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宗元昊

景宗元昊 

元昊，小字嵬理，西夏语“惜为嵬，富贵为理”。元昊出生的那一年，他祖父李继迁同吐蕃大首领潘罗支作战负伤死去。他的生母卫慕氏是银州党项大族之女，传说其父德明携卫慕氏出游贺兰山时，卫慕氏夜梦白龙绕体，由此得孕，怀胎12个月始生元昊。元昊降生时，“啼声英异，两目奕奕有青光”，不同凡人。《宋史·外国传》上说他“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还说他长得圆脸高鼻，身长五尺余。少年时喜欢穿长袖绯衣，戴黑冠，爱佩戴弓箭，出门时骑着骏马，由随从步卒打着青色的伞盖，举着两面大旗，带着百余名骑兵，列队而行，威风凛凛，简直是个形象鲜明的英俊少年。就连宋朝的边帅曹玮在见到派人偷画来的元昊图像时，都不禁赞叹：“真英物也!”他“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熟读《野战歌》、《太乙金鉴诀》等兵书，书桌上常置法律书籍，是个有文化修养的太子。甘州一仗，他领兵袭破回鹘夜落纥可汗，威名大噪。就是这个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富有传奇色彩的元昊，成为西夏史上称帝建国的第一人。

一、立志王霸

元昊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德明继任了定难军节度使的职位，德明奉行联辽睦宋政策，使党项部落得到了相对安定的环境。然而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中成长起来的元昊，却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性格。

元昊十几岁时，看到李德明派使臣带马匹、骆驼等与宋朝换来物品不合心意，竟然一怒之下将使臣斩首。元昊既不理解父亲的睦宋政策，又对父亲这样擅杀使臣非常不满，就对德明说：“我们党项历来以从事鞍马为业，现在你用自己急需的马匹去换取宋朝的不急之物，已经不是良策，而你又要随便杀人，这样下去，还有谁肯为我们所用呢?”德明听了元昊这番话非但不恼怒，反而觉得儿子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见识，感到很高兴。从此对元昊格外器重，让他参与一些军机大事。

长大后的元昊，在性情脾气上酷似他的祖父继迁。他对德明向宋称臣的卑躬屈膝尤其反感。有一次，父子俩为此进行了一场争吵。德明觉得有必要开导儿子，使他知道审时度势的重要，就用浅近的话语来激励儿子，说：“我们西夏从你祖父起，由于连续多年与宋朝打仗，已经很疲乏了。自从停止战争近三十年来，我们的部属都能穿上宋朝来的锦绮，这是宋朝的恩情呀! 你可千万不能忘恩负义。”血气方刚的元昊一点也不服，他反驳说：“穿皮毛做的衣服，放羊牧马，这是我们党项族的本色，何必要按宋朝的习惯来改变我们自己呢?作为英雄人物的一生，应当去追求称王称霸的大事业，何必只看到一点点锦绮呢?”他还劝说德明： “我们部落日益繁实起来，只靠我们自己的财力，是远远不足的。如果失去了部众，那么靠谁来守卫我们的邦土?不如将从宋朝那里得来的俸赐，来招养我们党项的族众，练习弓矢，这样，小则可以四行征讨，大则可以侵夺疆土，使我们全族上下丰盈富足，这才是最好的策略。”少年元昊就是这样敢于向父亲表示不同的看法。但是德明没有采纳元昊的意见，因为按照当时的北方形势，元昊的意见无疑是操之过急了。

明道元年 (1032) 十月，德明死去，28岁的元昊以太子的身份，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父亲的地位。

二、西掠北收

德明时期的势力范围虽然包括了从河套到祁连山的广大地区，但是由于这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多以游牧为生，比较分散，不易管辖，实际上有的部落并不真心归附德明。德明为报杀父之仇，曾一举袭杀吐蕃首领潘罗支，并乘胜收回被潘罗支之弟厮铎督所占的凉州。然而潘罗支兄弟所领六谷部的其他部众却投奔了另一个吐蕃部族唃厮啰。

