胁自己的权力，所以极力反对，对光绪帝的旨意肆意搪塞，《明定国是》诏颁布以后，光绪帝再次下旨，敦促总理衙门速议。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人上奏，说清王朝法制齐备，尽善尽美，不必另设制度局，驳回了康有为的建议。光绪帝忍住心中的恼怒，再次命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复议，结果又被奕劻等人以变易内政，事关重大为由顶回。顽固派屡抗圣旨的狂悖行为，使光绪帝大为震怒，他召见张荫桓，斥责说：“你们总是驳回康有为的奏议，一件事都不想办吗?”张荫恒说： “此事重大，非臣数人所能决，请再派枢臣会议。”无奈，光绪帝亲笔谕令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切实筹议，不得空言搪塞。在光绪帝严令催促下，顽固派也十分强硬，有人公开叫嚣：“开设制度局就是废我军机，宁可忤旨，也不能开设制度局。”最后，顽固派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办法，对设制度局提出了变通办法。军机大臣世铎等人上奏，让光绪帝从部院当中挑选有才干的人，听候召见，以备任使，以此来代替制度局;举办附属于总理衙门的矿务、铁路总局统理学校、铁路、商务各项，以代替十二局; 在地方上，以整顿吏治的办法来代替民政局。经过他们的“变通”，使康有为的建议变成了虚文。光绪帝虽然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设制度局的目的没有实现。

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光绪帝同守旧大臣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是否废除八股文的问题上。八股文是自明代沿袭下来的一种死板僵化的科举考试文体，禁锢人们的思想，桎梏人们的才智，起到十分恶劣的作用。早在维新变法以前，就有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了八股取士的弊端，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办法。康有为在宣传变法的过程中，也把废八股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时候，康有为就曾提出过废除八股的主张，光绪帝表示同意。监察御史宋伯鲁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九日)，上呈了康有为所拟的请废八股的奏折，光绪帝态度坚决，为了避免顽固派的阻挠和拖延，决定不经过部议，立即令枢臣拟旨执行。可是，光绪帝的这一断然决定，也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军机大臣刚毅对光绪帝说：“八股考试是祖辈所定制度，不可这样轻易地废掉，请皇上下部议。”光绪帝气愤地说：“部臣只据旧例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没有必要再议。”刚毅威胁说：“此事重大，八股文已行数百年，不可立即废除，请皇上三思，请懿旨后再行。”光绪帝心想，不能得罪西太后，否则对变法不利。为了达到废八股的目的，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请示西太后，西太后假意应允。光绪帝抓住这个机会，于五月五日发布上谕，改八股而试策论。从光绪帝的思想状况而言，所谓废八股，改试策论，不可能彻底干净，尚带有一条妥协的尾巴。表现在考试内容上，就是中西混杂，新旧兼用。即便是这样，也引起了极强烈的震动。试想，当时有数以万计的秀才，以百万计的童生，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封建文人，他们煞费心血，耗尽青春，就指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现在废除八股，他们前功尽弃，不就成了废人了吗?所以那些反对改革的守旧大臣以及那些想靠八股来取得功名利禄的封建文人，群起而攻之。面对这种局面，光绪帝义无反顾，顶住各个方面的压力，并用行政手段惩处了一些十分猖獗的守旧官僚，以维护现已取得的成果。到七月初，光绪帝再次颁布谕旨，郑重宣告： 各项考试，改试策论，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经过两个月的争论，光绪帝在维新官员的支持下，终于冲破了顽固派的种种阻格和刁难，达到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目的，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

光绪帝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也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在改革的过程中，光绪帝对民间着书、制器和举办工、矿、交通、商业等十分重视，多次下谕指出，对各省士民着有新书，创行新法，制造新器而果有实效者，要进行奖励，创造新器者准其专利售卖。并多次谕令各省督抚，要体察商情，保护商民。可是，光绪帝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大都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冷遇。直隶总督荣禄静坐迟玩，毫无反应。两广总督谭钟麟也置若罔闻。因此，光绪帝的经济改革措施，在绝大部分地区都未得到切实地贯彻和执行。