唃厮啰是吐蕃赞普的后裔，他们主要活动在青海的湟水流域，这里正好位于党项的西南面，又与宋朝相邻，是个敏感的地区。宋朝为了利用唃厮啰的势力牵制元昊，曾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唃厮啰为了抵抗党项的侵压，也向宋朝表示归附。元昊担心唃厮啰与宋朝联合将难以对付。于是唃厮啰就成为元昊扩大地盘的心腹之患。元昊对吐蕃的河湟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企图重惩唃厮啰，但是数战均告失利。明道元年(1032)，元昊初立，就命大将苏奴儿带兵两万五千进攻吐蕃的猫牛城(今青海西宁东北，大通河东南)，谁知不仅被吐蕃击败，连大将苏奴儿也赔了进去。元昊大怒，亲自领兵再次围攻猫牛城，吐蕃兵坚守不屈。元昊攻城一月余仍不得手，就诈称议和，赚开城门，党项兵蜂涌冲入城中，烧杀掳掠。三年后，元昊乘唃厮啰内乱，进围青唐城，激战二百余天，双方损失惨重，元昊只好撒军，但是大军半渡宗哥河中时，被吐蕃兵决水冲淹，党项兵被漂没者不计其数。同年十二月，元昊又攻河湟，唃厮啰坚守鄯州 (今青海西宁境) 不出。元昊军渡河时在水浅处插标为记，以作返军之用。但唃厮啰却机智地派人将标记移至水深处，当元昊退兵时，士卒纷纷误入深水，被溺死无数。多次失利，使元昊再不敢轻举妄动。景祐三年(1036)，元昊乘唃厮啰再次内乱，施用离间计诱使吐蕃另一首领郢城俞龙归附，并结为儿女亲家。这样，唃厮啰势力大减，只好迁居历精城。至此，元昊削弱唃厮啰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解决了吐蕃的问题之后，元昊接着就挥师西进，攻取回鹘的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 (今甘肃敦煌)、肃州 (今甘肃酒泉)，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

这样，从李继迁开始的 “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雄图，在元昊手里完成了。

三、建国称帝

元昊继位时，接收了他父亲惨淡经营二十多年的摊子。从外部环境来看，辽和宋对党项继续奉行笼络政策。当元昊派报哀使到辽时，辽兴宗耶律宗真即派宣徽南院使萧从顺等持封册到兴州，封元昊为夏国王，并给予厚赐。当元昊的告哀使到达宋都开封时，宋仁宗不仅下诏“辍朝三日”，表示哀悼，还亲自同皇太后换了素服到幕殿为德明祭奠，表示了很高的礼遇。

但是，元昊并不想俯首贴耳地臣服宋和辽，尤其对宋朝，他探知宋仁宗像宋真宗一样，是个软弱的皇帝，就更加大胆作为，毫无约束了。

宋仁宗除了以隆重的礼节祭奠德明之外，还派出工部郎中杨告等为旌节官告使，授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这些封衔，比起德明来，并不高多少，也不在元昊眼里。因而，当宋使进入兴州地界后，元昊故意拖延，不去迎接。在接待宋使时，也不以臣礼，甚至在宣读宋仁宗诏书时立而不跪。经宋使再三催促，勉强跪拜后，还愤愤不平地对左右大臣说：“这是先王铸下的大错呀!使我们有了自立的国家反而去臣拜于别人。”在宴请宋使时，他预先布置，在屋后弄出锻击兵器的声音来吓唬宋使，使宋使非常难堪。元昊这样做，目的不仅是表示自己的愤恨，而且企图激怒对方，从此反目。然而，宋使杨告等此行惟恐完成不了宋仁宗交给的使命，因而处处小心，一再克制，不敢得罪元昊。

从内部条件来看，元昊自身的地位相当稳固，他在党项贵族集团中的威信很高，他经常表现要自立称帝，建国图强的欲望，在族内几乎没有阻碍。再说德明活着时，已经为称帝建国作了许多准备，元昊新立，锐气正盛，就顺势推动，加快称帝的步伐。

元昊的称帝建国措施，与其父德明不同，他不像德明那样一味地仿照汉族地主王朝的文物制度，而是特别注意保存和发展党项民族本身的文化特色。

首先，元昊在他即位的当年(1032)就下达“秃发令”，规定党项部众一律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并且自己率先实行。这项强制性的命令非常严酷，限期三日，不服者处死。秃发令一下，整个部族上下简直有留发不留头之势，逼得党项部众一时间争相秃发。其实党项羌原来的风俗是或披发或蓬首，发式上并不严格一致。但是元昊自认为是鲜卑拓跋的后裔，鲜卑人曾有过秃发的习惯，而且鲜卑族在历史上确曾有过光彩的日子。为了表示对祖先的怀念，也为了表示图强的决心，他决意推行这项并不高明的强制命令。

发式一改，服饰也随之变动。他自己的打扮是穿白窄衫，戴红里毡冠，冠顶后面垂红结绶。这样红白两色相映，鲜艳华贵。他规定文官必须戴幞头、着靴、穿紫色或红色衣服，执笏;武官必须按官位的高低，戴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等不同的冠帽，衣服则穿紫色襕衫，下垂金涂银束带，垂蹀躞，着靴;身上还须佩带解结椎，短刀、 弓矢;乘马须用皮鞍，垂红缨。低级官员不戴冠， 无官职的党项百姓则只准穿青绿色衣服。这么一来，文武，尊卑就全从服饰上区别出来了。

其次，元昊颁布了自己的年号。本来，党项没有自己的年号，由于他们臣服于宋朝，只用宋朝皇帝的年号，表示奉宋朝正朔。元昊先是借口宋朝的明道年号，犯了其父德明的名讳，于是宣布在党项境内将“明道”改为“显道”。不久，他又接受谋臣杨守素的建议，“要必建元表岁，以示维新”，就下谕告，将显道三年改为开运元年，还实行“大赦国中”。刚改号不久，他听说开运年号与五代时后晋的末朝皇帝石重贵灭亡时的年号恰恰相同，觉得很不吉利，又迫不及待地将开运改为广运，于是广运就成了元昊的正式年号。

如果说这些改发式，改服饰，改年号等做法，仅仅表现了元昊自立为帝的雄心，那么，元昊创制党项民族自己的文字—— “蕃书”就不单纯是独立的国家政权的标志，而是对党项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了。

元昊继位后，亲自谋划创制党项文字，他命令大臣野利仁荣等人参照汉字，加以演绎，编成十二卷“蕃书”。这种文字在形体上注意运用汉字形体构造的“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种构字原则，但会意字较多，象形、指事、形声字较少，笔画比汉字繁复，撇、捺等斜笔多，无竖钩。它的特点是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和左右互换字比较丰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党项文字。元昊对党项文字的创制极为重视，在蕃书造成后，即宣布为“国字”。颁行之日，举国庆贺，并将广运三年改元为大庆元年。元昊特别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选拔党项人和汉人入院，负责将国中通行的文告，诰牒都译成“蕃书”。在对外的文书中，同宋朝往来的公文，一律中书汉字，副写蕃字，副之以对方文字。元昊还专门组织人员，到民间教习蕃字，大力推广。经过多年的使用，蕃书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如同汉字正、草、隶、篆书体的固定体式。西夏文字的创制，不仅使党项族的文化得到发扬光大，而且在中国历史的文献记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无疑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一份丰厚的财富。

元昊对弘扬党项民族的文化，有个比较完整的设想，突出了崇实的作风。他对党项族的音乐礼仪也进行了改革。党项族的乐器，除了早见于史籍的着名“羌笛”，还有琵琶、箫，并以击缶为节。处于 “丝绸之路”上的党项民族，具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融汇了东、西方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由于久居夏州，不免较多地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在礼乐中“犹有唐代遗风”。元昊觉得这种风气过于华丽浮夸，不足为法，他提倡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精神来进行改革，他规定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京”等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并下令全国实行，有不遵者，格杀勿论。此令一出，国中风气大变。这个措施，在元昊的主观目的来说，当然仍是为了崇尚本族特点和表现自立图强的倾向，然而在客观上，当国家新立时，提倡简化的礼乐制度，树立朴实的作风，对于政治的安定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

称帝建国的主要工作在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设施。元昊在这些方面，完成了几件大事：

(一)建都兴庆府。元昊将德明时代的都城兴州改为兴庆府，作为首都，并仿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加以扩建。

(二) 定官制。元昊参照宋朝官制设立了文武两班朝官，官职和官名大多模仿宋朝，如中书省，枢密院、三司等分掌政治、军事、财务等大政。中央官员不分党项人和汉人都可担任。不过官职名都有所谓“蕃号”，即党项语的名称，如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等等。

(三)建军队。元昊生长于戎马倥偬之中，深知军队建设的重要，党项原有的兵制是氏族部落武装发展起来的，带有军事民主的传统色彩，显然不能适应进一步扩张的需要。元昊在收复河西走廊之后，就着手整顿军队。他规定党项男子15岁即为丁，每二丁出一兵。兵士分“正军”和 “负赡”，正军是正式的健壮战士，担负作战任务; “负赡”是随军服杂役，一个“正军”加一个“负赡”成为一“抄”，“抄”是军队的最小单位。这样组成的军队，既有作战能力，又有后勤供应能力。“正军”能配给“长生”马、驼各一匹，若马、驼死亡要赔偿。各级军官也有多少不同的配给。元昊的军队分步兵、骑兵、炮兵、“擒生军” (后勤和警卫部队)、侍卫军等不同兵种，他自己有5000名擅长弓马的豪族子弟组成的侍卫亲军。在军队的驻防上，他将全国分为左、右两厢，共设12个监军司，既负责军事指挥，又承担地方防卫。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党项贵族担任，以下的各级军官则党项人、汉人均可担任。元昊建国时有兵员50余万，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军事力量，重点部署在以兴庆府为中心的三角线上，即7万人驻在兴庆府，5万人守东南的西平府，5万人守在西北贺兰山。加上左右两厢和黄河南北的四条军事防线，井井有条。在边防军中，被称为 “山讹” 的横山党项士兵最勇敢善战。

元昊在即位后的短短六年中，以快马加鞭的速度完成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个 “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党项王朝实际上已经出现在中国的西北部，元昊建国称帝的宏图也就水到渠成了。

四、三战定乾坤

元昊大庆三年(1038)十月十一日，在兴庆府南郊筑起了高高的祭坛，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30岁的元昊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为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同时，大封群臣，追谥祖宗，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

大授礼法延祚二年 (1039) 正月，元昊派遣使臣向宋仁宗上了一道表章。表章在名义上虽然还是臣子的身份，但是口气十分强硬。元昊在追述了西夏与宋朝的历史关系和自己的功绩之后，公开宣称自己“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表达了要“建为万乘之邦家” 的坚定决心。