到光绪二十四年 (1898)七月中旬，变法已进行了近3个月，光绪帝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在这期间，光绪帝尝到了改革的酸辣苦咸，也感受到了守旧派的愚昧和狡诈。但是，他知道，改革变法的事业不能停止，必须继续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在七月中下旬，光绪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变法运动推向深入。

首先，废除旧衙门，严厉打击顽固分子的破坏行为。变法开始的时候，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只增新衙门，勿废旧衙门。可是顽固派的干挠破坏，使光绪帝十分恼火，他认为有必要对守旧大臣进行警告和处置，所以光绪帝冲破了“只增新、不黜旧”的框框，果断地向封建旧官僚体制开刀，裁撤闲散机构和冗员。七月十四日，光绪帝颁布谕旨，把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等衙门裁撤掉，并把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闲置的东河总督、粮道、盐道一并裁撤，同时宣布，上下冗员也一律裁撤尽净。并严词警告内外诸臣，不准敷衍了事，多方阻挠，否则定当严惩，决不宽贷。光绪帝的大胆举措，使清朝的守旧官僚们惊心动魄，人心慌慌，都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有的甚至被吓得大哭不止。

事隔两天，光绪帝为了进一步打击顽固势力，光绪帝利用礼部守旧派阻挠王照上书言事的事件，加强了对守旧势力的攻势。王照，字小航，进士出身，当时任礼部主事。他遵照光绪帝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的谕旨，具折上奏，要求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代奏，结果被拒绝。王照又请求礼部侍郎堃岫、溥颋(ting)代递，结果也被顶回。王照性情勇直，据理力争，怀塔布等人不得不答应代奏。可是他们问光绪帝代呈王照的奏折时，又加进他们的一份奏疏，恶毒攻击王照，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光绪帝看后，几次发布谕旨，重申允许和保护士民上书言事的宗旨，一方面赞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堂官候用，以示奖励。另一方面，光绪帝提出将怀塔布等人议处。顽固官僚、大学士徐桐连忙应奏，为怀塔布等人减罪，他说：“查律载，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光绪帝没有被徐桐等人所动摇，发布谕旨，痛斥怀塔布等人阻止上书、违抗圣意的恶劣行为，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均即行革职。随后，光绪帝再次颁布谕旨，强调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的重要性，命各部院堂官以及各省督抚要及时代呈，不得阻格，倘若稍有阻格，立即严惩参办。这些都打击了守旧派的狂悖行为，为士民上书言事提供了条件。

其次，提拔维新人才，加强变法的力量。在罢免礼部堂官后的第二天 (七月二十日)，光绪帝采取了两项任人措施：一，任命汉军都统裕禄、仓场侍郎李端棻署礼部尚书;内阁学士寿耆、原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署礼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原通政司通政史萨廉署礼部右侍郎。后又补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为礼部左侍郎。其中，李端棻，徐致靖、王锡蕃、阔普通武等四人是积极支持或倾向变法的，其他三人基本上是守旧人物。光绪帝这种安排反映了愿望和现实的矛盾。他既想把维新人物安排进中央重要机构中去，但又要作些策略上的考虑，以便得到西太后的批准。二、分别诏谕任命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虽然这四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认识不尽一致，但却都有变法愿望，尤其是谭嗣同，更是坚定的变法维新人士。此后不几天，在康有为、徐致靖的筹划下，光绪帝颁布谕旨，设置三、四、五品卿和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并按品给予奉禄，待缺出按品录用。这样，光绪帝就可利用新设置的卿和学士来任命官员，可以摆脱西太后的直接控制，给维新人士参政提供一条途径。