宋仁宗看了元昊的表章，真是怒愁参半，既气愤不已，又不敢发作，只好关照要“善遇使者”，但拒收进贡的马、驼。西夏使臣也毫不示弱，同样对等地拒收宋朝的礼物。

宋仁宗的无可奈何，使元昊的南侵野心迅速膨胀，宋夏之战是不可避免了。

宋、夏双方，按经济实力讲，显然是宋朝占优势。但是宋朝从真宗以来，一贯执行屈辱求和的政策，加上宋朝的军事力量部署，一直是重内轻外，边境的武装力量薄弱，帅无良帅，兵无精兵。而西夏则久以取得中原为目标，此时正在新国方建，锐气正盛之时。因此在宋夏战争中出现了微妙的局面。

元昊的侵宋方略，是采纳了谋臣张元的意见。张元提出： “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向争。更结契丹，兵时窥河北，使中国一身二疾，势难支矣。”所谓“使中国一身二疾”，就是“联辽制宋”，联结辽朝来箝制宋朝，使宋朝两面受敌，顾此失彼，分散兵力，有利于西夏的用兵。

宋、夏之间的敏感地带是长达二千余里的横山山脉，它由东北向西南延伸，逶迤曲折，形成一条天然的分界线，也是西夏南进的必由之路。在称帝以前，元昊就作了战争的准备，他一面发动一些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在横山的险要之地修筑了300多处堡砦，作为可防可攻的据点; 一面又利用到五台山供佛的机会，摸清了宋朝兵力的虚实，寻找宋朝兵力薄弱的地点。最后确认宋朝的鄜延路一带可以作为进攻的突破口，因为这一带“地阔砦疏”，防备不严; “士兵寡弱”，兵力不足; “又无宿将”，宋朝的延州知州范雍是个无勇少谋之辈。而且这里历来是西夏向宋进贡的通路。

西夏对宋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三次。

(一) 三川口之战：

三川口在今陕西安塞县东，是延川、宜川、经川三河的汇合处。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 十一月，元昊领兵初攻宋朝保安军，“五头项四十溜人马”遇到宋将狄青披发戴铜面具奋力抵抗，元昊自知不能得手，只好暂时撤兵，在撤兵时，命令士卒故意将粗钝的武器抛弃于途，使宋军以为夏军虚弱，产生麻痹轻敌之感。元昊调转兵马，又攻承平砦，与宋军相持六日，后听说宋朝援军已发，元昊担心后路被断，遂下令退兵。在初战不利的形势下，元昊毫不气馁，一面派人到宋境“请和”，但在文表中故意用“悖慢”的语言激怒宋朝，使宋朝不愿罢兵，将战争责任推给宋朝，一面利用 “日西先有一珥”的日蚀天象，在军中散布“吾军胜象”的流言，以此鼓舞士气，并授意亲信大臣杨守素上奏，力请元昊出兵直取延州。

取延州必先取金明塞，宋朝的金明守将李士彬本为当地党项族首领，世代仕宋，作战勇猛无比，领有18塞羌兵，近10万人马。宋朝依靠他守边，延州人称他为 “铁壁相公”。元昊对李士彬曾多次施用诱降计，均遭拒绝。又用反间计，派人持锦袍金帛和书信到金明，说是约李士彬叛宋，故意将书信让宋军拾得，使宋对李生疑。但宋朝的鄜延副都部署夏随却对此不信。元昊再施诈降计，命党项部属假意投奔李士彬，作为日后进攻时的内应。元昊还令人在阵前散布流言，说：“我们早闻铁壁相公的威名，无不胆惊坠地。”李士彬听说后就更加骄妄。元昊又用金帛官爵买通李的部下和随从，要他们相机行事。在这一切都办妥之后，元昊就利用宋朝的延州知州范雍懦弱无能，派衙校贺真到延州诈降。正处在惊慌之中的范雍喜出望外，信以为真，即放松了防御。

元昊见延州无备，金明孤立，认为时机已到，就立即派出骑兵攻击金明塞。天刚拂晓，李士彬在梦中惊醒，急令随从备马，随从故意牵弱马给他，这时夏兵已冲入塞门，在慌乱之中，李士彬父子逃走不脱，被党项部族的内应者执送元昊。号称“铁壁”的金明塞，就这样被元昊打破了。

取得金明塞后，元昊马不停蹄，在天授礼法延祚三年 (1040) 正月，率大军直压延州。当时正是冰雪封山的严寒冬季。延州城中只有守将卢守勤及部下数百人，卢守勤自知守不住，急向范雍求救。范雍令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和鄜延副总管刘平驰救。待刘平、石元孙二军赶到时天色已晚，就行至三川口以西10里扎营，待次日天明进城。

元昊得知刘、石二军在三川口西扎营，就派人伪装成宋军的“急脚子”(传递紧急命令的士卒)，假传范雍的命令，说是为了防止敌人混入军中进城，要刘平将队伍分成小股，分批进城。刘平得令，即调拨放行，当放至50队时，不见前面动静，欲找“急脚子”询问，却再也找不到，刘平心知中计，遂集合队伍，整队进发。

刘、石二军进至离延州5里地的五龙川时，忽听四面山上鼓角齐鸣，元昊军队漫山遍野，将刘平、石元孙二军和同时到达的黄德和等三军团团包围在元昊预设的包围圈中。夏、宋两军都以偃月阵相持，在一场厮杀中，刘平被夏军射中左耳右颈，主将一伤，宋军大怯。元昊乘日暮，挥师突袭宋军，宋军见势不可挡，只得退守西南山上，设栅寨固守。入夜，元昊两次派人挑战，宋军不答。元昊即麾骑从山后攻入，恰遇刘平、石元孙出来巡阵，被夏军擒获。

三川口一仗，元昊获得全胜，即进围延州。宋朝知延州范雍见夏军强盛不可敌，援兵又未到，束手无策，急得他只有跑到城南嘉岭山去求神保佑。元昊围城七日，适逢天降大雪，寒风骤起，夏军缺少御寒衣物，十分疲备，又听说宋朝援军已进入夏境，只得撤围而退。退兵途中，元昊乘势夺取塞门、安远、栲栳、黑水等寨。自此，宋夏边境横山以南至延州一线均被西夏所得，宋朝西北屏障尽失。

(二) 好水川之战：

三川口之役，宋军大败，宋朝将范雍撤职，换上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加上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组织对夏防务。为了解除对延州的威胁，宋朝出兵收复了金明塞。

但是，新上任的宋朝边帅对西夏的战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夏竦和范仲淹主守，认为应该步步为营，持久防御。韩琦则主攻，认为应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宋仁宗在西夏的军事胜利面前，却一改过去软弱求和的态度，而变为主动进攻，急于求成。他对范仲淹反对出兵的连上三章置之不理，反而命令韩琦和范仲淹同时出兵。

天授礼法延祚三年 (1040) 秋，元昊听说宋朝准备出兵，便点集人马向宋朝的镇戎军 (今宁夏固原) 发动攻势。镇戎军位于西夏南部通向宋朝的要道，元昊先派兵肃清镇戎军外围各砦，然后包围了镇戎军。这时，宋朝的安抚副使韩琦派环庆副总管任福带七千兵偷袭了延州以西，庆州以东的白豹城，并焚烧城上仓库、官衙，惨杀党项族居民。元昊闻听白豹城陷落，急忙领兵回救。

此时，宋朝的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鄜延路的主帅范仲淹，一面着力加强沿边防卫，在延州东北200里兴建青涧城，成为 “右可固延安之境，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的战略据点，又部署兵力，以东、中、西三路，占据险要，密布兵力; 一面派兵制止西夏军队的骚扰。这些措施，使得一度低落的宋军士气又高涨起来。元昊已经清楚地看到宋朝此次用兵确与以前不同，决不可轻视。就连西夏军中的士兵也互相告诫说：“今天小范老子 (指范仲淹) 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 (指范雍) 可欺啊!”此间，元昊又故伎重演，数次向韩琦和范仲淹“约和”，但都被识破，于是他决意再调大军与宋决战了。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春，元昊以10万之众，不顾风寒地冻，向宋军进攻。元昊此举，表面上直指宋朝的渭州(今甘肃平凉)，实际上是为了打击宋朝西线主帅韩琦率领的迳原路主力。因为当时范仲淹的防务周密有力，不易强攻取胜。

正在高平 (今宁夏固原北) 一带巡边的宋朝泾原路主帅韩琦，得悉元昊大军进入渭州境，已到怀远城 (今甘肃平凉以北)，急忙赶回镇戎军，调集1. 8万人马，由环庆总管任福和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带领，前去抵御。韩琦的部署是： 任福等军，必须直趋怀远寨向西到德胜寨，再向南到羊牧隆城。这一带堡寨林立，相距不过三、四十里，便于调拨粮饷，接济兵力，主要任务是在敌后迂回，可战则战，不战则伏，以逸待劳，等元昊退兵时，各军伏击，以求全胜。韩琦担心任福不受节制，再三叮嘱说：“此去如果违背我的安排，假便有功，也要杀你的头。”

元昊探知宋军已发，就命令夏军在羊牧隆城南，瓦亭川东山摆好阵势，另派一支队伍佯攻渭州，引诱宋军。当任福等军越过六盘山，到达笄头山西麓时，正遇夏军，一战之下，夏军败退，抛弃羊、马、骆驼，从笄头山南，沿好水川北岸，向西逃去。任福见夏军不堪打击，轻敌之心顿生，将韩琦的叮嘱抛诸脑后，当晚即进驻好水川，并与朱观等所率各支军队约定于次日两路并进，企图在好水川全歼夏军。