再次，光绪帝准备模仿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设议院，兴民权本是康有为等宣传变法时的重要内容。但是变法开始以后，鉴于严峻的现实，康有为放弃了这一主张。光绪帝对设立议院有一个认识过程，逐渐有实行的想法。对此，顽固派既恨又怕，百般劝阻。大学士孙家鼐危言耸听地说： “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帝曾决然回答说：“朕只欲救中国，若能拯救黎民，朕虽无权又有何妨?”七月下旬，光绪帝想把设议院的主张付诸实施，康有为劝他说：“现在守旧之徒充斥朝廷，万不可行。”光绪帝想了想，认为康有为的建议有道理，于是表示同意暂不设立议院，待数年后有机会时再开设。此后，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准备开懋勤殿。其目的在于把维新的骨干人物集中在一起，并聘请国外政治专家，以便议论制度，全面筹划变法事宜，成立起变法运动的最高指挥中心。

可以看出，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中下旬，光绪帝拿出了自己最大的勇气，大胆推进变法的进程，维新运动向纵深发展。可是，变法的深入，使光绪帝和顽固派的矛盾日益尖锐，更为重要的是，光绪帝的改革行动，也激怒了一直待机而动的西太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罢免怀塔布等人后，顽固派大臣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西太后出面制止光绪帝。怀塔布的妻子经常在颐和园侍候西太后，深得西太后的喜欢，她利用这种机会，多次哭哭啼啼，请求西太后的庇护。有一天，光绪帝照例到颐和园向西太后问安，西太后满面怒容，厉声说道： “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轻弃; 如今你以远间亲，以新间旧，依靠康有为一人而乱家法，何以面对祖宗?”光绪帝分辨说： “祖宗若在今日，其法也不会与以前一样;儿臣宁愿坏祖宗之法，也不愿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西太后心想，不能再让光绪帝干下去了，自己收拾局面的时候到了。于是，西太后便和其亲信开始了紧张的密谋活动。他们一面大造舆论，散布紧张空气，一面加紧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发动政变。遵照西太后的旨意，荣禄密调聂士成的武毅军进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附近的长辛店，蠢蠢欲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西太后等人的进逼，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机，于是便同维新派一起，也加紧制定对策。七月三十日，光绪帝给康有为一个密诏，让他和谭嗣同等迅速筹划，设法相救。可是光绪帝和维新人物既没有实权，也无军队，因此显得十分软弱，当即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八月初一、初二日，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帝先后两次召见袁世凯，加官进爵，极力拉拢，幻想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来保护自己，保护维新事业。可是，狡诈的袁世凯并没有明确表示真心诚意地为光绪帝效劳。至此，光绪帝也认识到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将来的维新事业留下组织力量，光绪帝于八月初二日密谕康有为，说：“你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你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望你爱惜身体，善自调养，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这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也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做积极的努力。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袁世凯假意答应。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又接见了来华游历的日本前首相伊滕博文，希望他帮助自己。当天，光绪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保卫圣躬。可以看出，光绪帝以及维新派在紧急关头，病重乱投医，没有拿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急办法。相反，西太后及其亲信却做了大量的准备，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在这新旧较量的关头，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雪上加霜，又给光绪帝等人捅上了一刀。八月初五日，袁世凯被召见以后，立即乘火车赶回天津，把光绪帝及维新派的谋划全盘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车赶到北京，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听到荣禄的报告后，十分恼怒，她痛恨维新派，更痛恨光绪帝，恨不能立即处置他们。第二天黎明，西太后带人直奔光绪帝的寝宫，光绪帝知道事情不妙，慌忙出来迎接，西太后也不理睬光绪帝，命人搜查光绪帝的寝宫，把全部奏章席卷而去。然后怒斥光绪帝说：“我抚养你20余年，你竟听小人之言要谋害我?”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面色发白，慌忙回答： “我无此意。”西太后唾了光绪帝一口，说： “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有你吗?” 当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谕旨，重新让西太后训政。随后颁布谕旨，捉拿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政变以前逃出，幸免于难。八月十三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扬深秀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光绪帝及其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就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绞杀了，光绪帝的变法图强方案也就被无情地摧毁。随之，光绪帝也就进入他一生中最苦闷和痛苦的时期。