翌晨，宋军兵分两路，朱观等军在北，任福一军在南，被佯败的夏军所引诱，进入六盘山支脉的两川之中，全部陷入了元昊预先布置10万伏兵的包围圈内。

这时，任福等始知已经中了元昊的诱敌之计，立即调兵循好水川西行，寻找突围出路。宋军撤出六盘山，在距羊牧隆城5里处，从路旁拾得五六只木盒，内有响动声。任福心中惊奇，命士兵打开木盒，只见有百余只军鸽腾空而起，鸽哨发出尖历的哨声。还没等任福回过神来，忽见夏军已从四面山上冲杀下来，宋军见前无出路，后无退路，只好拼死应战。

元昊派另一支队伍围打朱观等军，自己亲率一军直攻任福。宋军已连续行军多日，人困马乏，又在惊疑之中突遭夏军围袭，交战至午时，已渐渐不支，各找出路突围。只见山头上树起夏军 “鲍老旗”一面，临阵指挥。宋军投东，夏军左伏起; 宋军向西，夏军右伏起，处处挨打，不得突围，有些宋军只得跳崖而死，尸体高积。夏军见围攻得胜，愈战愈勇。任福在乱军之中身中十余箭，见大势已去，后悔莫及，只得以手自扼咽喉而死。

元昊解决了任福一军之后，即带大军压向东面的宋军。朱观所带的宋军在夏军的围攻之中，本已十分勉强，见元昊大军砍杀过来，立时大乱。战至天黑，宋军只剩朱观所率本部千余人得以保全，其余诸将都死于乱军之中。元昊获大胜而退。

好水川一役，宋方损失惨重，当韩琦率领人马去迎接撤退下来的败兵时，行至半路，就被数千名阵亡将士的父母妻子所阻，他们手捧死者旧衣，提着纸钱，拥到韩琦马头之前，放声大哭道： “你们跟着招讨(指韩琦) 出征，今天招讨回来了，你们却都死了，你们的魂魄也能跟着招讨一起回来吗?”面对这种悲恸的情景，韩琦悲羞交加无言可答。

好水川之败，宋廷更加震惊，宋仁宗气急败坏，撤去夏竦的职务，将韩琦、范仲淹贬职调用。西夏军中则一片欢腾，元昊十分得意，他叫谋臣张元在界上寺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以此来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

(三) 定川砦之战：

元昊在好水川之战获得大胜后，急于求成，只经过短短几个月的休整，又点集军队，在天授礼法延祚四年 (1041) 七月，向宋朝发动进攻。元昊原计划先取麟州 (今陕西神木)，但被宋将高继宣招募黥配厢军2000人的清边军阻击，受挫而退。元昊转攻府州(今陕西府谷县)，又受到宋将张岊的奋力抵抗。在屡攻皆挫之下，元昊只好暂时罢兵。

宋廷方面，由于好水川之惨败，不得不放弃主攻速战的策略，仍然回到守策上来。宋庆历元年(1041)十月，宋仁宗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次年正月，宣布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分统各路军马。在这四路之中，知庆州的范仲淹在夏军中以“小范老子”出名，善于攻防，范仲淹还着力招抚本地党项 “熟户”的酋豪，使他们倾向于宋。韩琦和庞籍也注意修整防务，操练兵马。惟独环庆与秦风之间的泾原路是最薄弱的一环。知渭州王沿，品位虽高，但却不谙边事，不懂军事，又腐败无能。于是渭州就成为元昊第三次大规模进攻的矛头所指。

延祚五年 (1042) 闰九月，元昊接受国相张元的建议，确定了从西夏屯兵的天都山出发，南攻镇戎军，经渭州东南进入关中的军事行动方案。

元昊大军出动的消息传到渭州时，王沿十分着急，忙派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率兵阻击。这次元昊仍然施展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计策。他把葛怀敏所率的宋军引入定川砦，落入他布置的埋伏圈中。

就在葛怀敏军及后续军队进入定川砦的当晚，元昊就派出一支部队迂回到定川砦后面，烧毁砦后定川河上的木桥，截断宋军退路。又派兵在砦西阻断流入定川砦内的河道，切断宋军水源。这时，葛怀敏明知中计，却为时已晚。元昊已经率军沿葫芦河西岸，穿过褊江川、叶燮会，将葛军团团包围。至傍晚，元昊即以锐军冲击宋军。当时正好大风骤起，天昏地黑，飞沙走石，宋军十分恐怖，阵脚大乱。夏军趁天时之利，奋力冲击，宋军大溃，自相践踏，纷纷逃进定川砦。主将葛怀敏被士卒从乱军中救出，抬入砦中后才苏醒过来。

夜色笼罩的定川砦内，宋军将士惊魂未定，就见城外西北角火光照天，夏军士兵手持火把高声喊话：“你葛怀敏不是总管厅里点阵图的人吗?你就算是会指挥打仗的，也落入我们的包围之中，今天看你往哪里逃?”面对夏军的挑战，葛怀敏等束手无策，只有决定天亮后突围，退回镇戎军。

元昊早就在定川砦返回镇戎军的长城边上截断壕路，布设重兵。宋军在逃回镇戎军的路上，又落入夏军重围之中。在夏军的猛攻之下，宋军全部崩溃。葛怀敏等诸将无一生还，部下9000余人及马匹辎重全部被夏军俘获。

元昊又乘定川砦一仗胜利之势，接着挥鞭南下，直抵渭州，驰骋六、七百里，凯旋而归。在胜利的气氛之中，元昊以皇帝的身份，用“诏书”的形式，告谕宋朝的关中居民，狂妄地宣称： “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表示他与宋朝皇帝已经平起平坐了。

五、夏、宋议和

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役的胜利，是元昊称帝后短短四年中辉煌的战功，这三仗，使元昊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在中国北方，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局面也就确立起来。当然，战争给宋、夏两方人民造成的苦难是深重的。对西夏来说，由于战争，宋朝停止了榷场贸易和丰厚的“岁赐”，给党项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也使党项贵族暂时失去了一部分物质享受。连年征战，使西夏国内民穷财尽，人怨沸腾，从战争中俘获的财物尽归党项贵族，党项部众的厌战情绪日甚一日。史料上记载，战后的夏国已经是“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统治者由于战争胜利而发作的狂喜，掩盖不了西夏部众为了战争付出的血泪代价。党项族人民编了 “十不如”的歌谣来诅咒战争。战争也使元昊清楚地看到，西夏还是一个贫穷的小国，要想战胜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的宋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宋朝在陕西沿边各路布置的防务力量是难以全面突破的。于是，在三战取胜的有利形势下，元昊要寻求和平的可能了。因为和平对于元昊和西夏，无论在当时或在日后，都是有利的。

宋朝军队在这三次战争中充分暴露了薄弱和混乱，宋廷在对西夏的军事策略上反复变化，也暴露了政治上的昏庸和无能。宋仁宗对夏国在西北的崛起无可奈何，只好承认西夏的合法存在。

夏和宋的和议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达成了。

在夏与宋交涉的过程中，辽的态度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宋、辽、夏三方鼎立，各自都利用另外两方的对立和矛盾来保存自己，扩大自己。辽看到宋方连战失败的情况，觉得有机可乘，便向宋敲诈，辽方借口辽与夏有“甥舅之亲”，宋对夏开战，为何不预先告知辽，还指责宋在与辽的边境上有挑衅破盟之意，向宋提出了割让晋阳 (今山西太原市)和瓦桥关以南10县地方的要求。宋仁宗本来已经被西夏的问题开得非常头疼，再被辽这么一吓唬，马上就同意每年在交纳30万岁币的旧额之外，增纳银10万两，绢10万匹，来满足辽的无理要求。元昊看到辽方未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二十万两匹的好处，十分生气，觉得辽方明明是分享了自己胜利的果实。加上辽与夏发生了争夺领属部族的纠纷，双方关系紧张起来。这也促使元昊加速与宋媾和，以免处境孤立。

夏、宋之间的议和交涉活动时继时续地进行着，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未停止。和议的最后达成是在天授礼法延祚七年 (1044) 五月。

夏、宋议和的内容，主要有：

1. 领土。西夏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但经宋方反对而取消。

2. 岁币。西夏要求每岁赐予之数至30万，经过一番争执，宋朝同意每岁25万5千(包括银、绢、茶)。

3. 贸易。宋朝允许恢复榷场，同意西夏使人在京城馆驿从事买卖。

4. 青盐。西夏要求宋朝撤消青盐内销的禁令，宋未同意。

5. 称号。元昊初称宋为“东朝”而自居“西朝”，称宋帝为父，自称男而不称臣，国号大夏，自用年号，都是力图保持独立的地位。宋朝对此坚持不让，后来元昊改为在文书上称 “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男”是以父子关系对称，“邦泥定国”是西夏自称白高国的党项语称，“兀卒”是元昊在国内的自称，汉语是 “青天子”之意。“曩霄”是元昊自改的名字。

最后，元昊用 “夏国主” 的名义向宋称臣，并随送 “誓表”接议和。至此，夏、宋议和告一段落，宋朝用每年25万5千的代价买得了元昊的誓表称臣。

六、狼烟又起

夏与辽之间表面上的 “甥舅之亲”逐渐冷落，终于在天授礼法延祚七年 (1044) 十月，双方关系破裂，爆发了战争。

一个月前，辽兴宗就点集了军队，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为先锋。正在发兵之时，国内发生了骚动，实是元昊派人偷入辽境，焚毁辽军粮草，造成恐慌，拖延辽朝发兵。稍经整顿后，辽兴宗就亲率骑兵10万，重元带骑兵七千，萧惠领骑兵6万，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夏、辽之间，以黄河相隔，无城堡可守。辽军入夏境后，长驱直入400里，未受阻挡。辽兴宗将大军驻扎在得胜寺南壁，待机而发。辽北路军萧惠探知元昊大军屯聚在贺兰山北，辽兴宗即派兵前往掩杀。元昊闻讯迎战，但抵挡不住，溃退下来。忙派人到辽军向辽兴宗奉表请罪，以为缓兵之计。