抱撼而终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帝生活境遇更加恶化了。为了彻底消除光绪帝的政治影响，西太后曾连续三次对光绪帝组织围攻和斥责。八月初六日即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当天，西太后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顽固守旧大臣，令光绪帝跪在案旁，并置竹杖于座前，如同审讯一般。她质问光绪帝说：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为，各位大臣，皆我多年历选，你怎能任意不用。你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面对西太后的斥责，光绪帝虽然不敢顶撞，但也不想忍气吞声，他为自己分辨说：“我自己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为了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是听信康有为之法。”第二天，光绪帝再次被西太后等人围攻，西太后还逼迫光绪帝颁布捉拿康有为的谕旨。第三天(八月初八日)，西太后组织顽臣，将光绪帝寝宫、书房等处的奏疏文稿拿出来，逐条批驳，要光绪认罪。此后，又把光绪帝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囚禁起来。

瀛台是中南海中的一个人工岛屿，四面环水，一面设有板桥，以便出入。西太后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选派20多名太监轮番看管。太监每天送“御膳”的之后，就架起跳板，走进瀛台，“进膳”之后，便撤掉跳板。光绪帝只能望水哀叹，不能离开瀛台一步，为此他曾写下“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生活在瀛台的光绪帝，接触的都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太监，所到之处，无非是瀛台上的几座殿阁，没有什么乐趣，更重要的是光绪帝还忍受着图强变法失败的痛苦，苦苦思恋着自己心爱的珍妃。他在看《三国演义》时，往往哀叹： “我还不如汉献帝。”光绪帝无法排解自己心中的闷气和怨恨，有时往往把太监作为自己的发泄对象，经常对他们发脾气，罚令长跪，还天天书写袁世凯的名字，以表达自己的怨恨之情。贵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成为一名不见天日的囚徒。

其实，按照西太后的意愿，何尝不想彻底废掉光绪帝呢? 只是迫于外界的压力，不敢冒然行事，所以才把光绪帝押入孤岛。可是西太囚禁光绪帝一事，不仅引起国内舆论的哗然，而且也引起各国列强的注意。列强各国感到，西太后的复旧很有可能使中国回到排外的时代去，与其如此，还不如支持开明的光绪帝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他们对光绪帝的处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英、日驻华公使极力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并再三要求觐见光绪帝。英国在华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抨击西太后，赞扬光绪帝。这一切，都给西太后很大压力，使她不敢断然对光绪帝下毒手。但她一直担心光绪帝的存在会威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忍气吞声地寻找机会实现她的废帝阴谋。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冬，西太后及其党羽看到外界的反应有所平息，再次掀起了废帝狂潮。端郡王载漪、承恩公崇绮、大学士徐桐等人，摸透了西太后的心理，想趁机捞取更大的权势和尊荣。于是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积极策划废帝阴谋。这时，原来积极主谋废立活动的荣禄，恐怕骤然废掉光绪帝会引起外界的不满，尤其是怕触怒了列强，后果不好收拾。年底，荣禄和西太后一起，共同策划了一个废立阴谋。荣禄建议，光绪帝没有皇子，可以择一个宗室近支之人，过继给同治帝做皇子，立为大阿哥，以便慢慢地篡夺帝位。西太后对荣禄的建议十分满意，于是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十二月二十四日，西太后把王公大臣召集起来，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朱谕，正式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以备将来继承帝位。接着，便把溥儁接入宫中，辟弘德殿为其书房。这样，光绪帝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可是，立大阿哥之事公开以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不满。各地官绅士庶纷纷反对，揭露西太后 “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的阴谋，表示愿与光绪帝共存亡，甚至南洋各埠及美国旧金山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总理衙门，表示反对。同时，美、日、英等国驻华公使也纷纷表示要出面干涉，拒不参加清廷举行的立大阿哥典礼，给西太后施加压力。故此，西太后虽然立了大阿哥，却迟迟不敢废掉光绪帝。