当元昊来到辽兴宗驻扎的河曲 (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 进谒辽兴宗时，辽军营中严兵暗伏，杀气萧肃。元昊只好一再表示诚意，连连称罪。在鼓乐声中，元昊亲奉巵酒为辽兴宗祝寿，并折箭为誓。辽兴宗也回赐元昊酒，许其改过自新。一场战争似乎就要烟消云散了，谁知又起波折。

正当辽兴宗要班师回朝时，韩国王却提出反对，他说：“元昊已经忘却了我们辽国对他们的世恩，所以萌发了反叛的奸计。今天皇帝御驾亲征，大军齐集，是老天给我们的好机会，如果我们不乘此消灭他，将后悔莫及。现在既然已经集合了兵马，就应该加紧讨伐，千万不可允许议和。”而且，萧惠在辽兴宗尚未决定时，就出动兵马向元昊发动了进攻。元昊指挥夏军接了几仗，都取得了胜利，但看到辽军不见减少，反而不断增援，不禁心中惊讶。于是命令夏军连退三阵，以避辽军锋芒，每撤30里，即令兵卒烧尽野草，使百里之地，尽成赭色。辽军虽有进展，但却无粮无草，无法再战。辽兴宗看此情景，才答应与元昊讲和。

这时，元昊看到辽军人困马乏，进退两难，却故意拖延时日，不肯立即议和。元昊估计辽军已经疲惫不堪，就下令突袭萧惠大营。不料辽军势众，一时不能攻克，元昊只好领兵退向河西。萧惠见夏军败退，急命先锋从左右两翼钳夹，元昊连忙领兵突围，正在危急之时，老天爷帮了大忙，突然刮起大风，沙尘飞扬，辽军连眼都睁不开，纷纷夺路而逃，阵中大乱。而西夏军因久习风沙，不畏天暗尘扬，元昊见势，即点集队伍，向辽军德胜寺南壁大营猛攻。辽军顿时大溃，辽兴宗仅得数骑保驾逃出，夏军又攻破辽军数营，得军器辎重无数。

元昊在河曲德胜寺南壁一仗取得大胜之后，就“胜中求和”，立刻遣使与辽谈判。因为元昊知道自己的实力终究是不如辽朝的，如果双方长久处于战争状态，对自己很不利，所以他很明智地决定以和为结局，由于自己居胜利的一方，谈判起来就更加有利。他还破例地免除对被俘的辽国驸马萧胡覩施用“劓鼻”之刑，而且释放回辽。对元昊来说，南壁之战取胜的成果，主要在于使辽朝正视西夏的军事实力，承认西夏的政治独立。

七、身死宫闱

1044年，元昊已经42岁，这一年是元昊一生中相当紧张的一年，他要同时对付北方另外的二强： 辽和宋。在多次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从而巩固了西夏政权的自立，在党项族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1044年以后，夏与宋、辽虽然又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战争，但基本上处于和平的状态。

元昊在位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曾采取各种措施，达到专制集权的目的。元昊在战场上表现了威武神奇，足智多谋的本领，但他本性“凶鸷、猜忍”时常表现出来。他是党项族的开国皇帝，又是一个凶残的暴君。为了排除异己，防止外戚篡权，他实行“峻诛杀”的政策，对卫慕氏家族大加杀戮，决不因卫慕氏是皇太后的家族而得到轻饶。他曾经从善如流，延揽人才，对从宋朝叛逃过来的书生张元和吴昊加以重用，甚至委以“国相”之职，为他的称帝建业出力。但他也由于猜忌和多疑，中了宋朝的离间计，杀掉了能征惯战，被宋朝边帅恨之入骨的野利仁荣和遇乞兄弟，虽然他们是元昊野利后的兄长，也没幸免。

元昊称帝之后，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根据史籍的记载，元昊的妻室(后妃)有8人之多。元昊最先娶的卫慕氏，是其母舅之女，幼年失孤，由元昊生母皇太后抚育，年长被元昊纳为妃。元昊因卫慕山喜谋叛，鸩杀生母，诛灭卫慕族人，卫慕氏出面规劝，元昊非但不听，反将身怀六甲的卫慕氏幽禁，不久生下一子，被野利氏妬而进谗，说孩子貌似他人，元昊一怒之下，竟把卫慕氏母子都杀死。

元昊最宠野利氏，曾封为宪成皇后。野利氏美貌妖艳，元昊对她又宠又惧，曾下令任何人不准戴野利氏喜用的金丝编织的“起云冠”，后来野利仁荣兄弟被杀，野利后也被囚居别宫，逐渐失宠。

出于党项大族的没