正当西太后为废掉光绪帝而忙碌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以武力干涉，爆发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于是，在对待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尤其是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和问题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光绪帝忧心忡忡，虽身陷囹圄，但却及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日，西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到场的有大学士，六部九卿，光绪帝也奉西太后之命到场。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极力主张议和，而载漪等人却从自己的私欲出发，说： “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竭力煽动对外宣战，两者相持不下。光绪帝则说：“人心何足恃，只添乱罢了。现在人人喜言兵，然而甲午中日之役，创钜痛深，可引以为鉴。况且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联合而谋我，怎样才能抵御呢?”分析完利害得失后，光绪帝断然说： “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的道理。”五月二十一日，西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一开始，西太后便怒气冲冲，她对列强各国庇护康有为等，干涉自己的废立活动十分不满，积怨甚深，所以一向对外妥协的西太后，现在却决心对外开战了。她说：“今天的事，各位大臣都看到了，我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得已而宣战; 然而成败未可知，如果宣战之后，江山社稷仍无法保全，诸公当谅解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人。”西太后话音刚落，载漪等人立即应声附合，大谈宣战。光绪帝心中十分焦急，他想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想到这里，光绪帝再次表示异议，他说：“战不是不可言，但中国积弱，兵不足恃，用乱民孤注一掷，会有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耐心地分析说： “人心只是空言罢了，虚而不实。至于说乱民，都是乌合之众，未经训练，一旦上阵，在枪林弹雨之中，以血肉之躯抗击敌人，怎么能持久?所以，不要以民命为儿戏!”西太后听了光绪帝的话，心中老大不自在，但她没有正面反驳，质问光绪帝说：“依你之见怎么办呢?”光绪帝回答说：“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决没有一国能敌七八个国家的道理。现在，只有停战议和才是上策，其次就是迁都。”由于两者争议不休，所以这次会议仍未能就和战问题作出决定。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三次御前会议，西太后及载漪等人控制了局面，大喊大叫，不可一世，决意向列强宣战。光绪帝看到无法挽回，欲言又不敢言。他拉住许景澄的手，沉痛地说： “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了。”我们知道，光绪帝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一意主战，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那么他在义和团时期为何力主求和呢?这主要是从中外力量的悬殊考虑，虽然光绪帝的主和也并非什么高明的见解，但起码在了解外情这一点上比西太后等人高明一筹。

西太后等人不顾光绪帝等人的反对，一意孤行，盲目主战，于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颁布了对列强的宣战上谕。然而西太后等人既没有御敌的力量和本领，也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结果清军节节败北，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西太后只得仓皇出逃。当西太后逃出北京之际，光绪帝要求留下来，以便同外使面谈，收拾残局，并乘机摆脱西太后的控制。可是未被西太后应允，只得随西太后出逃。在逃亡的过程中，光绪帝所到之处，凄凉萧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痛恨列强的侵略，更加怀念自己的变法维新事业，也更加怨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他每到一处，往往画一个龟，在龟背上填写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然后再取下来剪碎，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来发泄自己胸中的闷气。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七月二十五日，经西太后批准，李鸿章、奕劻等人与各国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十一日，光绪帝随西太后回到北京，当他看到被列强破坏后的京都情景时，立即感到一种无法排泄的耻辱，感到不可遏止的愤怒。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 “外国人如此闹法，怎么了! 怎么了!”发出凄惨的呼唤声。

面对国亡无日的残酷现实，光绪帝多么渴望自己能够独掌大权，继续推行新政啊!然而，自幼养成的怯弱秉性使他无法摆脱西太后的控制，相反，为了自己的安全，只得屈从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可是，即便是这样，光绪帝也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光绪帝仍然朝夕研读书籍，尤其留意有关西学的书。而且，光绪帝还坚持每日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虚心向人求教，持之以恒，因此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可是，政治上的挫败，生活中的不幸，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和郁闷之中，整日忧心忡忡，焦虑不安，这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光绪三十四年(1908) 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抱着自己终生的遗憾在瀛台涵元殿病逝，终年38岁 (虚龄)。

光绪帝死后，葬于崇陵，庙号和谥号为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